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一、上海和香港：计划生育PK自由生育

在中国内地，人口密度最高的是上海，1平方公里承载3000人。而香港的人口密度为上海的2倍，1平方公里承载了6300人，是中国人口最密的省级行政区。在人口政策上，上海实行“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的政策；香港实行的是不干预政策，每对夫妻自行决定生育多少孩子。按说，人口都这么密了，香港得赶紧采取措施向上海学习吧？可是不！香港选择了一条与上海截然相反的道路：当上海为自己人口过多而烦恼的时候，香港正在为它人口不够多而发愁。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2007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明确地说：要大幅度推进香港人口增长，初步预计增加40％以上，使香港人口数量达到1000万。他说“我们决不允许人口老化。要保持竞争力，香港人口必须增长。香港有基本条件为1000万人口谋求相当好的生活。”

曾荫权说的是香港人口的宏观层面。我现在从微观层面来做一点补充：即使，我们从香港明星的八卦新闻里，也是能够感知香港的生育政策的。这里，我列举三对在内地有着广泛知名度的香港夫妻（情侣），和他们的家庭生育状况：

◆梁锦松与伏明霞夫妇：5年内生了3个孩子；
◆李泽楷与梁洛施（情侣）：1年半之内生下了2胎共3个孩子；
◆谢霆锋与张柏芝夫妇，3年生了2个孩子。

张柏芝女士在生二胎后，面对媒体时还豪气地“扬言”：我再生80个没问题！——显然，这肯定不能兑现，但这说明香港人享受自由生育权。另外，生得这么多这么密、这么“豪放”这么“肆无忌惮”，如果在内地，这样的行为就会招致批判，面子上会搞得很难看。计生委工作人员会上门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开导他们“只生一个好”，并催收巨额罚款。这组对比，能给我们看待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相比内地，香港除了在政治制度上属于另类，在人口政策方面它也是一个异数。我们完全可以把香港当作一个人口制度的试验田，观察一下在政府不干预人口、让人民自主决定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的自然增长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到底是促进了繁荣，还是阻碍了繁荣？

二、人口：香港最核心的、最宝贵的资源

中国的“人口计生法”第一条说：中国搞计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这个法定政策可以看出决策者的逻辑判断：人口与资源存在一个比例关系；中国的资源太少了，人口太多了，两者不协调。这个“比例论”一直是大陆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的强硬理由。可香港的人口实践，证明了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很显然：香港是中国“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最突出的典型，香港地底下没有石油、金矿、曹操墓。如果我们仔细盘点香港有什么核心资源，那就是人口——而这，恰恰是在最近三十年里被大陆当局视为负担。没有人能否认香港人的勤劳，可勤劳的港人，他们在本土实在没啥可挖。他们的勤劳用在哪里？用在服务上。香港绝大部分的劳动人口从事于服务行业。香港繁荣，是靠港人立足香港、服务全球取得的。当然，良好的制度框架、良好的服务水平也必不可少。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抨击过“重商主义”——那种把沉淀的金银与储备当作财富的陈旧认识。他认为劳动和劳动成果交换，才是一个社会财富永不枯竭的保证。香港正是斯密这种先进财富观的体现：面对人的需求，我为人人服务；人人为我服务；人与人彼此服务。是服务成就了香港的财富传奇。在港人向世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等于每天都挖出了一桶桶金、每月都挖出了一个个金矿。香港的实践证明：合格的服务，本身就是资源；密集的人口，本身就是资源；这种资源与财富潜力，取之不尽、挖之不竭，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土地、金矿、石油才是资源”，这一点对今天的大陆来说，仍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中国内地推行强硬的计生政策是在1980年。这时的中国，被计划经济笼罩。当时的决策人显然对现代经济学原理、对资源认识一知半解、或者一窍不通。他们在盘点中国资源的时候，把中国最宝贵的资源（人口）排除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只清点那些金银矿产、和土地物产，然后斩金截铁地说：中国资源太少了！所以中国必须“计划生育”！——“计划经济”是中共从苏联学来的糟粕。区别在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没有、也没敢把“计划”用人口生产领域。这一点，中国做到了。

有人会说：在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方面，你拿内地和香港比，是没有可比性的。香港教育发达、民众富裕、社保完善，不可同日而语。我同意这句话。问题是：这些并不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领导人管理出来的。它说明，在有效得当的治理下，人口非但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相反它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本钱和机遇。曾荫权忧虑的，就是生怕香港的这种“本钱”不够。

三、对香港人口最大承载量的分析：既可能是100人，也可能是1000万以上

中国资源到底能承载多少人？先分析一下：香港能承载多少人？在逻辑上，我们首先来看看：多少土地能养活一个人。在人类的早期的狩猎时代，人们利用石刀和矛，靠捕获猎物养活人口。据陈志武引用的资料说：平均每10平方公里土地上捕获的猎物才能够养活一个人；后来，人类进入农耕时代，靠在耕地上种植谷物，养活一个人所需要的土地大大缩小了。比如1980年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总体上仍处在原始农耕时代。因为这时中国内地的主要劳动人口是农民，主要的生产装备是水牛+木犁，还有镰刀、锄头……靠人力+畜力，精耕细作，5亩左右的地能够养活一个人。这样生产方式太落后了，比如耕地用的犁，跟西汉时期的祖先用的一模一样。我专门查证过。

我们说：同样是10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狩猎，只能养活1人；农耕的话（比如种水稻），就可以养活3000人。因此，我们无法说清养活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与资源来配套。关键是看你的资源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比如香港：如果全部土地建成狩猎场，那么它基本的人口承载量大约是100人；如果在香港土地上，把适宜种植的土地上全部种上水稻良种，它能简单养活50万；现在，香港搞服务业，曾荫权打包票说香港绝对能高质量地养活1000万。香港人口的最大承载量出现了3个截然不同的得数。后者与前两者比较，人口承载量扩大了10万倍、或者20倍。所以说：一块土地对人口的承载量，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不同的产业选择、不同的资源利用水平，得到的结论都不一样。

内地的计生政策全面展开时，中国刚刚结束文革。那时，中国人的精力主要用于“抓革命”，却没有“促生产”，而是“荒生产”。以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获得的粮食产出非常低；低下的产出养活不了太多人，这是不奇怪的。问题是：生产装备、生产方式是可以改进的，只是当时的领导人无所作为。必须看到，这个时期，机械在全世界得到普遍采用，广泛运用到工业、农业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国外那些驾驶着联合收割机从事农业作业的普通农民，其1个农民的产出抵得上100、甚至更多的中国农民的产出。这些国家把在农业部门节约出来的国民，引入到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加工、商业服务等领域，造就了发达的商贸。这些国家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土地和资源的单位产出率、养活人数的能力，和中国比，基本上都是以一当百。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毫无建树，在破坏生产力方面却搞得热火朝天。比如毛先生，就很热衷于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送钱、送粮、送拖拉机……在自己国家的人民缺钱、缺粮、缺农机的情况下，对外搞无偿援助。更糟糕的是，那时候的毛，甚至动用国家暴力，对那些试图种植番茄、西瓜的农民予以严厉打击，阻止人民靠经济作物卖钱以改善生活的尝试。这就是有名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国这时候实质上在“两手抓”：一手，把本国人民的生存资源玩命地向外输出；另一手，玩命地打压人民创造生存资源的努力。这么一来，中国人粮食不够吃、资源不够用、钱不够花。这是必然的。这时中国出现的物资匮乏，显然不是中国人多造成的，而是领导人执政行为怪诞所造成的。毕竟：再多的家当，也经不起这样打水漂；再好的底子，也经不起这样瞎折腾。

直到毛故去，中共权力继承人自己承认了毛对生产力的破坏的事实，说：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个结论是对的，也符合亲历者的记忆。但新的领导层有一个认识是错误的：把前任领导人胡来导致的问题，看成是中国人口多导致的问题，并且基于这样的糊涂认识，粗鲁地、轻率地决定：向中国人口规模开刀，推出“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推行了30年。很可悲。如果1949年后的中国能够像韩国、日本、台湾、香港一样好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国人口够不够用都难说，哪还用得上搞计划生育？

四、“计划生育”是对中华民族“削足适履”

中国有一组成语，叫“削足适履、杀头便冠”，说的是：某个愚蠢的鞋帽匠，在面对鞋太小、帽子太小的情况，为了让脚和头容易套得进鞋和帽，不是设法去多找面料、把鞋帽做大一些，以适应使用者的脚和头，而是采取断然措施：磨刀霍霍抡起刀斧！用刀把脚削小一些、把头砍小一些！让脚适应鞋、让头适应帽！

中国政府对中国人口规模猛削的“计生政策”，我认为就是典型的“削足适履”！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每年增长一点是自然现象，这个现象并不单独发生在中国。在二战后的欧美，也出现过“婴儿潮”。但是，那些数以亿计的婴儿一直是欧美繁荣的原因，而不是负担。可悲的是，当年中国的决策者，不反省自己在执政能力上的欠缺、不考虑自己的前任对生产力施加的人为破坏、不动脑筋在中国已有的资源条件下向装备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不设法提高单位产出、不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却眼睛向内，对本国人口规模开刀。把好端端的一个民族，砍得血肉淋漓。

1977年——中国计生开展的前夕，邓小平去广东考察。广东省的领导向邓汇报说：广东一个叫“罗芳村”的村子，人们纷纷偷渡香港，怎么拦也拦不住。村民在广东种地，一年收入134元；到了香港也种地，一年收入达到13000元。邓总结说：是大陆政策（制度）有问题。——这是邓一生中作出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多的正确判断之一。这个结论，也是我这组系列文章论述的主题。

看看：同样一批素质不高的大陆农民，仅仅跨越了一条深圳河，“养活人的能力”一下子差不多提高了100倍。如果用两者的收入在国际市场买大米，在香港的村民“养活人的能力”，显然是广东那边村民“养活人的能力”的大约100倍。可见：不计生，而是用优良制度、优良管理来配置现有资源，中国资源对人口承载量，还存在着扩容很多倍的巨大潜力。

五、“削足适履”不可取，提高管理是正道

香港是丰产的，但香港的丰产并不是孤例。像同时期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有类似的表现，都是在人口高密度的经济体创造出大繁荣的例子。它们代表的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相比而言，中国大陆落后得一塌糊涂。这种落后完全是大陆当局自找的：因为横看世界列国，纵观历代前朝，农民种番茄出售是天经地义的，在中国却要遭受“严打”。因此，中国土地产出低下是不可避免的，人民穷困是不可避免的。今天，胡锦涛发出号召要“提高执政能力”，总算承认执政能力存在不足。我想，“执政能力”里一定包含发展经济的能力。今天，世界还缺乏一个为各国统治者的“执政能力”核算打分的一套方法。简单的参考方法不是没有：借助世界各国的人均经济指标，来评估各国统治者在经济领域的“执政能力”。以上面“罗芳村”故事里透露的数据为例：如果说当年香港领导者的执政水平是100分，那么同时期，大陆领导人体现出的执政水平只能得1分左右，在国际比赛中几乎是交白卷的、成绩接近倒数第一的选手。所以说：1980年，中国应该淘汰的肯定不应该是人口，而是中国决策权人头脑里的那一团团的浆糊。

我前面说，毛在经济与民生治理能力方面大约只能得1分，那么中国现在呢？能及格吗？答案是：成绩是进步了很多，但离60分及格线还很远。你看，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一路猛追，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日本的1/10。如果说，代表先进水平的日本若是得了100分的话，那么，比较粗糙的结论是：中国只得了10分。再举个例子：在节能降耗努力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同样耗费1吨标注油的情况下，香港产出的GDP是内地的5.3倍；在内地政府的服务效率方面，10个公务员一天所为，能不能顶得上得上1个香港公务员呢？每个大陆纳税人会有自己的答案。这都说明：在提升管理水平、提高产出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空间。

客观地说：希望中国能够可持续发展、希望人与自然相协调，这个思路是有价值的。但显然：把中国的穷，归结为中国人口的多，从而搞“计划生育”，很可能开错了药方；为了让中国人口与低下的统治能力相适应，把人口规模砍小一些，搞“削足适履”；把资源利用能力差、领导能力的欠缺，当作淘汰人口的借口，对一个伟大的民族实现自我阉割，是悲剧。

前政府高官彭佩云曾经代表政府说：中国的计生“为稳定世界人口作出了贡献”；还有人说计生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甚至有人说中国因为计生成就而“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似乎计生掉的中国人口，是和减排的二氧化碳、和减排的工业污水一样，都属于“应该消失”的有害废料……这样的调子太缺乏人性。它像李莲英主动切割自己的生殖能力一样，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文明社会早有定论。

假如有一天，人口膨胀真的演变成了世界性的危机、并且问题严重到跟原子弹一样威胁到了人类和平、像“碳排放”一样威胁到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地步，那怎么办？——即使到这样的地步，中国政府也不能单独自行阉割，而要去学习美国人、欧洲人：当杀伤性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时候，美国努力把世界最大的武器生产国拉到谈判桌，展开“削减武器”谈判；当碳排放威胁人类未来发展的时候，欧洲人把世界最主要的碳排放国拉到谈判桌，推动“控制碳排放”谈判。这个思路是对的：人类有危机，就发动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协作解决。全球人口都在增长，凭什么单单由中国来“稳定人口”？以中国一己之力，挑得起世界“人口维稳”的重担吗？——可惜，举目四望，我们看到，在这个星球上大约200个国家，唯独只见中国在“自宫”。中国决策者在既没有人民授权、也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下，有没有资格对本民族人口自行展开阉割？阉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六、人权也是竞争力，保障人权也能促进繁荣

在前面，我列举了香港3个家庭在人口生育方面的例子。设想一下：如果香港和内地一样也实行计生，这3个喜欢孩子的家庭，他们在香港会过得开心吗？不会。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离开（更多的人、更多的资金也会离开）。无论作为投资移民还是技术移民，3个家庭都有资格、都能轻易地找到新的、幸福的栖息地。想一想：每一户这样的家庭离开，对人口基数减少了的香港而言，是增加了一份繁荣呢？还是流失了一份繁荣？答案是明显的；上述家庭，会选择移民上海吗？答案也很明显：他们会绕开上海。

这就显示了一点：仅仅计生，就使上海在与全球性大都市的竞争中，处在了一个下风、和劣势的位置。因为：自主生育被全世界认为是一种基本人权、基本自由。唯独中国，挑战这个共识（似乎世界上唯独中国属特殊情况！）对一个地方而言，保障人权也是竞争力，保障人权能促进一个地方的繁荣。再结合前面所说：当内地人民连种番茄、卖番茄的经济权利也没有的时候，就导致了普遍的民生灾难、和经济萧条。自然，香港的李嘉诚们也断然不敢来上海做商务；在内地承认经贸权之后，李氏父子就来了。但是，李泽楷依然还有“怕”，他起码是不敢带着一家人落籍上海。

仅仅是自由生育——这一项被很多人漠视的人权缺失，都会给一个地方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带来负面影响。而经济自由、言论自由等其它类项的人权的缺失如果叠加起来，带来的后果更是致命。文革时期的中国，就是触目惊心的例子。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违反人性的制度存在，对一个地方而言就是自我树立了一个发展的障碍、自找了一种竞争劣势；一个地方的人权保障总跟不上，那么它的发展前景总不会明朗。当上海地方政府雄心勃勃地说要追赶香港、打造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时候，它需要检讨自己：能不能保障在自己地盘上的人获得安全、公平、尊严？上海能不能让顶尖的金融人才梁锦松安心？能不能让金融投资家李泽楷安心？不能的话，上海就会与千千万万个梁锦松、李泽楷失之交臂，上海的金融中心的建设就缺乏足够的支撑；就算勉强支撑起来了，也是脆弱的。一旦情况不对，人家就会飞速逃离。

前面我举例说：人权缺失，导致繁荣流失，是在分析繁荣的成因。我的看法是：繁荣和发展，是为人的幸福服务的；是良好的人权，造就良好的发展局面。中国的计生，为了人均GDP好看一点，却轻视家庭幸福、削减人权，是本末倒置。在这个问题上，球一直在政府那一边。对中国政府来说，谦卑、严谨地审视中国的人口政策，厘清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仍是时候。刘少奇说“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是对的。历史既会写：哪个执政者在中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计划生育；历史也会写：哪个执政者，修正了它，终结了它。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占中国面积万分之一香港、因为曾荫权说了香港能容纳1000万人，就简单地在1000万的基础上乘以1万，说“中国可以容纳1000亿人”。但是，中国到底能够承载多少人？中国政府拟定的“计生工作目标到2050年人口不超16亿”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无疑需要重新评估。以过去的年份、以中国对资源的低劣的利用水平、以对资源的浅薄认识，作为中国人口容量的评估口径，当然是不行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今天的决策者需要认真面对新形势下的老问题，这需要良知、远见、智慧、和魄力。香港的人口生育实践，为大陆当局拓展思路、重新探索，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镜鉴。

2011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