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从10月21日到11月2日连续发表了郑青原的五篇文章，其气势颇为令人瞩目。五篇文章的总主题是“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内容分别论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群众路线。由于文章是紧接着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发表的，十分集中，13天里发五篇，平均两天半一篇，而且都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被官方报刊广泛转载，因此就被人们认为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指导性。正因为它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指导性，更使我认为有必要认真地加以讨论。

五篇文章对它们所论述的主题有一些深刻的分析和见解，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篇充斥着豪言壮语和陈词滥调，使整个论述显得空泛；而那些似乎颇为高瞻远瞩的论证和承诺，则由于难以兑现，或本来就不准备兑现，因而人们不会寄以多大的期待。这就不能不大大地削弱了它的权威性和指导性。这不仅因为过去的文件、报告和官方报刊上的权威性文章，有过太多没有兑现的庄严承诺，和没有实现的华丽辞藻，因而丧失了对于官方文献的信心；而且，这“五论”本身，从理论到实际，都有着许多或者是十分明显、或者是不易察觉的谬误。

第一篇的标题是《在大有作为的时代更加奋发有为》，看来颇像五篇的总纲。有点不可思议的是，这篇带有总纲性的宏文，大谈发展，却避而不谈改革。“发展”一词在全文里提到61次，“改革”却只出现两次。虽然这篇的主题是发展，但是，我国三十多年的发展离不开改革，有了改革开放，才有这些年的大发展，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谈发展，可以不在改革上多费笔墨，但这个因果关系不能不点清楚。文章强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在10月29日发表的题为《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的第四篇里，却又说：“改革开放一直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两个说法怎么能协调起来呢？当然，这篇文章也谈到：“讲发展，必须讲改革；要继续发展，必须深化改革。”这句话本来应该是在第一篇里说的，放在第四篇里，难免使人感到有点亡羊补牢的味道。并且进一步想到：是不是第一篇文章发表后，有的领导人察觉到没有多谈改革是个不足，因而再发一篇专门谈改革的文章，加以弥补？或者，原来计划就是写两篇的，但起草的不是一个人，所以出现口径不一？不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文章起草者思路不够清晰，只知道把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里的话语堆砌上去，就算完成任务了。

中共中央在2003年召开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时，把它的内涵规定为“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同时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样规定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怎样贯彻，却是步履艰难。七年多来，宣传科学发展观的报刊文章不知道消耗了多少纸张，但产生了多少实际效果？却是天晓得！

我认为，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把握现阶段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主要矛盾所在，把改革放在切实有效的基点上。

文章讲到我国现阶段有三个“没有变”，其中之一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没有变。”作者在这里是重复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当时这样说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因为毛泽东在1952年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共八大作出的改变，就是要把中国从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下，引上经济建设的轨道。但毛泽东很快就推翻了八大的决议，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重提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以驱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也是有必要的。这与其说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不如说是权宜之计。其实，从理论上说，人的需要和社会生产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人类在物质和文化上的需要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满足了人的需要，同时也扩大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扩大了的需要又进一步推动生产的发展。这种关系具有永恒性和普世性，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却永远不会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它总是通过其它更为突出的矛盾形式体现出来，并得到解决。在我国现阶段，比它更突出、更尖锐的矛盾很多，如：生产发展和环境污染的矛盾、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分配不均的矛盾、教育卫生高收费与民众贫困的矛盾、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滞后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包括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都要通过改革——改革产生这些矛盾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才能得到解决。所以，当前的各种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这才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在改革新时期的表现形式。从阶级关系来说，则是权贵、豪强两大剥削阶级和在基层掌权的贪官恶吏，同处于弱势的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

改革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垄断和反垄断的矛盾与斗争。

在毛泽东统治的年代里，全国的经济分别为国家和人民公社所垄断。1978年，安徽、四川的农民起来，冲破了人民公社的枷锁，自发地推行包产到户，这是对垄断的最初突破。接着兴起的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则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更带来民营经济的巨大发展，本世纪初就已在经济领域奄有半壁江山。但由于执政者始终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方针，而国有经济又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垄断经济，因而民有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的阻碍，使得市场经济陷于停滞状态。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做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他们没有了解要完善市场经济就必须削弱垄断经济的道理，相反地，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命题，来掩护垄断经济，发展垄断经济，这就使“完善市场经济”的承诺，成为不可兑现的空中楼阁。

当然，领导机构里并非没有坚持改革的领导人，可以说，改革反改革的势力一直在进行着力量悬殊的博弈。最典型的是两个“36条”的遭遇：国务院在2005年2月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今年5月，又颁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因为都有36条内容，所以被称为“36条”和“新36条”。这两个文件都表现了改革者向垄断经济冲击的努力。如:前一个文件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个文件曾经给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带来极大的喜悦和热切的期待，但实际情况却很不如人意。有人把它形容为“两门现象”：一是“玻璃门”，看得见，却进不去；二是“弹簧门”，进去了，又被弹了出来。今年的文件，对民营经济进入垄断领域，作出了更明确的规定，除再次强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等原则以外，还具体规定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包括：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土地整治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市政公用事业、政策性住房建设、医疗事业、教育和社会培训事业、社会福利事业、文化旅游和体育产业、国防科技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等，并且特别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以及信用担保公司、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这是对垄断经济的全面出击，它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现在还很难说，可以断定的是，垄断反垄断的矛盾与斗争正在进一步激化，却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即使是这两个文件的制订者、发布者和推行者，也都未必能从垄断反垄断的高度，去理解文件的作用和意义。

改革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专制反专制的矛盾与斗争。

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社会从民主主义拉回到专制主义，建立起高度极权的独裁体制，使几千万无辜者死于非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才有了改革开放。改革，是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历史新阶段的具体形式。在政治领域，邓小平在1980年8月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1986年他又多次提出要开展以党政分开为首要任务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带有反专制的性质。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描绘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和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他在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作到个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这些话无异是对以党代政、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的宣战书。划清党政的不同职能，“各司其职”，就意味着党组织不能再干涉政府工作，这是多么大胆的创意。可惜，1989年的坦克枪炮，在剥夺许多年轻的生命的同时，也埋葬了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二十年来，共产党凌驾于政府和一切组织之上的专制形态，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更加严重。

这个专制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发展到今天，权力的滥用更加没有边际。任何一个被赋予一定权力的人，都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以权谋私。得不到约束的特权，是孳生种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因此，要改革专制政体，就必须从约束政治权力入手。约束政治权力最有效的手段，是社会监督，特别是媒体的监督。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组织以文教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为首的《新闻法》起草小组，负责起草《新闻法》。他们经过几年努力，四易其稿，最后却被1989年的大镇压冲毁了，二十一年无声无息。最近有些老人建议制定《新闻法》，竟被某些权贵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专制反专制的矛盾和斗争，在新闻监督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尖锐。

权贵集团反对《新闻法》，抵制对权力的监督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他们正是这个不受监督的权力的获益者。所以他们力图保持现状，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竭力反对把专制体制改革成为民主体制。近两年来，他们和那些御用文人批判普世价值，掀起批温高潮，其实质都是专制反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体现。

郑青原的“五论”虽然另有一论专门讲改革开放，还有一论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但主旨都不是推进改革，而是扭转改革的方向，不是要前进，而是要“稳定”，要保持现状。这篇带有总纲味道的“一论”，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大谈科学发展，却绝口不谈反垄断反专制这个目前中国社会最现实的要害问题。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

科学发展至少应当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从实际出发，把发展的起点放在现实的基础上；二是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朝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后倒退。郑青原的“一论”却和这两个原则背道而驰，用大量空洞的豪言壮语和了无新意的陈词滥调，开出无数的训诫和承诺，掩盖了我国当前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也掩盖了他们抵制以反垄断反专制为主旨的体制改革的用心。

只有深化反垄断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反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社会才能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堆砌豪言壮语和陈词滥调是无济于事的。

2010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