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各类危机日益深化和表面化，十八大前夕中共高层的内部分歧和斗争也浮上台面。中国目前的发展格局面临的重大危机是邓小平发展模式造成的。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病逝，中国有了机会更改难以为继的政治运动治国的极权模式。一些中共元老试图恢复被毛的革命推翻的斯大林模式及其变种.而中国的年轻人提出要全面改革，回归被共产党革命打断的政治民主、经济市场和文化人道的人类进步文明主流模式。邓小平则主张暴力维稳经济开放促高速发展的跛脚改革模式。
邓模式尽头：胡恶化所有问题
经过十年左右的激烈冲突，在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模式确立为中共主导发展模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为邓小平建立在精英腐败结盟基础上的威权政体扫平了意识形态的障碍，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支持暴力维稳的社会结构成形。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建立的和谐社会，其具体政治制度建树是进一步强化党国机器，党重新绝对控制社会各组织，恢复国家对社会的压倒性优势。
邓小平模式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疯狂发展，但这一模式无法解决和避免产生所有高度集权的模式一样导致的问题：绝对权力导致腐败和滥用权力；在一个威权政体和灰色市场的社会中，腐败、社会不公、治安紊乱、道德沦丧等问题都快速恶化。少数掌握权力的权贵集团垄断发展的机会和红利，而广大大众承担发展的代价和恶果。这样的模式激起大众强烈不满.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中，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最初，在胡温建立和谐社会的允诺下，民众试图通过党政系统内信访和司法架构中的维权活动，表达意愿，解决问题.但这些体制内的努力被黑社会化的地方政权打压。愤怒和绝望的民众转而採取集体暴力抵抗，去年群体事件达二十五万起之多。
从官民冲突博弈角度看，这些事件一再突破纪录。二○○八年，瓮安百姓逼迫当局转换唯暴力策略，要求党政领导解决问题；北京青年杨佳手刃上海十警，六死四伤；二○○九年，邓玉娇案件中民间获得博弈胜利；石首事件中百姓第一次街头击溃武警；通钢事件中工人活活打死企业高管上千武警公安无力干预；二○一○年，福建三网民案件的全国围观策略和艾未未将抗争行为艺术化，使得反抗由代价超出常识理性的昂贵抗争变为娱乐活动，因而在年轻人中急剧扩展影响；二○一○年，富士康十二跳及其后郭台铭的反应表明，冲突由落后地区和阶层，发展到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和曾经享受高速发展红利而支持邓小平模式的外企白领阶层和民营企业家。
在问题急速恶化、暴力冲突剧增的形势下，中国各界都感到需要调整邓小平模式。胡锦涛集团除继续强化党国体制外，还通过打造形象盛会、制造景气，并将警察国家和毛泽东的群众联防方式结合，强化维稳。中国民间力量则以律师、记者等专业力量和草根活动家、网民意见领袖为主，在宪政民主的旗帜下集结，力图通过公共讨论和司法解决冲突，保障民权，并在博弈中逐步改变现有制度运行机制。还有老左派，希望通过恢复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和治国模式，解决问题.
薄熙来唱红打黑藏玄机
由於腐败暴政不公都是通过党国高度垄断的权力和资源得以实现，胡锦涛的模式是恶化所有问题.自由派在暴政打压下，一方面无法在现体制空间中发展，另一方面愤怒的民众日益失去耐心，民间合法解决问题和变革制度的希望渺茫。而毛派虽然有民粹民意做继承，但缺乏现实中产阶层以上阶层的支持，虽有压力但实际上没有形成政治力量的现实空间.此时，中共内部出现两种新的努力。温家宝总理疾呼政治改革，认同普世价值，得到支持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的支持，但缺乏权力核心层的具体支持，因而仅仅成为政坛上的一阵清风.另一个动向就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
关於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仅仅开始浮出，具体模式细节和发展路径还要时间和机会进一步展示。但我们现在从已有的作为举措中，可以勾画出架构。第一，薄熙来不依靠党国现有制度架构和集团，因为这些党国机器内部的程序会限制他施展个人抱负。他用公安作为杠杆，将党国打造成自己绝对权威下的机器。这与胡锦涛不同；胡想在现有党国机器中解决党国问题.第二，薄熙来厌恶民间力量和公民社会，因为民间社会不听从他的指挥.他打黑，其实是打压中间阶层。从经济上扶植国有经济承担发展要角，限制民间经济。政治上採取黑道加强权的方式，排挤记者和律师等现代专业力量。第三，薄熙来在文化上倡导红色文化，不仅内容，而且说唱形式也是沿用毛时代的红色文化。最后，薄熙来政治动员的手段和利用心理，是民粹主义的运动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得知，薄熙来内心中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但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一些参考的事例。在中国政治史上，雍正皇帝是个暴君，他以苛刑厉法树立个人绝对权威，严惩贪官和豪强，保护民众不受侵害。但他同时大开文字狱，镇压异议人士。在现代西方政治史上可以参照的例子是法西斯主义.通过民粹主义运动，建立一个强权，压制、打击和取缔各类不受控制的力量，维持一个统治者迎合民粹看法而认为的清明社会。
薄习联盟的基础和实质
本来，薄熙来在目前政治态势中，从朝野各方看，都是个异数。胡温当然不喜欢他。江泽民和曾庆红力挺的习近平最初也讨厌他。当薄熙来开始唱红打黑时，习近平撰写长文，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这是对台戏。但最近习近平视察重庆，力挺薄熙来模式，并且动议薄熙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不顾胡锦涛提出的人选胡春华.
习近平的转向，一反过去人们的印象和期待。习近平父亲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派要员，是九十年代后中共高层不多的公开坚持理念的元老。习近平本人从福建做官，经由浙江、上海，进入北京，应当是开明的改革者，但突然转向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使得边缘化的薄熙来成为中共和中国政治变局中值得注意的选项。
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是理解薄习联盟的基础和实质以及判断中国未来政治斗争和政局走势的重要因素。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习近平的政治支持基本上来自江泽民和曾庆红，而人事佈局是曾庆红的工作。作为政治斗争的高手，曾庆红也许让习近平与薄熙来结盟，争取十八大前政治角逐中佔优势及十八大后的政治支持。如果这样，习薄结盟，就是暂时的政治交易，不具有共产党执政模式和全国政局演变的指向意义.习近平挺薄熙来消息传出后，立即有人在博讯网上以习的亲信的口气介绍习的这种苦衷。
然而，习近平与薄熙来结盟，也可能有更深的用意和原因，这会影响到未来中国大陆政局走势。目前各种问题导致认同中共的人危机感深重，“太子党”就是这样的群体之一。如果中共江山覆灭，那些因老子血统而做官的太子们会被人民追究两代人在打江山和吃江山中腐败残暴的政治和道义责任。保住红色江山，已经是这些在位太子党们思考政治乃至人身安全的近忧远虑.近年来，他们竟摈弃父辈间你死我活相互残杀的前嫌，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发展私谊，甚至卷入那些沦为平民困境的和厌恶权贵意识的红色后代。薄熙来本来是毛泽东革命的受害者，早年不幸使其内心对社会冷漠，现在他竟然唱红打黑，为仇敌歌功颂德，此悖逆人情之举，其实是为了挽救红色江山、保住自己的既得权位和利益。
血统身份认同的政治结盟
唱红打黑，是薄氏政治举措中最炫人眼目的特点，形象地凸显出薄氏的政治谋略的深刻心机：为保红色江山打压民间社会。这可以迎合民粹主义的不满和企盼，重建红色江山的合法性。本来，中国目前局势中唯一的出路是，倡言符合基本人性和常识良知的普世价值，实施宪政改革，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普世价值的新政体，以根治腐败和暴政。这需要限制党国的权力，支持专业力量在法治架构中维护民众利益，与腐败和暴政斗争。但薄熙来却採取封建帝王铁腕权谋，破坏所有的博弈规则，消灭新兴专业力量，利用民众仇恨腐败和渴盼安全的心理，以正统的红色意识形态和民粹式的动员方式，建立个人绝对权威。习近平挺薄熙来，是太子们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重建红色江山的合法性，保存自己的安全和权位。
任用自己的后代，执掌国家管理和维持要害部门，是陈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为保中共江山而动议的人事路线。那时，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大学的年轻大学生们表现出追求合理和正义社会、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进步主流以及改革厌恶共产党传统政治的热情，让陈云忧虑世纪之交的红色江山的安全。但邓小平当时没有接纳陈云的动议.他还相信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足够共产党重建维护统治和暴力维稳的合法性。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和苏东红色江山变色在中国重演的恐惧感，才使得邓小平接受陈云的思想，大规模启用太子党.今天，身居要位的太子们正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政治结盟，利用民间仇恨腐败和暴政的心态，抵制普世价值和政治民主化，重建红色江山。这将不仅使得中国政治进入当代人类政治中最反动的政体类型，而且彻底背离二十世纪的共产党革命的承诺，使这场红色革命沦为彻头彻尾的政治罪行和笑话。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