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浙江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长钱云会之死成了中国有良知者的心头之痛。这痛，完全来自于这个生命消失的原因。官府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谋杀一个无辜的国民，这种暴政让每个人都看到了生存环境的危险，看到了个体在权力面前的无助与渺小。环视今日世界，除了与中国同为暴政俱乐部成员的北韩等少数国家之外，还有哪个政权能够以国家的名义如此谋杀国民？
“村长怎成轮下人”（http://view.news.qq.com/zt2010/qyh/index.htm）这组报道已详细叙述了这一国家谋杀的前因后果。我现在只想探究一点，在各地的农民领袖当中，钱云会的命运究竟是个别还是普遍？
毫无疑问，钱云会之死展现了中国现实极为阴暗的一面：中国农村几千年以来从未象今天这样处于毫无自保能力的状态，农村的任何资源，无论是土地、河流、山川，还是古迹，只要官府觉得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就可以用国家名义强征。只要官府觉得在某农村兴建高污染的工业区能给当地贡献GDP，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否被污染，污染对农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何种影响，当局基本不予考虑。钱云会所在的浙江省，据国土局网站的一份编码为200631792541925.xls表格，仅在2006年就发生300起村民因征地而起的纠纷。
但中国城市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大量被夺去土地的农民无处可去；因土地被严重污染而难以生存的农民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他们不仅无处可去，还不得不忍受污染的严重危害。被逼至生存绝境的农民不得不起而反抗，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反抗中，一些农民领袖就脱颖而出。这些乡土社会的农民领袖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保卫土地而战，一类是为保卫环境而战，有一段时期中国一些媒体将这类人称之为“环境卫士”。前者是为了保护家园不被褫夺，后者是为了挽救正在沦陷为污染之地的乡土。由于他们的反抗一般都有很具体的指向，比如某个利益集团，以及利益集团后面的地方政府，所以他们的反抗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作为领袖人物的农民个人命运都极其悲惨。
陕西省榆林市城外的三岔湾的农民领袖高拉定，为了保护5000多亩赖以生存的耕地，从1999年开始率领3600多位村民与榆林市政府进行了长期抗争，2004年终于遭到地方当局的血腥镇压、村民死伤数人，高拉定等27位村民被诬以“聚众围攻政府罪”判刑。四川自贡维权人士刘正有的命运更是为人熟知。自1993年自贡市政府为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而征去刘所在村庄的土地之后，刘正有与他的1300多名乡亲通过媒体呼吁与法律上诉等一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抗争，最后却被地方当局以“涉嫌社保诈骗”的罪名投入监狱。曾被媒体与环保组织称之为“太湖卫士”的吴立红，也被地方当局诬之“以环保的名义敲诈勒索”陷狱。曾在2008年春天为黑龙江佳木斯富锦失地农民维权的杨春林，被当局以“勾结海外反华势力、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系狱。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如果在冷兵器时代，我相信在每年十余万起社会抗争中必将涌现陈胜、吴广、李自成等杰出的领袖人物。但目前由于政府的镇压力量与民间反抗力量拥有的武力极其不对称，这些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农民领袖的不屈反抗，在近期内很可能只能成为铺就漫长反抗之路的石头与细沙。
这种势力极不对称的狼羊状态，农民并非没有认识到，湖南农民领袖倪明就认为，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非农民们没有反抗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在那篇《时势论》的政论文中称：“余闻崇祯之世，官贪府污，今似而过之，民视官为虎，官以民为肉，有水火不容之势。若陈吴再世，揭竿可以为旗，斩木可以为兵，未偿不举水浒之义。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故高俅童贯之流仍窃其位。……民怒弥天，恨声载道，倘得古矛长戟可以为用，则高、童头颅不知已抛几许矣”。
正如推友@uponsnow所指出的那样，钱云会被权力公然谋杀，是在“王权下乡、自治沦丧、伦理失范三者同时发生”时才会产生的恶性事件。这个汲天下之财以自养的政府，在掠夺民财与公共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民众的绝地反抗，如今堕落到公然采用黑社会手段谋杀反抗者，其合法性必然会受到国民的质疑。
古语云：“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高压维稳的张力总有到达极限的一刻。我相信，只要钱云会之死这类事件频繁发生，维稳链条总会在一个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的节点断裂。目前，底层社会借用毛泽东这个政治符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些行动释放的社会信号极其明确。记得曾有一句话：一百万个零虽然只是零的集合，但如果在其前面加上一个“1”，这个数字就有了意义。数以上亿计的失地农民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零的集合”，历史将会在合适的时机在这些堆积的零的前头加上一个“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