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台湾民主运动中，傅正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是起而行道的知识分子，又是活动家中的思想家；他是民进党早期创建人中少有的一名外省人，又是讲究权谋策略的政治泥潭中罕见的一位始终坚持人格操守和理想主义情怀的大丈夫。也许正是这些因素，台湾在实现民主化之后，一九九一年便英年早逝傅正，很快被人们遗忘和忽略了。不过，对于傅正这样的人来说，从献身民主运动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分享政治权力和接受民众之顶礼膜拜。傅正写过一段话勉励他教过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班的同学说：“一个真正具有生命价值的人，活着的时候，对于世俗社会的得失、荣辱、利害，都不会放在眼里，乃至于对天下的一切王冠、珠宝、荣衔，都能当着粪土看待；当生命结束的时候，纵然没有一个花园，没有一副挽联，没有一个人流泪，乃至没有一个人收尸，也绝不会计较。所以，要想做一个真正具有生命价值的人，需要在社会上忍受各种不同的痛苦，但也正因能忍受痛苦，才能彰显生命价值的伟大。”这段话何尝不是他的夫子自道呢？不过，历史不会忘却那些先驱者的牺牲、痛苦与寂寞，台湾学者苏瑞锵所著之《超越党籍、省籍与国籍：傅正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不仅还原了傅正的历史功绩，而且也可以视为自由知识分子与民主运动良性互动的一面镜子。
为言论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
傅正于一九二七年出生在江苏高淳，少年时代生活在抗战的硝烟之中。当时，他将国民党当作民族救星，十四岁即加入国民党，十八岁参加青年军，后来结识蒋经国，并深受其赏识。二十岁结婚后不久，便接受蒋经国之命令，参与平息各地学潮的工作，并在上海大同大学和武汉大学学习，奠定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底色。国共内战爆发之后，他随国军败退华南，再撤退到海南岛，最后抵达台湾。由此，与大陆的父母和妻子永诀。在台湾他一直孤身一人，直至八十年代末回大陆探亲，方得知一九四九年其妻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孩，其后一名夭折。在暴风骤雨的时代变局面前，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一本血泪家史。
傅正青年时代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国民党党员，来台之初，将蒋经国视为再造国民党的希望所在。但他很快发现，蒋经国是要用他在苏俄学习到的那一套政治手腕，将国民党打造成一个更加专制的政党。蒋氏父子总结失去大陆的教训，居然是独裁得不够。傅正对蒋氏政权由失望而反对，撰文痛斥蒋经国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当时，他十分痛苦，在日记中说：“我想到自己也做了蒋经国的工具，变成他的牺牲品，很感痛苦，但现在有没法摆脱，真使人更加难受。”此后，他宁愿遭受军法惩处，亦毅然逃离“政工干校辅导员”这个有升官发财机会的职位。
一九五三年，傅正在《自由中国》发表第一篇文章；一九五八年，他加盟《自由中国》担任编辑委员并主编政治版。对于傅正的这一转变，苏瑞锵指出：“从‘蒋经国之路’转向‘雷震之路’，展现了高度自由意志突破时代环境制约的显证。特别是从‘身体化’的角度来观察，更具‘精神史’上的重大意义。”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傅正在《自由中国》发表了六十六篇署名的评论文章和数十篇不署名的“短论”。比起创刊之初便开始撰稿的“两只健笔”殷海光和夏道平来，晚期才加入的傅正，笔耕之勤不遑多让。一九六零年，傅正与雷震等四名《自由中国》同仁被捕下狱，这是蒋介石亲自制造的“诏狱”。雷震被判刑十年，傅正被判处两次“感化”，分别长达三年多，一共为六年三个月又十七天。在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当局常用“感化处分”处置政治犯，尤其是思想犯。台湾民主化之后，这一恶法被废除。所谓“感化处分”，类似于今天在中国仍然实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感化处分”和“劳动教养”名称不同，实质一样，都是统治当局用来规避一般的法律诉讼程序、不经法院审判便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迫害手段。当时，傅正要求聘请律师辩护，警总却以感化并非起诉为由加以拒绝。傅正说：“我的政治历史十分明白，实在找不到可以判刑的藉口，便以感化为名义，不准我请律师，不让我上法庭，就达到了使我坐牢的目的。”
“既来之，则安之”，傅正以一颗平常心面对牢狱之灾。后来，他在自己的简历中幽默地写道：“台湾大学、青岛大学（台北市青岛东路三号警总军法处看守所）、土城研究所（台北县板桥土城清水村三号生教所）、火烧岛高级研究班（火烧岛警总新生训导处）毕业”。他在狱中虽然没有遭受身体的酷刑，精神的折磨却始终存在：绝大多数时间是隔离管制，报纸只有一份用来洗脑的《中央日报》，只准有限度的通信和看书。一度不准接见、不准通信、不准看报，且除所发书籍外不准有书，起初一年间只有一部《国父全书》。
思想启蒙，水滴石穿
在日治时代，台湾就形成一定的公共空间和公民社会的雏形，尽管经过“二?二八”血腥屠杀的摧抑，在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仍然存在独立媒体、私立大学、民间社团和基层选举。傅正出狱后的经历便是一个明证：他先后受聘于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和东吴大学等私立学校，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民国时代著名的报人成舍我顶着当局的压力亲自向其下了聘书。在实行“全能政治”的中国，政治犯是不可能成为大学教授的——天安门运动之后二十年来刘晓波的遭遇便与傅正形成了鲜明之对比。
傅正早年的求学生涯极为坎坷，几度辍学从军，好不容易才在台湾大学完成学业。所以，他十分热爱教学工作，对学生极好。有学生回忆说：“我的老师很爱笑，他最常说‘人活着要用爱来替别人做事’，也好像一笑天下就无难事。……学生毕业，弯个路去看他，我们老师更是连牙齿都会笑。”
在大学任教期间，傅正在课堂上从来不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一方面是恪守政教分离之原则，另一方面是不愿牺牲学生的前途。但他通过那些看似无关现实的课程，如世界近代史、中国宪政与政府、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民主理念传播到学生心中。而且，那些真正对民主感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在课余时间到他的单身宿舍中聊天，借他的书看。民进党新生代的中坚力量，如陈菊等人，都是在那个时期受傅正启蒙的学生。
有鉴于自己青年时代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所欺骗的经历，以及亲身观察到四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插手和鼓动，傅正早在一九五二年便在《我控诉，我呼吁》一文中写道：“这么多年来，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或者是他们的狐群狗党的爪牙们，他们都是当代的政治贩子和青年贩子，他们都是利用我们青年人的血肉保卫他们的地位和生命。我们要想自己得救，我们要想我们下一代人也能得救，我们就必须废除奴役，争取民主，阻止战争，倡导和平，制止毁灭，寻求新生。”所以，他反对政党和政客利用学生追求正义的理想和爱国热情。学者任育德指出：“傅正有感于大陆的亲身经验，拒绝操弄学生作为政治工具。”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九八六年，民进党即将在圆山饭店举行成立大会，同学们在课堂上情绪骚动。作为操办者之一，傅正却轻描淡写地对学生们说：“小孩子呀，在当学生期间不要去参加什么政治活动，因为不管加入哪一边，你们永远只是一颗棋子！”
从书桌到监狱，从监狱到讲台，傅正对民主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他在晚年深有感触地说：“亲身经历了国共两党用枪杆子抢政权的血淋淋的教训后，更坚定了我对民主的信念。所以，四十年来，我在台湾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由为代价乃至生命为代价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还是民主。除了民主，只有民主。”同时，他也是台湾民主人士中少有的具有大中华视野乃至世界格局的人物，他扎根于台湾，而胸怀全世界，其临终遗言的最后一段如是说：“回顾六十余年我所寄迹之世界，四十年前我所生长之中国大陆，以及四十年来除因返乡探亲离开十三日，而从未离开一步之台湾，我仍无法忘怀，而期望走后台湾、中国、世界，能真正落实和平民主，以和平民主救台湾，以和平民主救中国，以和平民主救世界。不分地域、宗教、性别、种族，共同为永久和平与真正民主而努力。”
起而组党，党内清流
有反对党的存在，乃是民主政治最主要的标志。所以，台湾的民主运动的突破，便在于反对党的诞生。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正式成立，台湾社会的转型方才真正开始。以胡适为首的老一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甘于充当政府的谏臣和批判者的角色，不敢或不愿承担组党之风险，或者对政治之险恶与肮脏过于忌惮。而从雷震到傅正，则迈出了参与组党的关键一步。正如傅正的学生、民进党创建人之一的尤清所说：“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信民主的知识分子，知道理该组织反对党的人太多，胆敢实际组织反对党的人太少；胆敢在组党坐牢以后还敢再一次组织反对党的人更少之又少，而傅正老师正是属于少之又少的唯一例外。”苏瑞锵也指出：“从一九五零年代的《自由中国》到一九六零年代的中国民主党；再从中国民主党到一九八零年代的民主进步党，他在这几件台湾战后极为重要的民主‘盛事’中能躬逢其盛，更是绝无仅有者。”
在民进党创建过程中，有或没有傅正这样的君子的存在，该党的品质与格局绝对是不一样的。傅正是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粘合剂，也是胡适所说的“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理念的实践者，他多次成功地调和了民进党筹建期间各方激烈的争论。民进党元老张俊宏说过：“国民党所带来的恶质文化，也使得台湾人强烈地反对外省人。这种强烈的敌视，本来很可能演变成宗教式的敌对。但是这种可能演变成族群仇恨的大悲剧，并没有在台湾发生，原因就是另一股清流的贡献，而傅正老师正是这股清流中非常重要的一员。”
然后，傅正本人书生气很重，不是那种具有草根色彩、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人物。在民进党内部，他被视为道义象征，却不掌握实权。一九八九年，他参选立法委员而高票落选，“一定程度上可被解读为统独与‘省籍’等潜在因素发酵的结果”。此次参选，傅正不仅花光积蓄，还因此负债，身心受到很大的冲击。“一年半后傅正即罹癌症过世，不能说完全与此无关。”傅正在选举中的失败，已经暴露出台湾选举文化劣质化的趋势。彭明敏、傅正、林义雄、林浊水等堪称清流的人物在民进党党内被边缘化以及在选举中失败，相反陈水扁等精通权谋厚黑之术的人物大获成功，足以说明如丘吉尔所说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民进党没有走向“傅正化”而走向“陈水扁化”，堪称民进党最大的悲哀。由此可见，民主制度的成熟还有赖于民智之开启、宪政理念之深入人心及代议制之逐步稳定等“配套设施”。不过，对傅正来说，晚年的这次参选虽败犹荣——他早年孜孜以求的选举成为台湾的现实。足以让他感到欣慰了。
这是一本傅正的思想评传或精神评传。在将权谋运作当作最高智慧的中国政治传统中，人们即便是在研究民主化和社会转型问题的时候，亦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将王道和霸道并用的枭雄式的人物身上，而忽略傅正这样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贡献。所以，苏瑞锵为傅正正名的努力让人肃然起敬。学者韦政通如此评价傅正的历史贡献说：“就作为一个学者的角色，傅正不及殷海光；在台湾民主运动史上的地位，也赶不上雷震。但傅正却是台湾战后两次反对党组党的灵魂人物。这在台湾争民主、争自由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两次组党，时间相隔二十六年，他那刚勇不屈、无怨无悔、自始至终为台湾民主献身的精神，绝对可与殷、雷二氏同其不朽。”虽然任何人都受到时代之限制，但伟大人物可以做出“一生不断超越既有生命格局的努力”。苏瑞锵认为，傅正的一生实现了三大突破：党籍、省籍和国籍。来台之初，傅正不仅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是军中“训练政工的政工”。之后由于不满国民党当局违反民主的行径，脱离国民党集团，这是“党籍”的超越。而在主编《自由中国》、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和民主进步党的过程中，本身为“外省”籍的傅正，不断突破“省籍”的藩篱，一再与“本省”籍民主人士携手合作，这是“省籍”的超越。一九七二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傅正帮助雷震完成《救亡图存献议》，其中有建议“迅速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一九八六年，在参与组建民进党的时候，又支持民进党“住民自决”的决议，这是“国籍”的超越。此三大超越，使得傅正不受国民党党员或民进党党员身份之束缚，不卷入本省人与外省人之纷争，不被“中国人”或“台湾人”以及“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的限制，而达致庄子所说的“若可托天下，爰以身为天下”的人生境界。近百年来的华人知识分子之中，臻于此一境界者屈指可数。无论是已经实现了民主化的台湾还是正在走向转型期的中国大陆，都需要哈维尔式的人物来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质素。在此背景下，重新发掘和审视傅正的精神遗产，对两岸来说是一件必要的和重要的工作。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