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最具中国特色的新闻仍然是抓记者、抓网友，删新闻、掩真相和封帖子，抓记者和抓网友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公安所为，而删新闻、掩真相和封帖子则主要是中宣部下令、各宣传部门联合实施的，中宣部没有抓人的权力，但有封杀新闻的权力，所以他们为了配合地方政府，充当新闻打手，目的只有一个“访民之口甚于防川”，让中央和地方政府合穿一条裤子。这一年，以镇压和维稳为主的专政权力和既得利益权贵集团视网络民意为敌，旨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利益，压制记者和网民事件频频发生。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0年12月25日发生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一起命案，寨桥村村民委员会前任主任钱云会于当日上午九点半左右突然死于一大型载重货车前车轮底下，致命的是他的脖子正好被压在车轮底下，当天围观者众，民众直喊“钱云会死于谋杀”，现场的警察抢尸，民众不许就与警察发生冲突，民众被殴打，警察也有多人受伤，特警也参与，当天就抓了参与者六人，警方称这些人寻衅滋事，其中有该村村民钱成宇。钱成宇称自己目击死者钱云会并不是不慎与工程车相撞，而是被人硬塞入车底的，当时还有五名保安，但乐清方面至今未公布被刑拘的其他五人的姓名和身份，也没有公布有关保安在场或不在场的相关证据和相关情况。钱云会之死，并非没有预感，此前几天钱云会就不在家睡觉，他的邻居解释是为躲避随时而来的不测。钱云会上访六年，被三次判刑，主要是为村里土地被浙能乐清电厂强征而维权，但“胳膊拧不过大腿”而被关进监狱，2010年6月刑满释放，半年后就遭遇不幸。

钱云会突然死于车轮底下的当天，目击者和网民的意见随即被人上了网，火爆的天涯论坛上很快就贴上了“中华奇冤”的帖子，如网文《蒲岐一苦难的村长为民办事的好村长 今早被杀》的首帖文章称，死者是寨桥村的村长钱云会，早上的车祸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一起有策划、有组织的谋杀案。帖子一出，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网站纷纷转载。仅25日一天，天涯、猫扑、百度快照及温州当地网站“703804”等访问量高达28万人次，跟帖近2000条。很多网友对死者的死状表示不解，甚至有人画出示意图来分析钱云会的死因。这时的温州当地政府网站上，只是显示该地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未提当地民众的质疑和群体性事件。此事件后，乐清市警方，温州市警方多次公开称这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但根本没有平息民众的质疑，当地媒体除了报道官方的新闻通稿之外不再对此案进行追踪报道，而外地媒体异地监督和网络连锁反应，乐清“12.25”事件成为2010年最轰动的事件，又是2011年初继续发酵的新闻事件。上海时评人士、专栏作家叶檀评论称：“一个为土地上访6年的乐清寨桥村前任村长钱会云被一辆工程车碾断了脖子……钱云会成为中国2010年底最受关注的名字之一”。

“12.25”事件后，随着各路记者和专家、网民独立调查团的介入，乐清和温州政府和警方实施对记者和专家调查团的威胁和压制，《21世纪经济报道》驻上海记者李伊琳是乐清人，乐清警方威胁她家人，逼着她被迫退出采访，对记者实施“封口”。网友调查团的公民记者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被原籍福建当地的国保警察和乐清当地警方威逼离开浙江，退出调查。浙江本地多名网友被警察警告和要求不得去乐清，记者采访不自由，包括天涯论坛在内的多个火爆帖子被删，乐清及温州市联合起来实施新闻封锁，是政府部门、警方、宣传部门联手压制的结果。目前，钱云会之死的真相还未被揭露，尽管传统媒体被封杀，但网络一直在发酵，比如目前另中共各级官员心惊肉跳的微博和推特、视频等新式武器发威，网络声音一直无法完全屏蔽，民意仍在爆发。

中国每发生突发事件，以及记者参与揭露利益集团的矛盾，各地都有类似的压制和打击，甚至有记者被抓、失去工作或者被威逼利诱。2010年7月27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浙江丽水市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该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他突然躲藏起来，关掉手机和所有联络方式，并委托朋友对外发出求援电话，网络也很快有了声音。在各地媒体和网络的参与下，对地方公安的舆论压力之大前所未有，7月29日上午，丽水市公安局撤销遂昌县公安局对仇子明的网上通缉。7月30日晚上8时半，遂昌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公安局副局长专程赶到北京，向经济观察报社和记者仇子明道歉。该案若没有舆论跟上，仇子明若没有及时躲藏，一旦被抓被办成“铁案”就难免牢狱之灾。

2010年8月19日，时年55岁的前最高检察院《方圆法治》杂志记者、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从北京家中带走。所谓“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形成网络热点，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检察日报》、《方圆法治》等干预下。9月17日，陕西渭南检察机关对谢朝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谢被取保候审。而参与营救谢朝平的前《法制日报》记者、北京律师周泽对此进行总结：“记者频频被抓，舆论监督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危险。”

湖北不但发生省委大院门口警察公然殴打上访的湖北政法委维稳办官员的妻子，还发生公民记者拍上访照被关精神病院的丑闻。2010年4月9日上午，在湖北省委巡视组下榻的十堰市宏正大酒店门前，某公司多名职工打横幅请求解决拆迁和腐败等问题，路过的网友彭宝泉在旁边拍了几张照片，在离开现场不远后，他被警察抓至十堰市人民路派出所派出所。次日凌晨二时，彭宝泉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的茅箭精神病医院，而家属竟被蒙在鼓里。另一公民记者、知名网友张洪峰获悉后，遂向羊城晚报记者报料。该报道发表后，立即被各大门户网站在显眼位置转载，网友点击量在当天所有新闻中名列前茅。检察日报发表评论《警惕“精神病”名义下的“合法伤害”》，全国各地媒体纷纷质疑，“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那将人人自危。”此事成为备受全国人民关注的最大热点之一。在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参与围观下，彭宝泉最终于4月15日被放出。他对记者们说，被送进茅箭精神病医院住院部后被迫服了两天药，服药后感到浑身不对劲，头非常晕，口干舌燥，心跳得特别快，四肢无力。彭宝泉从精神病院出来后，继续在家帮助那些欲伸冤的群众。他还向媒体披露一名被精神病院关了14年的上访者，请求媒体帮助解救。

对于媒体记者、公民记者和普通网友被抓，北京律师周泽曾介入一部分相关案件，发现其中多数为一些官员对记者进行打击。所谓“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于敢于直言的记者、作家和网友来说，这句话意味着风险或者陷阱，2010年发生的多起针对记者和网友的“跨省抓捕”事件，让“跨省追捕”成为网络流行语，足见其背后的权力是多么嚣张和霸道。

网络时代的公民社会，民众对事件的参与程度高，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法律之外的因素起了最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官方压制，封锁新闻，民意反弹，要么成功封杀，要么小事变大。网上一个“公共事件处理路径图”对此进行了归纳：事发→网民围观→媒体报道→某部门紧急开会→抓人→官方澄清定调→上CCTV报道→媒体禁声→删帖→工作组进驻→当事者禁声→围观者散去→网络媒体平静→不了了之（总计耗时：10-15天）。温州乐清的“12.25”事件不在此列，因为一方面事件太大，案情扑朔迷离，另外一方面当地封杀不及时，威逼利诱和收买不成功，比如当地民众和网友钱云会的死充满了疑惑，更为主要的是乐清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一事件中遮遮掩掩，发布信息和证据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逻辑上也不能成立，因此先有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后有事态进一步发酵，官方至今一直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钱云会之死不是被谋杀。

公众需要真相，社会和公众只要真相，不要任何安抚性解释。公民社会的特征就是信息公开，公民社会的建设不是依靠一小部分人的力量，而是通过各方面的人士发挥各自力量的合力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模式。互联网的发展，为每一名上网表达和转发信息的网友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发布和交流平台，出现了各种“版主”、“坛主”、“群主”、“博主”、“QQ群”、“微博友”、“推特友”等等，使得舆论领袖大量涌现，关注钱云会之死的公民记者“超级低俗屠夫”——吴淦，还曾在2009年作为网友代表和舆论领袖介入湖北巴东县的邓玉娇事件，对事态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屠夫”以极强的活动能力，说服精神病院见到了当事人邓玉娇，并联系到北京两位律师夏霖、夏楠免费为邓玉娇提供法律援助。屠夫介入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在网上实时发布的消息，迎合了网民情绪，掀起了新一轮的舆论高潮，使公民记者这一新生群体向公众展示了一个良好形象。

当前，以网络为利器的公民记者群体壮大，传统媒体记者、专家和律师的加入，他们的群体就成了中宣部的克星。只要他们的存在，网络封锁就不彻底，就会被阻碍和抵挡，中宣部就会还手无力，甚至毫无力量。如今2011年已到，网民新一轮发起对新闻封锁的突破，各路公民记者继续坚持“以发掘真相为己任，只有真相才最有力”的原则，中宣部及各级宣传部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总有一天中宣部会被彻底废除，成为历史，公民必将会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