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静安区教师公寓楼大火几乎烧毁了世博会给中共带来的正面影响，所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再度表态说绝不手软地处理责任人。尽管最终被刑拘的不过是静安区的低阶官员，连区长或副区长那个层次都没敢涉及，这本身就制造了一个国际性的笑柄。

世博会被赋予太多一厢情愿的想像。比方说，体制内学者把它称为“防禦性公共外交”的典范，“在未有体系理论或思想前提下，中国公共外交实践先行，化解本国的消极形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系教授、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唐小松如是说.按这个说法，世博会防禦西方的进攻性公共外交算是成功了。但是，成功的收穫却让静安区的一场大火给烧没了。这场大火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共所谓和平崛起的宿命！

垄断公共外交资源的妄想

按一般学术定义，“公共外交”是指两国交往中有一方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更狭义地是指一国政府与外国民众的交往。基於狭义化的认识，中国体制内学者十分强调广义的政府系统对公共外交资源的垄断，特别是促使政府花大钱来控制诸如媒体、文化、留学等途径的公共外交活动。世博会上，确实有小试牛刀之收穫，比方说花钱请国外记者给写讚扬稿件，以至於出现了“中国没有露宿街头的乞丐”那样的报道。这类让西方读者发笑的报道，多少有点毛时代大跃进“放卫星”的意味，而其背后则是政府权力对公共外交垄断欲的赤裸裸表现.

中共第四代统治的后期，有人开始注意公共外交问题，但是它又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扯为两大块：其一，是全国政协的外事委员会，他们以办《公共外交季刊》为名目，大力争取国家财政投入，但研究成果甚是粗糙肤浅，如唐小松所言“未有体系理论或思想”之状；其二，是外交部设立的“公共外交谘询委员会”，目前尚无实质运行迹象，而且其成立时间二○一○年九月也比《公共外交季刊》创立晚半年。

两块分利情况几乎不言而喻：《公共外交季刊》的总编是现任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其将随中共第四代一起退出政坛，该刊就成了他卸任政协职务后弄些利益的地方。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第一副手陈昊苏（陈毅之子）素无建树，亦任该刊第一副总编。外交部的“公共外交谘询委员会”更是“老官坐新席”，成员皆为卸任驻外大使。

体制内有一种观点，认为办好公共外交需要“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样的建议遭到了国家对外情报系统的强烈反对，指责说“这会极大地破坏我国保密体系，造成严重后果”，云云。

利用公共外交伤害国人

既然中共体制内的主流意见是由政府牢牢掌控公共外交资源，那么，民间外交活动特别是涉及广义化公共外交的，如非政府组织邀请中国学者的出访，就成了中共认定的危险行为。二○一○年是中共第四代掌政以来，中国学者和民间人士被限制出国频率最高、涉及人数最多的一年。

一直以来，对中国外交政策有影响的军方人士、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曾受邀参加二○一○年十月上旬由赵启正主持的一个“公共外交讨论会”，他表示：国家安全形象是国家形象的组成部分，公共外交应当积极改善中国的安全形象。然而，粗暴地限制公民出境并以“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潜在可能”为藉口，实在是大大损害了国家形象。

当局针对民间庆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打压，更说明其不懂公共外交效果与国内民间情绪紧密相联这一基本常识.与此同时，官媒採取舆论一律的集体行动，高强度地批判挪威议会及整个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并严厉封锁一切他们认为负面的消息。此类行为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弹，美国民间组织“人权优先”（http://www.humanrightsfirst.org）关於刘晓波问题的意见，迫使该组织的前总裁、现任助理国务卿波斯纳作出公开表态：不仅呼籲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而且要求解除对刘妻及其支持者的软禁。有民间人士指出：“刘晓波问题已经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议题，其重要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人权个案。这个议题也必然在中美公共外交领域有所反映。”

政治暴发户变成经济暴发户

体制内一些外交学专家（如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吴白乙）力求给中国的公共外交涂上“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本质仍是排拒民众参与.二○○九年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共代表团虽然声势逼人，但由於其不懂公共外交规则，让西方民间社团看成是暴发户的典型作派。相对应，西方国家代表团不便直接表达或无把握的表达，则由与会的本国民间团体来表达.是为公共外交的通常作法。

二○一○年坎昆会议，中国一改彼时暴发户行为，降低姿态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合作，但是，代表团中仍缺乏非政府组织及个人。从这一点上看，中共在经济发达之后虽然力求改变革命党的国内形象而变为温文尔雅的执政党，但其仍无法从暴发户蜕变为绅士。不同的是，仅仅由政治暴发户变成了经济暴发户。

中共当局试图通过所谓民间公关来影响美国的大选，这在战略措施上没什么不好，但是，由於其经济暴发户的本质难改，反而招来美国不同政治派系的公开指责，批判中共当局用黑金在美国收买政客。比如一则政治广告上，劫匪抢掠女议员后清理她的挎包，里面有一大遝粉红色人民币。如果将这则广告与时隔一个月后的“人权优先”组织的活动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中共在美国民众中的形象灰化程度。

调不出未来的人事变动

中共外交系统进行了重要调整，负责政策规划的鹰派人物、常务副部长王光亚（陈毅之婿、陈昊苏妹夫）调任国务院任港澳办主任。接替者是张志军，其教育背景及任职资历与王光亚大体一致。张志军将接替杨洁篪出任外交部长已成定局。不过，观察人士很难从中看出中共会推出一套较为合乎国际标准的公共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就不用说出现广义化的公共外交了。

对内没有政治宽容与和解姿态，对外也难以有让国际上认可的公共外交政策。简单地说：即便有一个实质上被政府完全操纵的公共外交，也难以对外交政策起到“创可贴”的作用。中共在对内事务上不相信民众，动辄以“敌对势力”指称不同意见。在对外事务上，更不会相信民众，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潜在可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