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校园政治案件的发展，到我念书时期已经到了后期。美丽岛事件爆发的时候，我那时是初级中学生。民国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我进入大学就读。我在东吴大学的时光，历经了台湾解除戒严前后校园环境重大的变化阶段。
党国校园控制体系的建立
中国国民党对台湾各大学校园的控制，约略到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整顿学风之后就安定下来了，而校园学生控制系统的建制，则是一九五零年在台湾由蒋经国主导展开党的改造中才真正开始的，当年四月成立了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十二月于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知识青年党部，一九五二年则将青联会并入刚成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国民党青年运动的基础，因时代动荡缘故而不是很稳定，所以会时有校园的整肃。
一九六四年国立台湾大学这边成立了觉民学会，是国民党重点栽培的职业学生秘密组织。这一年就是台大政治学系主任彭明敏准备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而出事的同一年。有关国民党政府校园布建的研究并不多，我觉得这是台湾白色恐怖研究可以深入发掘的题材，看它们怎么建立，做了哪些事情？在觉民学会这种秘密社团里，你只认得你的上下线，平行的会员和干部有很多则彼此间并不认识，除非是重要领导，但是一般会员有多少个则不清楚。要参加这个社团，一定得在思想考核上面被认定是忠党爱国，才会被选入。进去以后，则会有机会看到很多匪情数据，接触到一些一般学生接触不到的信息。表现杰出的，日后更可能可以拿到中山奖学金出国留学，在军中则很有机会当政治作战官或三民主义巡回教官。他们在学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配合情治单位侦测老师、同学的思想、言论，并且对之思想纯度的考核评比。不过布建系统在大学里不是单一的，各个党务和情治单位都会经营自己的细胞，党社也不见得都是金字塔型的组织，但觉民学会之类的菁英社团必然是如此，以保持其优越性和荣誉感。
国民党的社团相当多，在台大来讲，在校党部孔知忠党部之下有所谓九大党社，每一个学院有一个党社，其实就是党支部，此外还有一些学术性或服务性社团，当然，各级学生自治会也是重点经营的社团。一般党社和菁英社团如觉民学会之间不见得有隶属关系，但是它们都隶属于各校党支部和各区知青党部，接受经费补助与任务指派，与各区知青党部、地方党部、教育部军讯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法行政部（法务部）调查局、救国团、乃至于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宪兵调查组、国家安全局、都有错综复杂的联系，所以职业学生所写的报告都会流向这些单位，最后当然是汇整重要者给老大哥，总统兼总裁、党主席。我听东吴训导处课外活动组的老师说过，当时课外组都会有一位领国安局薪水的职员，专门负责校园社团的思想监控。
东吴大学志清学社
这样的组织布建不只是存在台大，各大学都有。我大学部本科在东吴大学就读，东吴大学也有类似觉民学会的社团，称为志清学社，也是一个封闭组织。我那时是正值解严前后，所以校园里学生运动非常活跃、兴盛，它们未必以违规或违法的方式出现，但学生对于校园行政管理与学生自治、言论、学习与出版自由，以及国家的民主与前途等禁忌的问题都具有高度的探索兴趣，有趣的是，学生思想性社团里最爱争辩的是东吴有没有学生运动。
东吴大学志清学社有点像是违逆时代潮流而存在的组织。一九八六年那时有一位数学系学生翁家和担任党社大陆问题研究社社长，也兼志清学社常务社务委员。这位同学很有正义感，整个社会和校园气氛已经不对了，可是学校和有关单位却还要求他们作政治侦防，使这位热血青年学生的良心起了很大的挣扎。我跟这位翁同学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见过面，但是那时我们常常在半夜里通电话。他跟我表白，他在学校经手这类业务，他手上有很多我的黑数据，都是我们系上的人提供给他们的，可是他觉得我反政府不爱国的情形没有那么严重，他很同情我，可是我的思想言行数据都要被送上去进行考核，他不想让我不明不白被牺牲掉。他很谨慎，都挑在半夜打电话给我，他也不要跟我见面，他怕学校有其它同学看到。
当时台大因为大学新闻社遭停社处分而爆发自由之爱学生运动，原是觉民学会会员的政治学研究所研究生林佳龙等人，则把国民党的校园控制体系窝里反给曝光了，在《自由之爱》和《南方杂志》撰文揭露，逼得国民党不得不把孔知忠党部迁出校园，不久，《自立晚报》再又将法务部调查局的校园侦防资料曝光，关于东吴大学，就明白指出有三位学生被重点调查，我就是其中一位，传说项目代号为五二三事件，因为我曾在这一天于游盈隆讲师的《政治学》课上批评总统蒋经国与对岸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又传言同案在上课发表不当言问而被打小报告的，还有现在是天主教辅仁大学法律学系教授的庄世同，但他还不算在东吴三大毒草之列，我印象中名字曝光的是社会学研究所的曾昭明。那是在解严前夕，数据曝光后学生当然很不满，所以我就设法借机把事情弄大，让更多人知道国民党政府和职业学生的恶行。
我记得我曾和班上同学设局圈套可能的涉嫌职业学生，方法是不带录音机和不抄笔记，但故意讨论激进的问题，看有谁在搜证，结果就真有一位志清学社的学姊在录音，当然不能就此一孤证即公开指控对方，但在系上放话总做得到。那时的志清社长孙致之正好是游盈隆在政治学系的导生。我也曾经在法学院川堂的海报栏贴白报纸表示抗议，当时法律学系学会会长是彭幸鸣（现任台湾高等法院法官），学术组长邱正宏（现任东海大学专业技术级助理教授）规划的学术活动常常召来隔壁警总穿绿色军服的人前来听讲，搞得学生间疑神疑鬼的，不知来者是否善类。班长江肇钦（现任律师）则直接找班导师反映了此事。
调查局的约谈与布建
我的班导师是法律学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章孝慈先生。章孝慈是蒋经国总统的儿子是公开的秘密，我不否认我们就是仗着章孝慈是我们的导师，所以才敢造次。要不然就是会捅出很大的事情，要不然就是他得庇护我们学生。我们把情治干涉校园的事情在学校里掀开之后，章孝慈先生的反应竟然是很伤心，他希望我们能体谅他的处境，我们就跟他理论。我在导生会上说道：「您教我们《美国宪法》，上课教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我们就听你讲的这套，把它付诸实行，怎么有错了？」他保证只要他在东吴一天，绝对会捍卫学术自由到底。我们几个同学发起成立时事研究社，被训导处怀疑是民进党的学生支部，也是靠章孝慈摆平校内阻力的。那时调查局台北县调查站也到学校里来布建和搜集情报，找学生约谈，调查一些学生运动的情形，他们调查员基本上态度还算和气，因为一般同学听到了已经害怕在先了，他会跟你索取、要求透露比较活跃学生的资料。在党国不分的时代里，情治单位很容易成为政治的打手，现在台湾民主化了，只要情搜范围和手段不违法不恶用，我倒是有一点理解了。那一位调查员叫黄沛熹，常把我找去喝咖啡吃大餐，还曾经想要吸收我作网民，因为他们要搜集更多数据，制造工作绩效。但我对国民党的控制体系是不信任的，拒绝了他，为了应付，也不得不给了他一些真真假假的东西，但我一定会把我的价值判断一五一十地陈述给他，希望他知道我们是爱国和为了追求真理的。
后来我在台大三民主义研究所念博士班的时候，章孝慈先生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不幸在北京中风。我很难过可能失去一个好老师，在《更生时报》写一篇文章怀念我在东吴跟章孝慈相处的一段经历，就把当年一些往事写在报纸上去。结果调查局很生气，因为内文一笔写到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统计学系助理教授陈文成陈尸台大校总区研究生图书馆前草坪的命案，误写成是调查局干的，这事其实警总涉嫌最大。调查局打电话到台大三研所来，跟讲师吴秀玲说我文章乱写，要我澄清陈文成案不是他们做的。我现在再澄清一次，不是调查局干的，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干的。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戒严，调查员黄沛熹又来找我一次，跟我说是他最后一次出任务了，他觉得国家没必要再去耗费资源处理我们这些学生的小案子了。虽然我总是避重就轻地跟他谈，他还是感谢我。我每次都跟他约在学校，让他到法学院地下室毕业生联谊会找我，让同学知道我的行踪，这都归因于陈文成案件所致，让我心生警惕，所以我都很谨慎小心。
台大《自由之爱》揭发党国控制校园黑幕
整个以知识青年党部为中心的校园控制体系的松动，跟台大自由之爱学运有关，当时担任台大《大学新闻》总编辑的林国明（现台大社会学系副教授）等四人到台大校门口绝食静坐抗议，点燃台大和台湾学生争取校园言论自由运动的烽火。自由之爱发表由法律学系校友辅仁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研究生周志宏主稿的《大学改革宣言》，把运动的方向指向整个大学教育体制，《自由之爱》更有一期有一篇文章把台大校园控制体系整个给它曝光，从校长、训导长、军训教官到党社等等，跟党部、警总、调查局等等单位的关系制作一个表格把它公开出来，那文章据悉是社会学研究所研究生吴介民（现国立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副教授）所写的，更加震撼人心，彻底揭穿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谎话，也让人看透了党国与其走狗的邪恶与丑陋，使改革的方向逐渐升高到宪政层次。这一黑幕的揭发，对于其它学校的学生运动来讲受益很大，大家可以循线去揭批。
那时候虽然是还是在威权统治时代，可是老师上课教授宪法、政治学，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的那一套，现实的状况老师大都不会去碰。但我们学习的都是应然的东西，所以我们在那时代，也在无形中培养了批判的能力。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老师没有曲解现实灌输我们错误的观念，实在不容易。
党国校园控制体系曝光之后，那些党社都还存在，但则开始转型，东吴的大陆问题研究社早被改革派学生渗透，改名为大研社，另起炉灶，与党部决裂，国民党学生党部转型为力行学社，志清学社也转型为一般公开的社团。一九八九年那一学年的志清社长李鎨澄二零零五年青年节在法国巴黎和几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生参加该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举办的《旅法侨学界拥护〈反分裂国家法〉、反“台独”促统一》座谈会，公开拥护〈反分裂国家法〉，被对岸国家媒体新华通讯社拿来国际宣传，打击中华民国，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不是反共和爱国的吗？但愿他是君子欺之以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的。
以上是我所经历的国民党校园控制体系在解严前后的变迁状况。
等待一九八零年代校园白色恐怖档案出土
这几年政府数据文件在逐步整理公开，但可能解密期限还没届满，依照〈档案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档案至迟应于三十年内开放应用」，等政党轮替或再过十年，当年情治单位监控大学的档案、调查局的数据总有一天会出土让我们验证历史。我以前曾迂回地找在调查局的学弟问当年的忠诚档案数据在哪里，想有机会设法去调阅。我得到的答案，是二零零零年陈水扁当选总统的时候，调查局自己烧了一批。他们怕民主化和政党轮替会让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曝光，不仅担心名誉的问题，也担心法律的追究，所以就先把它们处理掉。我希望完整的校园政治案件研究能延伸到这一个区块，等待数据解密，我会持续关注。
我就读台湾省立板桥高级中学时曾经参加三民主义研习社，也曾经「忠党爱国」过，但读了一点书，用一点脑筋，很早就觉醒了。我那时的社长曾经好意地把我的《亚洲人》撕掉，怕毒害了其它社员。国民党的校园控制体系崩解之后，我回去看待这一段历史，看待当时所谓的职业学生，和整个校园共犯结构里的一些人事物，往往会带着同情、悲悯的眼光，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那样地天真和善良，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良知和热情被党国如此利用和蹧蹋，给那一段岁月里的台湾知识青年造成如此不堪的伤害，也为自己的人格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
（本文原为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一日假国立台湾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举办《战后戒严时期校园政治案件》座谈会发言，由国立中央大学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研究生陈建伦整理初稿）
民国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三时于台湾苗栗地方法院职务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