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从1949年以后，中共就垄断了全体民众的话语权和思想权。从政治、经济，到文艺、体育，甚至生儿育女，种庄稼，养牲畜，一切是非曲直，乃至具体的作法都全由党国思考，全由党国说了算。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更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脑袋就代替了全体大陆民众的思想，任何人都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规规矩矩做毛的奴隶或奴才。如不按此办理，轻者是“政治思想落后”，重则就是反党、“反革命”了。所以那时任何人都不允许有一点不同的见解。明知是错误的、荒唐的事，只要老毛说是对的，就得坚决支持，热烈拥护，外加一个劲的瞎歌颂，乱吹捧。反之只要老毛说是错的，大家就得一个劲的加以“批判”（实则是乱骂）。任何人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没有。你不跟着骂，跟着去“批判”，就是“思想反动”，就是“罪恶”。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时连古人也要遭殃。本来与毛泽东、与党国利害“八竿子都挨不着边”的清代人武训，宋朝人宋江，春秋时期的孔子也会成为政治大批判的“革命对象”。这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恐怖手段，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它在毛年代对禁锢和奴化全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是毛泽东极权专制统治人民、震慑民众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正如语云“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样一来也使一些中共本来不想让、不愿让民众知道的事，或民众原本还不知道的事，由于要批判它不得不提起，如此一来反而让民众知道了这些所谓的负面信息。造成了所谓的“负面影响”。
本人当年就有这样亲身的体验。我对他们的“大批判”文章往往就情有独钟，但我从不看其批判文，而是去看他引用的被批判的“反面教材”的原文。因此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批判胡适，七十年代“批林批孔”中都增加了不少知识。像我这样的“反动份子”，在中国肯定还大有人在。当然也有上当的时候。例如他们硬说胡适说过：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直到十多年前我才知道胡适的原话根本不是这样。由此可见党国“洗脑”技巧之高超，也可见在一个封闭国家内的人民是如何难逃被“洗脑”的命运。
毛泽东死后，特别到了后邓时期，邓小平便对一切政治异议采取了一种“封杀战术”。此“战术”就是将一切政治异议极力加以淡化，或加以封锁、屏蔽，尽量不让民众知道。或者以所谓“不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借口，实则是强令民众“休谈国事”。邓大人允许你们去做生意，去捞钱，你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准对“我党”的统治说三道四。于是也就不再大张旗鼓地搞什么批判，只把你封堵死、屏蔽掉，让你不为人知道就行了。邓小平这样作，既有其聪明的一面，也有其无奈与“苦衷”。他在上台以后也曾经发动过诸如批判西单民主墙，批白桦的电影《苦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之类的政治大批判运动。无奈毛泽东已把中共在民众中的政治信誉过度地“消费”殆尽了。例如今天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过一阵子又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写入了宪法的“我党”的接班人，过不了多久又成了反革命野心家、卖国贼。如此颠来倒去，谁知你哪一句是算数的？因此根本就没什么人相信他们的那一套说教了。所以到了后来他们去一批判，在民间招来的反而是对被批判对象的认可和同情，对批判说教者则报之以一派的调侃与嘲讽。因而往往效果适得其反，无异于给被批判者打免费大广告。民间称之为“越批越红”。把毛泽东暴政年代动辄将人“批倒批臭”，予以彻底地颠覆了，真是“三十年河东转河西”。
尤其在互联网络“飞入寻常百姓家”后，官方的“舆论一律”，一切由新华社、“两报一刊”说了算的局面变得更难以维持。网民个个在网上都可以独立“作战”，人自为战。一台电脑，一个信箱，一个QQ号，现在甚至一个手机，就可以成为一个言论平台。根本无须中宣部审查，“毒草”就“放”出来了，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官控的舆论，与民间舆论形成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2008年杨佳杀警事件发生后，网上一边倒地支持杨佳，甚至称其为“大侠”，使官方惊惧莫名，远远超过了这一事件的本身。几年前一家公司老总被“双规”，其情妇刘燕带了几个“哥们”直入“双规”场所将该老总救出，欲远走高飞，未果而途中被擒。于是官方将此事置于某大网站之顶，自然是想借网民的“口水”羞辱刘燕，把她“批臭”。岂料网民反一边倒地称赞刘燕：“谁说二奶都贪财，也有真情真意者”、“刘燕比那些狗官强多了”，甚至有人跟帖“有情有义好刘燕，感动中国第一人”。弄得官方哭笑不得只好尴尬收场。我并不是要支持杨佳、刘燕的行为，但这却反映出了广大网民对贪腐黑暗、不公不义的社会现实，强烈的逆反心理。
在这样的民心、民意倾向与社会环境中，从后邓时期到现在，官方都只好以“封杀战术”来对付民众的诉求与不同的政见。具体说就是不争论，不批判，却全方位的加以封堵、消音、过滤、屏蔽。造成一副“圣朝无阙事”，天下已太平的假象。所以六.四只要一镇压完毕，血迹尚未干，除了暗地进行清查外，公开场合便尽量加以淡化，装成没事人的样子，尽量想让人们快快遗忘。以至20年后连《成都晚报》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向坚强的六.四母亲致敬”是什么意思，将其作为自费广告原文照登。引起海内外哗然。足见“封杀”战术在中国现在这个人人都在向“钱”看，不是为了发财，就是为了找米下锅而“拚搏”的环境中，确也不失为官方的一大“上策”。
因此从《零八宪章》问世到重判刘晓波先生，再到刘晓波荣获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全过程中，一开始官方的态度仍然是：管他发生了什么事，我打我的老主意。一概以“封杀战术”对应之。在官方的“央视”新闻中，只字不提《零八宪章》，对刘晓波被重判11年官媒同样集体“失语”。当然更不敢搞什么揭露批判刘晓波的“罪行”了。可是当今年10月，全世界公认为最高政治荣誉的诺贝尔和平奖，第一次被授予一个居往在中国大陆的人，而这个人却是被中共囚禁在狱中的刘晓波博士时，官方的“封杀战术”开始失灵了。于是只好让姜瑜之流的传声筒在“央视”上奉旨对诺贝尔和平奖与刘晓波博士进行毫无说服力的谩骂。一面毫无道理的大骂刘晓波博士为“罪犯”，甚至声称诺贝尔和平奖“干涉”了“中国的司法”。可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一听，都知道完全是强词夺理，颠倒黑白。
谁不知道中国的司法根本无独立性、更无公正性可言，只是唯党之命是从，党叫它判谁它就判谁的一个御用工具而已。以至在“文革”结束后官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全国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直至最近还在冤判三鹿毒奶受害儿童的维权人士赵连海先生，因而连一向亲中共的一些香港议员及中共钦定的香港地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都看不下去而发出了呛声，要求中共释放赵连海先生。这样毫无公正性，只知为特权利益集团服务的“司法”，对政治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所进行的“审判”完全是功过是非大颠倒的非正义判决。是非法之“法”，是冤错之判。因而受到全世界主流国家的政府与人民的鄙视，实在应该让有正义感的中国和世界正义人士来好好“干涉”一下才是。
古语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冤判刘晓波和反对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博士一事上，明显处于失道寡助的当局，终于发现“封杀战术”不是万能。诺贝尔和平奖的授予刘晓波，已使刘晓波得到全世界主流国家政府与民间的高度关注，刘晓波成了世界新闻的主题人物。是无论如何也“封杀”不了的，于是只好匆忙应战。结果弄得手忙脚乱，以至笑话多多。因为在国际上实在找不到什么有影响的人士，会来反对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总不能去请金家父子或卡斯特洛弟兄来“帮忙”吧。于是新华社记者称10月12日去采访了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据说此君严厉批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说“这是大错特错”，“诺委会这么做居心不良”云云。于是大加报导。可是不几天，网上却出现科尔斯塔本人对此予以否认的新闻。新华社对此也不置可否，至今仍是个悬案式的笑话。
接着又由北京几个毫无知名度的所谓教授，匆忙设立了个“孔子和平奖”，通过谁也不明就里的暗箱操作“程序”，草草率率将该奖授予台湾前副总统连战。并抢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一天颁发。称这样作是对诺贝尔和平奖的“和平回应”和与之“争夺话语权”。殊料在电视新闻中被中国孩子亲切称为“连爷爷”的连战先生却对此并不“感动”。而且大有不屑一顾之态，根本不予回应，只通过其手下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自然更拒不来领奖。无奈之下，只好将此笔奖金，据说是十万元人民币（实在有点寒酸），交给一个既不知其名，也不晓其姓，更不知是谁家“小宝贝”、不具备任何民事责任能力的6岁小女孩。才尴尬地结束了这场与诺贝尔和平奖的、搞笑式的“博弈”。
直到2010年12月24日，中共才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一个所谓“德国学者”名叫塞巴斯迪安.卡伦斯的洋人，写了一篇堪与当年红卫兵革命大批判文章相媲美的妙文，登在中共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上。通栏大标题是：《零八宪章》是“颠覆纲领”。对《零八宪章》棍、帽齐飞，称其不仅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的全面否定，更是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颠覆。
对于这样胡说八道的奉命献媚之词实在没必要去与之较真，条条反驳。我只想告诉这位对中国的认识缺乏起码常识的德国佬，你所谓的《零八宪章》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的全面否定。请问，刘晓波在《零八宪章》中所宣示的基本理念即：民主、自由、共和、人权、平等。与中共自1954年至今前后颁布实行的几个宪法版本中有哪一点是抵触的？更不用说否定了。而宪法是一切政策的基石与根据。照这位德国佬看来，岂不是所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的政策从来就是反对实行民主，反对保障人权，不主张共和，不许人民有平等、自由吗？这位德国佬究竟是请您来“帮忙”，还是来帮“倒忙”？其实中共的所有政策中不但有这些理念，而且比《零八宪章》还讲得更彻底、更周到，只不过它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罢了。《零八宪章》只是重申了中共这些“光说不练”的理念，而敦促其实施而已。这叫“否定”，这叫“颠覆”吗？
在中国发行量很大的《参考消息》上登出这样的文章，虽然其“批判”苍白无力到不值一驳的程度，但也有它正面的积极意义，正如一位网民讲的：“这是《灵巴县长》首次见诸公开发行的报纸，有着标志性意义。首先，它标志着今后对此类所谓‘敏感性’问题不再掖着盖着。与其人们私下里议论，不如公之于众，进行批判。毕竟捍卫宪法和法律完全是正义之举，没必要羞羞答答。”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截至这位网民发帖时《零八宪章》仍是不能见“天”而要被过滤、屏蔽的“敏感词”。故这位聪明的网民才“发明”了一个电脑无法识别、过滤的“灵巴县长”。因此我对他说的“今后对此类所谓‘敏感性’问题不再掖着盖着。与其人们私下里议论，不如公之于众，进行批判”。却不敢太乐观。首先中宣部就没这个胆量，也没这份自信！
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被一些人奉为至宝的“封杀战术”，已被我们这位“灵巴县长”撞得百孔千疮，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行之有效”，而已呈现支离破碎之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