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委员会举行了和平奖颁奖典礼，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国代表和海外民运人士云集奥斯陆，在童音绕樑、壁炉冬暖的氛围中，看著室外漫天风雪，想著锦州监狱中的刘晓波先生，心有戚戚，老泪暗流。
很多人所知道的刘晓波是这样的：民运人士，作家，天安门四君子之一，政治犯，发表零八宪章，主张和平理性渐进政治改革，建立民主宪政联邦中国。然而，很多人对於他的人生歷程和心灵变化所知甚少，甚至对於他对反对运动的基本看法也少有深入理解。只有掌握这两个细节，才能瞭解刘晓波在今天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意义，绝不仅止於和平、理性、非暴力等思想而已。
先谈刘晓波的心路歷程。八十年代末期，他批判李泽厚，成为文坛黑马而乍露锋芒，借用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共独裁制度。六四前，他在接受杂誌採访时，指出中国需要成为“三百年殖民地”才可脱胎换骨，饱受各方无情责难，至今不息。该等批评未免言过其实，刘君只是年少轻狂。六四后，他曾说没有目睹死人，他被逮捕后又写了悔过书，后来才猛然自省，悔恨万分，而这种哀怨和愧疚一直缠绕著他的心灵。他在《来自坟墓的震撼》中写道：“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及待地翻开《见证屠杀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麼微弱、那麼无助、那麼撕心裂肺…我这十年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麼？每每念及此，我都不敢往自己的灵魂深处望一眼，那里面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
做对事，不可敬。做错事，不可怕。做错事，硬说做对，死不悔改，残害忠良，最可怕。做错事，肯悔过和补正，肯道歉和赎罪，不怕冷嘲热讽，不求个人譭誉，只求问心无愧，这才是最可敬的人格。刘晓波，一路走来未必如一，但大彻大悟，痛改前非，如此高贵人格，值得世人尊敬，夫復何求？夫復何憾？中共掌权者，你们明白吗？
再谈刘晓波争取民主的策略。眾所周知，刘晓波主张以和平手段，促进民间自由理性公民力量，引导中国政治改革。但刘晓波又是怎样理解所谓党内开明派和民间抗争力量的关係呢？怎样看待公民争取民主的策略呢？他在《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份子》一书写道：“推翻专制主义的力量和武器决不能在专制主义的内部去寻找，改变现存政体的希望也决不在执政党内部的开明人士，而只能在越来越壮大的民主要求和行动之中，在全中国人对专制主义的不妥协的反抗之中”；“批判长期的独裁政体，以毫不妥协的态度争取政治的民主化；批判愚昧的大眾，清除专制政治赖以存在的土壤，唤起全社会的觉醒；最主要的批判是知识份子的自我反省，使知识份子群体摆脱依服於权力的政治性人格”；“中国之彻底改革…只能以废除社会主义公有制、废除作为思想独裁的马克思主义和废除一党专制。即便不能马上废除，起码目标要明确，在坚定这种明确的目标的指导下，逐步地、策略地废除”。正是由於上述理念，他在今年一月四日，才会在监狱中会见律师时说道：“我相信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没有恐惧的阳光下，为此，我付出了代价，但我无怨无悔。在一个独裁国家中，对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份子来讲，监狱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门槛，我已经迈进了这道门槛，自由就不会太遥远了。”这正是刘晓波的錚錚风骨，但愿部分观礼人士读其文而能有所啟发。
刘晓波在《雨中的我——给霞》一诗写道：“我害怕每一种悄然的变化，更无力承受，任何英雄式的壮举，引起上帝的关注，是一厢情愿的自虐，没有智慧去褻瀆的我，只能点燃一枝烟。”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我们无需给他溢美过誉之讚词。只要志士仁人奋发向上，坚持不懈，争取民主，唤醒群眾，等待时机，终能拨云见日，向六四亡灵致敬。
（作者桑普，香港政治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