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宣部的“新闻战线三项教育领导小组”督查组前往四川期间，《成都商报》宣布了辞退了其深度部资深记者龙灿，此事在中国媒体圈内引发了许多讨论。事实上，《成都商报》对龙灿的严惩，背后已经不再是报道妥当与否的专业考量，而是中宣部以及强势的上海官方的政治压力。
因此，除有新闻从业者批评《成都商报》管理层“没有担当”外。新闻界有观点认为成商此举，“错误与惩罚不适格，将纯属行业规范的问题上纲上线后政治化处理”。
龙灿从业十年，在业界颇有影响力，他陕西镇坪华南虎照片中的调查报道，影响很大。他的离去，让很多传媒人有“兔死狐悲”之感。
昨天，他在微博客上表示，会就此事写一个全面的剖析和自我反思，他说，“一个深度反思的报道，出现这个结果，背后有太多的因素，这些因素，有的是我们可以避免的，有的是无法避免的。”
龙灿被辞，原因是他的《《“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相调查》被中宣部批示为“假新闻”。
《南都周刊》最近的《复旦“黄山门”再调查：“高官二姨夫”并不属实》的报道中，还原了龙灿报道的传播与反馈过程。
12月12日，此前被困山上的复旦学生几次报警，并未引起太多重视。19点10分，接到受困学生施承祖发来短信后，受困者的“二姨夫”罗先生报警，并经上海市警方应急渠道逐级迅速上报。
此后，上海即有三位市领导即市长韩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长助理兼市公安局长张学兵先后作出批示并对搜救工作作出具体要求。
在官方渠道启动后，安徽官方开始全力搜救。除了安徽省长王三运、常务副省长、副省长等批示外，当晚，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孟向阳坐镇厅指挥中心，230名黄山搜救人员，在21点多冒雨集结，连夜上山，直到13日天亮后，将全部学生安全护送出山。
12月22日，龙灿的报道刊发，并网络传播之后，此事的网络舆情则转向了对上海神秘的“二姨夫”的质疑。网络传播中，这位“二姨夫”被描绘成一名政商名流，这暗合了网民对中国政治运作的想象，却似乎与事实相去甚远。
龙灿对引起轩然大波的“二姨夫”一说解释说，“我当初写这句话的时候，仅仅是对采访对象原话的转述，想完整地再现当时被困人员的状态，丝毫没有想到网民的那种社会情绪化的解读。”
对此，龙灿辩解说，“我报道的核心‘是领导重视前后，表现在救援上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昨天，在微博上，龙灿对一名获救的复旦学生说，“你们前面报警为何两地推诿？为何高层领导批示后，两地闻领导的批示而动，这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还是对屁股（官位）的敬畏？”
但龙灿的报道出来之后，“网民对这个数千字的稿子什么都不看，就看那四个字，‘影响很大’。他们反思的不是整个救援模式，而是纠缠于这四个字”，龙灿说，“这让我很吃惊。”
如《成都商报》社在处分决定中说的，报道中“有影响力的二姨父”这个细节“几乎决定了事件的性质，左右了整个舆情的走向，成为了网民攻击警方的说辞。”
有媒体从业者分析说，此事本是上海官方和安徽官方“高度重视”，联手高效应对的典范，但因为不幸导致警察身亡；而龙灿的“二姨夫”报道一出，更让网民们习惯性地质疑官方，这让上海官方极为不快。
也正是这种网民的传播心理，给龙灿带来了大麻烦。
据《南都周刊》的报道，这新轮的网络人肉搜索和舆情，引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指示，“查清楚。”
两天后，2010年12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向俞正声递交了一份关于如何应对近期网络舆情的报告。在以五次接警记录证明上海市110“接处警环节规范、正常”，报告称，“报警人没有特殊身份，接处警背后没有任何‘权力’因素”。
12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在官方媒体“辟谣”，“说明上海警方联系配合安徽警方的救援行动及时、准确，没有所谓‘特别因素’的影响”。
双管齐下，上海市委宣传部也通过中宣部施加压力，最终导致这一本应由于新闻圈业务讨论范围内的媒体事件，成为政治施压下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