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10年，我关注最多、谈论最多的自然是“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实话实说，尽管我知道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切中了时代的要害，但在出版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意外。
如何开始这本书的写作，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还在《南风窗》杂志社工作，写了一篇关于倡言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长文，标题就是《重新发现社会》。后来越琢磨越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便想着将它拓展为一本书，以便将国家与社会等关系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我看来，社会瓜果凋零，国家概念混乱，既是今日中国的乱象，也是当下许多悲剧与扰乱的根源。
其后几年间，无论是完成《南风窗》的约稿，还是其他媒体的专栏写作，我都努力朝着一本书的体例写。有写书的计划，写作时你必须掌握全局，而写专栏的好处是它会逼迫你随时关注这个社会，使文字保持时代的热度。这也算是我的一种尝试吧。我常说自己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写专栏也算是我的一种下田野的方式，可以让我不至于因为沉入书斋而远离现实。
2009年初，当书稿完成，我先后把它给了两家出版社，但都没有出成。
第一家出版社在国内有很好的口碑，一位编辑曾经找我约过书稿。但是，当我将书稿mail过去时，很快收到的答复是“我需要你最好的那部书稿”。我想这位编辑是想要我手上正在写的关于中国乡村百年沉浮的书稿吧，我曾经和她谈起过，她很感兴趣。而眼下这本书算是被婉言谢绝了。不过再后来，我听朋友说这家出版社的总编辑还在托人找我的这部书稿。总之，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了。
接下来是另一家出版社的朋友需要我的书稿，我立即发给了他。看完后他和手下的编辑都非常高兴，觉得书的质量很好。谁知辛辛苦苦几个月，待快要下厂时，编辑的一个念头让出版再一次泡了汤。编辑认为这部书稿实在是太好了，为了尽可能减少错字，他特别找了社里的一个老校对多校一遍。谁知道这位老校对只看了前两章就崩溃了——“怎么能这样写反右呢？这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有定论了！”
后面的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故事”了。他将状告到了出版社社长那里，本次出版突然死亡。一位老校对“力挽狂澜”，几位年轻人前功尽弃，面对这样荒诞的场面，我真是连叹息的热情都没有。
我只能安慰编辑，很抱歉。对于我个人而言，书稿延后出版，也谈不上多大损失。我习惯积极地理解那些散落于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只当是又多了一些时间，可以继续打磨书稿。
这种积极的态度，同样体现在我一定是给书稿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我的做事逻辑是，越是逆境在给你做减法时，越要想着给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观的环境里，越要乐观；越是有消极的事物影响你，越要积极生活。如果别人给你做减法，你自己也给自己做减法，何异于给自己已然不幸的命运落井下石？
而且，我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几年前《思想国》书稿从上海转到广西，再转到甘肃，为了让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一路给书做减法，最后条形码都下来了，照旧泡了汤，最后回到北京出了，算是跑完东南西北。因为《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未收进去，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没有尽力，既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
所以，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我在书里又增加了一些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我不能因为一个老校对的反对、一家出版社老总的担心而否定书稿的价值，放弃自己的追求。紧接着是新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雁女士找到我，询问乡村书稿的进度，在知道我手头还有《重新发现社会》书稿时，她开始责怪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给她。关于这一点，除了阴差阳错，我实在没法解释。刘雁是我多年的朋友，我常常得到她的帮助，而她将自己从原来的体制里解放出来，多少也有我的一点功劳。
很快，书出来了，几乎未动一字。再后来的事，许多读者都知道了，书在2010年1月份上市后，立即销售一空，年内先后加印七次，并且陆续获评2010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新浪“中国好书榜”十大好书奖以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等。
尽管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这一年的确是我丰收的一年。从各路媒体到大学，从党校到政府官员，许多读者都表示了对书中观点的认同。我听说许多人将这本书当成礼物送人。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四家书店买到这本书，而且特别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我有幸先看到了书稿，印象最深的是序言，大意是说中国要有社会理想，更要有社会批评；而没有社会批评，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其社会理想。
过去一年来，感触最多的还是大家在推动社会成长方面的默契。我在书里谈到希望找到中国的底线与共识，一年来大家对《重新发现社会》的重视也是这种共识或者底线的一部分吧。不管是评委们为这本书投的赞成票，还是普通读者的夸赞或者多买几本送人，这里面都含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无限期许。
说实话，有时候我想想中国历史上社会遭遇的无数挫折，看到封面上“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我会热泪盈眶。一是走出封闭的年代，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发现社会了；二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一次次被摧毁？
直面乐清事件中钱云会的惨死，许多人都在说，我们需要一个真相。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已经支撑起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1949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这个“此”字，不是时间概念，不是那一年那一天，而是地理概念，往大里说，是那一座城楼及其各连锁城楼，即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站立起来了；往小里说，是毛身下的两个脚印，这就是自此之后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一人独立，亿万匍匐。
网上跪求公正的照片，每次都看得我心碎。今天，我们希望中国人从此站起来，这个“此”字，既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包括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也包括我们所栖身的现在，即所有人都应该从现在开始，从这片土地上站起来。我们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让社会不为权力下跪，只为权利昂扬。
回想这些年因为在出版方面遭受的挫折，以及今年社会各界对《重新发现社会》的认同，我尤其想说的是，尽管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很多的不自由，但我们还是可以在逆境中怀抱希望，还是可以多做许多事情。所以，在《新周刊》的获奖感言中，我特别强调“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相信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自由，相信“You the freedom”（你即自由）；相信时代在变，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自由而开阔的道路上走。没有谁能改变这个中国大趋势。我常常想，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这个社会，为何还要悲观绝望？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尽心尽力做吧。我们每天都在改造这因，自然也会收获那果。即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可以期许的美好社会，但能种下善因，我们既已修得善果。我只求因而不求果，故而终日欢乐。
（作者为《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主笔）。《重新发现社会》，熊培云/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