中国著名宪政学者蔡定剑于今年11月22日逝世，享年五十四岁。中国媒体评价蔡定剑时指出，蔡定剑是中国村民自治、人大制度、公众参与、反就业歧视等领域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

蔡定剑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呼吁完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专门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更加细化和完善选举程序。蔡定剑认为，中国宪政之路的精髓在于保护公众权益。他曾说，民权是有温度有表情的，它关乎普通民众的一喜一哀，一粥一饭，一屋一宇。蔡定剑直面社会矛盾，从公民社会培育到透明政府建设，从官员财产申报到城市拆迁之痛，从网络反腐到反就业歧视，他不断地写、反复地谈。同时，他还推动参与四川罗江和雅安、上海闵行区等多处地方政改。有同行评论他说，虽然他被视作温和的改革派，然而蔡定剑立场鲜明，笔锋犀利，言辞颇有棱角，从不忌讳向官员腐败与膨胀失度的政府权力投出利刃。

在今天的关注中国专题节目时间，我们请北京自由撰稿人，国际公司的咨询师段若石谈谈他对蔡定剑的看法。

段若石，你好！你是怎么认识蔡定剑的？

我见过他几次，第一次是陪着一位英国的学者，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个人去采访他，让他谈谈关于农村民主选举问题，涉及到农民的维权问题。此前只是听说过蔡定剑，看过他几本书，比如“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这本书在法学界影响比较大， 他做的实际事情也比较多。

那本书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这本书写得很系统，有点像俞可平写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蔡定剑讲民主的方式同别人讲的不一样，别人只讲民主怎么怎么好，要实行民主，而蔡定剑是从一个实用的角度讲民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讲，这对中国领导人有些启发。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国情下面应该怎样运用民主的手段来推进社会的进步，而不是提出一些空喊的口号。

他是不是提出的是一些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对，他说的民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他举出好多具体的例子说中国应该怎么改革，推进社会进步，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的一些想法更具有操作性。所以学术界包括政府官员，这么多年都容忍他的存在。要不然像他这样的人，早就容不下他了。

当时你第一次见到他时，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他已经患病了吗？

对，当时他身体已经不好了，说话声音非常微弱。但是我还不知道他已经有癌症了。采访他时，他说他在政法大学做一些研究工作。他谈了中国的一些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是如何生存的，他讲了一些具体办法。他讲到他们的研究所如何维权，替农民打官司等。因为NGO在中国政府眼里是不太受欢迎的，讲到这些NGO如何生存时，他说很多民间研究所是挂靠到大学里面，大学就如一个庇护伞一样，因此就不用到民政部门和公安局去登记。很多大学都有这样的研究所，北大也有，北大后来还关掉一个研究所。他还讲到他们的一些生存方法很有意思，他还讲到民主宪政的问题。按照宪法推行一些民主。 他谈得很实际，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操作性和建设性。

不是泛泛的空的口号。

对，不是，也不是哗众取宠和标新立异。现在很多学者都是标新立异，弄出很多古怪的理论，玩一些稀奇古怪的谁也听不懂的单词，显得很有学问。他不是，他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他还是影响挺大的。蔡定剑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当时政法大学的校长非常喜欢他。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是去年，我陪一位加拿大的外交官，一位退休的外交官，原来在北京是政务参赞。回去以后在加拿大外交部做研究工作。他要写一本外交官手册，给加拿大外交官介绍各国情况，包括中国的民主宪政，包括农村的改革，农村村委会选举等。农民维权问题和社会问题等。我因此建议他采访蔡定剑先生，因为蔡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也帮他找过别的专家，但是空谈的多，泛泛地谈。 但是当时约蔡定剑非常不容易，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后来很不容易约他出来了。这次蔡定剑觉得有点悲哀，他觉得最近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他觉得有些事情处理不当，而且他觉得在学术界有一些很不好的风气。原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这样的被称为是中国的脊梁，不受富贵和官位各方面的影响和吸引，而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主张的。但是这几年的形势变了。本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面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像他这样的积极主张改革的这样一派人还有比如于建嵘等这样的人很多的。这些人同政府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采取说理的态度，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说他们这个圈子逐渐的萎缩了。中国那些为老百姓呼吁的人慢慢都屈服于当权的人，为了自己生存，变得越来越现实了。有的是当了官了，有的当了政协委员，地位稍微有点变化，就开始为政府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找一些法理依据，找一些合理性。非常可笑的是，比如社科院马列所，政治所，经济所，有些人我曾经采访过他们，后来他们的观点都变了，这是挺可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虽然人不多，影响还是很大的，现在越来越屈服于现实主义的压力。他们说，中国现在多好啊，中国的民主不能通过西方那种形式。有人说，中国的民主是靠政府的政策来调节的，比如进行民意测验，政府部门做一些调查，回来后写个报告，政府就出台某一种政策，如条例或者暂行办法，这些都可代替法律。外加各地政府做各种调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民主。另外就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喜欢标新立异，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人捉摸不透。不知道他的思想的主旨是什么。大家也知道存在决定意识，人的生活环境和地位以及工作环境，如果不断灌输这些东西或者影响你的话，你的观点就会变。包括很多社科院的学者很多学者他们转变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