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一、为什么要研究香港？
前面说过，上海的GDP单产只有香港的1/6。而海南更可怜，GDP单产大约只有香港的1/300。差距太大，在未来的60年、或者100年都不见得能赶得上。这样的差距是不能原谅的，大陆不能再自欺欺人、夜郎自大。它体现了大陆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资源管理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看清差距，是缩小差距的前提；激发羞耻心，是激发进取心的前提。我们研究香港的目的，原因很简单：希望这样的研究，能够造福内地十几亿人。
自从人类从地球出现，人类从来没有停止对一个问题的探索：如何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更高地提升人的福祉？比如说：在在单位面积上，如何收获更多的谷物？如何产出更多的财富？如何创造更多的幸福？举例来说，中国一位广受尊敬的科学家——袁隆平，就是这么做的：他把自己毕生精力，用于提高水稻的单产，希望同样的面积能够收获更多的粮食，让中国告别饥饿。几十年前的一天，他在野外发现了几株野生稻，它们秆高、穗长、粒大，扎根的一片“巴掌大”的地块上，袁先生欣喜万分，意识到自己找到了宝贝、找到一种全新的高产水稻品种，认准这个发现的大面积应用，将能彻底改造国内常规水稻低产田状态、改变中国几亿亩水稻田那种广种薄收的状态。在此后几十年的日子，袁先生专注于做一件事：把这个巴掌大地块上的丰产，尽可能多地复制到全国的水稻田里（当然，这里面包含着复杂的技术处理）。他的努力获得了成效。此后，中国水稻亩产量平均增产了3倍左右。袁的技术贡献，避免了崔琦父母那样的悲剧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发生。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在一块“巴掌大”的地块上发现了“丰产作物”是不够的。接下去怎么办？大面积复制它！使更多人能够享受这样的丰收。各位：香港，显然就是这样的一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巴掌大”丰产地块呀！如果说，袁隆平能够让中国水稻单产增加3倍，那么，复制香港，对中国单位GDP的增产影响将会可能是20倍；如果说袁隆平的丰产试验仅仅只能影响于水稻田，那么复制香港经验，却能影响内地每一个省、县、乡，能够影响每一块平原、丘陵、甚至沙漠，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潜力与繁荣前景将无可限量；如果说袁隆平为得到一块水稻丰产的标本需要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那么，我们需要的这个标本可是睁眼可见、唾手可得；如果说几年前，袁老家的一位副省长评估“袁隆平带来的经济贡献是1000亿”这个说法是可信的，那么我要说：用好香港经验，给内地带来的价值会超过10000个袁隆平；袁隆平的实验还在继续，而对香港这么宝贵的一块试验田，我们有什么道理继续无视它、甚至强硬拒绝它？
在本系列文章的上一篇里，我们见识了香港的独特、繁荣，和神奇。可香港毕竟太小太小。套用用李清照的话说：香港是一只负荷有限的“蚱蜢舟”，载不动十三亿人，共享繁荣。我们能做的，只是复制繁荣。可是，面对香港这个好榜样，我们要复制、借鉴它的哪些方面呢？
二、香港的繁荣的原因在哪里？
在30年前，香港就以其活跃的经济表现排进“亚洲四小龙”之列。所以，香港的繁荣既不能归结于97后得到大陆政府的财政支持，也不能捏造说97前英国政府从伦敦拿了大钱过来，对香港给予了慷慨补贴。另外，还有人认为香港地理位置天然就好，有深水良港，有助于廉价的货运，和贸易的展开。这也不能说明问题。比如以色列，它能在贫瘠的沙漠里，创造一份与香港一样、让世人瞠目结舌的繁荣。相反，条件优越却萧条的例子，是前面说过的、那个高度荒芜了几十年的海南岛，它在硬件和资源上一点也不比香港差，而是好很多。
香港繁荣的原因，我不准备自己来总结，因为结论是现成的。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发表了演讲，说“一国两制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间接承认了香港制度好；我还注意到梁爱诗这样的香港政界人士、陈志武这样活跃在世界经济研究前沿的经济学家、活跃在世界一线传媒上的观察家，也都一致同意：香港繁荣，靠的是制度，尤其是法治框架。我认同这个结论。要我说：在经济、学术、民生、言论环境等领域，内地和香港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是“一国”内，两种“制度”的差异所导致出的差异；是“一国两制”中的“香港这一制”保全了香港繁荣，避免了香港坍塌。如果这一制撤销，用“大陆这一制”顶上，那么，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就会瞬间摔得粉碎，香港的繁荣立刻就会灰飞烟灭。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对于大陆的制度，香港人显然是恐惧的。当年在97临近、大陆部署香港回归的时候，港人潮水般撤离香港，如惊弓之鸟，亡命天涯。邓小平看出情况不对，反复向港人喊话：一国两制，咱们搞一国两制！你们马照跑，舞照跳！才避免了港人更大规模的逃亡、和香港的瞬间崩溃——这就是温家宝说的“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可即便这样，四十万多没信心的港人还是在那时节走掉了——这个数据是CCTV的新闻联播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专栏节目里报道过的。更多的人们在留港察看北京方面兑现承诺的诚意。这反映了对港人对英国制度的迷恋和信赖。这无疑是中国的悲伤和羞耻：一群失散多年的浪子，要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时候，他们内心不是喜悦，而是忧愁，是惊恐。他们没安全感，他们怕得要命。宁愿继续流浪在外，宁愿远远地躲在一个离“祖国母亲怀抱”千万里的地方，落籍其它英联邦国家。港人视回家的路为畏途，生怕踏上的是一条死路。
既然那么多精英都承认香港的繁荣和成功，是实践英国人的法治传统造就的。那么，法治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怎样把香港这么一块曾经布满礁石的荒凉之地“点石成金”的？这个制度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
三、香港的繁荣的关键：安全框架
我认为两个字：安全；我把这种安全命名为“框架安全”。说英国人给港人带来的这种“框架安全”制度的时候，不得不先介绍一下这一制度在英国诞生的简单背景。在距今950年前，一个武装部队漂洋过海登上了英格兰岛，夺取了对该岛的统治权。这个行动的首领，是现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任国王。那时候，英国国王和天下所有的国王一样，都组建了军队，且军队“武装到牙齿”。一旦发威，国王对人民的撕咬与伤害，要远超过豺狼虎豹。与此相对应，是害怕国王随时可能张开血盆大口胡乱开咬的众多臣民，他们内心充满不安，他们为自己人身、生命、财产缺乏安全保障而发愁。尤其是一些钱多的英国人，不断对天发问：在强大的国王面前，如何避免自己的财产被抢？如何避免泛滥无度的增税？如何避免自家的宝贝闺女被粗鲁地扔到国王的床上？如何避免不清不楚地被囚和被杀？……这是一个大大的难题，人民苦苦寻找的它的解。大约在距今800年前，英国平民动手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实验：实验目的，不是消灭国王，而是要他们的“人中之王”不能像“百兽之王”那样随便咬人，人民要求与他们的王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要求“王在法下”。实验的结果促成了《自由大宪章》的订立。这个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意图约束王权的实验，是一部“驯兽记”。“驯兽”的过程漫长曲折，经历了反复、充满了血泪。应该说：人民胜利了，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安全。辛苦挣来的财富安全了，少女的贞洁保全了，一切都趋向安全了。
那么：是国王输了吗？不。国王也没有输。这是一个双赢结果：包括国王和他的家族也是大大的赢家。王室后来一定惊喜发现了：当初，国王失去的一些权力的时候曾经如同割肉一样极其痛苦、极不情愿；但事实证明，英国国王从中得到的回报，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更多！包括中国那个著名的、想让自己的皇室家族从一世延续到二世、三世、十世、二十世……最后却二世而亡的秦始皇。秦始皇梦寐以求却不可得的，英国王室实现了它。何以见得呢？你看：“打天下”的威廉皇帝以“太祖”身份创立起这个大英王朝的的年份，正是大宋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时期，宋朝第五位皇位继承人英宗刚刚登基。可是今天，赵匡胤建立的那个王朝在哪里？早就灰飞烟灭了吧？宋之后，又经历了元、明、清等等多轮翻台。这些王朝，都是被缺乏安全感的人民所掀翻。几次翻台，血腥无比，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为此付出了很多亿条的人命代价。相比而言，英国算是“河清海宴”。而直到今天，威廉皇帝的子孙后代依然还坐在950年前的祖先遗留的那把旧椅子上。显然：英国王室的寿命，比中国的宋+元+明+清等等几个王朝的寿命之和还要长。尽管我们都知道：英国王室今天是很容易推翻的，容易得类似于赶走一只猫、容易得只需要人民的一纸决议。但现在的情况是：英国人已经懒得推翻它了。当年，人们无法容忍身边有一只的虎；今天，人们已不介意脚旁有一只猫。
这个故事对人类有很多启示，限于篇幅这儿不能展开来写。大约可以说：王保障的他治下的人民安全，不挑衅民，那么民就没有兴趣掀翻那个王，双方都相安无事。真的应了中国一句古话：退一步海阔天空。王对民的让步，没有因为失去部分权力让自己处境更危险，相反，却把自己带到了一个真正安全的境地。是“法治”、是一代代的国王（或者女王）甘愿守法的自觉，挽救了英国王朝。否则，英王朝不会延续至今，会和它的前朝一样短寿，早就淹没在历史的沙尘中，宫阙成土。可见，中国另外一句古话“吃亏就是占便宜”也说得极是。
各位：我一直没有忘记本文的主题：阐述英国人带给香港繁荣的制度，探索其发挥作用的机理。结论是：“框架安全”的机制发挥了作用。我认为：英国《大宪章》的签署，意味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安全框架”这样一项发明的问世。我认为：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一项发明，没有“之一”。尽管它的技术含量似乎不高。这种不见形状的“软发明”问世，标志着一种先进文明的诞生，免除了很多的仇杀，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幸福。从此，人类的治理文明分成两种：一种是给大众基本安全的框架；一种是基本不安全的框架。
四、没有安全框架，繁荣就无法生根
我认为，“安全框架”发明和运用的重大意义，一直被人们严重低估。在它发明八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异常清晰地看到：人类绝大多数的经济繁荣、学术繁荣的地方，都在这种文明覆盖的范围内发生的。香港的繁荣不过是例证之一。不信的话，你看看今天我们身边的汽车电视等等在内的、这些给人类带来舒适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物件，其发明人所属国家，是不是处在这种框架里？你看看今天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榜单上，那些人均纯收入最高、人均诺贝尔奖得奖最多、幸福指数高的国家，是不是处在这种框架里？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安全框架下的人民，显得“更能干、更肯干、更聪明”。而不安全框架下的人民，显得慵懒、无精打采、似乎更愚笨些。我认为“安全框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繁荣的前提条件，不可缺少。打个比方：繁荣的产生，类似于一个禽类的破壳而出。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一个类似于“三十八度的恒温”的外部环境，对幼禽的诞生的具有关键作用。有这样的环境，一大批毛茸茸的小生命就能蛋壳里蹦出，给这个世界增加一些喧闹和生机；缺乏这个条件，再优良的种蛋——哪怕是珍稀的龙蛋和凤凰蛋，最终都与一块冰冷的石头无异。这种地方一片死寂，一切无从谈起。
五、相比而言，中国现行制度恐怕要比英国落后八百年
中国是“不安全框架下的人民，其表现为什么糟糕”的典型案例。从中国历史看，即使一个人有能力在经济领域成为巨富、在学术领域成为巨匠，即使他成功拿出了成果，他也难有好果子吃：他平庸一点还好，一旦露头就会被人惦记，打压随时会降临。他的财产、他的学术思想，都容易被瞬间摧毁，甚至还有牢狱之灾、灭顶之灾——只要国王和权贵看他不顺眼。既然在中国发展的风险这么大，谁还疯了去拼命创造财富、研究学问呢？攀附权贵、寻找靠山才是识时务、才是正道。巨富与思想，不能给它的创造者带来幸福，却经常成为权贵狙击的靶心。
所以在中国，一方面，人民只能压抑自己创造的能力，安贫乐道；另一方面，官府毫无理由地在一些利润丰厚行业设卡，阻挡民间商人的准入。历史上，像范蠡这样睿智的商圣，深知“王是老虎”的道理，后半生一直在一个远离王的地方隐居，以期避开王的伤害；他两三次成了富甲天下的首富，又两三次把财富散尽，因为怕招来杀身之祸。如果说：中国过去的王权有可能会对每个省、府、县的前三名的富人展开打击的话，那么，到毛泽东统治时代，问题就更恐怖了：他对每个村的前三名富人展开打击，谁富灭谁，谁思想另类就灭谁。很多时候包括了对肉体的灭。所以他统治下，国人普遍都穷，科技也荒芜。邓小平感慨“中国人穷了几千年”。是什么原因？是可伶的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政府变态的环境里，不敢富、富裕得不到安全保障呀！所以，“贫穷自在，富贵多灾”一直是中国最有智慧的一批人保身的信条。这句话，也是人民对王权不受约束、胡作非为，表达的无奈和哀伤，体现的是在一个“不安全的框架”里，人民的悲苦。而香港之所以出现了一大堆的“李嘉诚”，是因为这个地方覆盖在新框架之下，人们能够富得安全，无论港督还是英国国王，都抢不走。可见：法治有多重要、对权力约束有重要。只有当一个人确信自己的劳动的成果不会被人掠走、确信能够公平地进入市场、公平地参与竞争，这时候，人民才不再缩手缩脚、才愿意大展身手、好好奋斗。这样的社会，才能够繁荣；这样社会里的人民，就容易获得成功。
◆占中国的万分之一的香港：经济生机勃勃、学术硕果累累、社会井然有序、福利保障完善、申请居留权的外埠人排成长队……
◆占中国的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内地：经济不值一谈、学术凋零不堪、民生朝不保夕、国民收入忝居全球富裕榜后列、等待移民的人排成长队……
以上迥然的区别，分别发生于安全框架，和不安全框架。两种框架，两种表现。对中国来说，香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试验样本，踏破铁鞋再难觅。它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华人在一种先进制度的治理下，到底能表现得有多卓越？中国现行制度与香港现行制度比较，哪个才是真正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
英国的制度在香港的实验，其结果不应该让我们沮丧，恰恰应该让我们欣慰。这个实验让我们心里有底：中国人未来值得乐观！中华民族一定能笑傲世界民族之林！只要我们努力达成一个前提条件：早日接纳和拥抱这种制度文明。
今天，我们遗憾地看到：与英国创造的那种文明比较，中国内地落后了几百年。因为很明显，中国内地还处在宋代、处在统治者最高权力不被人民约束的陈旧文明里。而英国人在香港，推行的是先进文明、架设的是一种让人安全的框架。因为这种安全，全球资本，愿意投到香港，人才，愿意扎根香港。香港领土的曾经被掠夺，在不幸中也有万幸：既有殖民的丑陋，也有建设的美丽；香港人遭了祸，也得了福。作为极少数最先从法治文明中受益的“一小撮”中国人，才会对这种文明如此迷恋，不愿割舍。即使千万里，也要追随。
2010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