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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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不再介入，也没有高压水枪了，而新来的猴子仍然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管理心理学上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说白了，路径依赖是一种的自我强化效应。
路径依赖如同物理学中的惯性，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且无论它是“好”还是“坏”，人们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他也会坚决拒绝改变。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就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那他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而成为“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举一个工程技术的例子说，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个标准来自早期的铁路，而早期的铁路遵守的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电车又是遵照马车的轮距。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而英国马车的辙迹宽度又来自古罗马。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那么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今日铁路的轨距。更进一步，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也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路径依赖最后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也是由两千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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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对希特勒政府和斯大林政府两个法西斯极权统治做了大量的分析。集体无意识、沉默的大多数、围观心理、狂热主义、群氓主义、恐怖主义、广泛的暴民思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些构成了极权主义生长所必须的肥沃的社会土壤。极权主义在事实上并没有领袖，或者这个领袖根本无足轻重，他只是“群众”的代表，代表着“群众”的“意志”。如果没有领袖，群众只是一群自卑的无足轻重的乌合之众，领袖使群众得到自信和力量。他依靠恐怖主义吸引精英与暴民的参与，然后通过现代化的布道和广告式的宣传包装手段，实现了一个谎言构成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是世上最精美的华服。
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暴力和恐怖，而是灌输与心理操纵，它因此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操纵所有沉默的群众，而恐怖只是它极力掩盖的“黑社会”本质，险恶的暗示和伪善则是它的最常用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阶级常常被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源。而缺乏启蒙和组织的农民和小市民所形成的反精英群体往往将阶级转化为现实中的“乌合之众”，也可以叫做“群众”。在心理学理论中，群众的概念来自羊群理论和鱼群效应。对群众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或者权利，他们最需要的是胜利和成功，这是一种被卑微的小人物视为顶级奢侈品的人生体验。而极权主义恰恰可以带给这些微不足道的群众以浩瀚的胜利和成功。“群众的力量”以及“群众的目光”是极权者获得巨大的暴力来源，而暴力又是权力的出处，因此极权主义的利维坦在“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和“众志成城”中横空出世。
极权主义的社会意义不在于改变社会或改变政治，更不是改变经济。极权主义的危险在于它的目标是改变脆弱的人性，用暴力摧毁道德人格，用谎言瓦解社会信任（回到“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用阴谋羞辱法律人格，最后否认和消灭人类的个体性，销毁人的本能，抹杀人的常识，消除人的力量，屏蔽人的良心，使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判断力的行尸走肉，人至此就成为极权主义的理想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一孕育成长过程从代表暴力的军队开始，逐步向代表强制力的警察过度，最后融入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和潜意识中，极权主义就公开主宰了一个皇帝新装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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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权主义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成功典范，而是传播心理学的最大发现。一个由一群孤立无能、毫无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以感情代替理性、以下意识代替判断的群氓组成的暴民集团，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长裤党”（法国农民穿长裤，绅士穿短裤）和拿破仑征服开始，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直到下世纪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在过去200多年，极权主义已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成为人类走出后皇权时代的一种典型群众现象。可以说，在个体意识尚未成熟的境遇下，正是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催生了群众性的极权主义。
作为中世纪黑暗的瓦解力量，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克星和天敌。同时，启蒙运动和极权主义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人性思想和人权思想的产生代表着“人的苏醒”。启蒙运动将人类引向民主自由道路，而极权主义将人类从皇权时代的“少数人的暴政”引向“多数人的暴政”。
20世纪以降，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政治敲响了皇权专制时代的丧钟。在时代大背景下，许多匆匆跨越启蒙运动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落入极权主义陷阱。它们在紧追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却走向精神文明的反动。
启蒙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除皇权时代的奴性思想，更在于建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现代公民意识。极权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跨越和反动，准确地说，是对皇权专制思想的路径依赖。人们继续以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或老百姓的身份进入现代，公民意识、自治精神和国家意识完全缺失，从未在民众思想中落地生根。这种面对现代社会的无可适从和茫然无措必然导致群氓现象的产生，人们试图以集体的意志来代替自我的表达。
同时，每个人趋利避害的从众心理使政治空间出现真空，对无政府主义的失序恐惧导致社会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产生了极权主义的恐怖秩序。也就是说，当好的秩序无法实现时，只好去实现一种坏的秩序。以现实中的例子说，就是人们拒绝排队，每个人都无以选择地拼上老命跟其他人推挤，这时大家就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维持者。一个恶棍终于跳了出来，用棍子殴打每一个人，实现了一种“恶棍”心目中的秩序——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其他人只能向他谄媚讨好，接受他的奴役和统治。以一个恶棍奴役无数群众，这就是牧羊效应。虽然统治权来源于暴力（棍子），但事实上奴役与被奴役已经彻底脱离了暴力的影响。一个恶棍的暴力远远小于群众的暴力。恶棍的统治得益于群众无意识的绝对服从，这种无条件服从出卖了构成群众的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利，从而成就恶棍的权威，同时也实现了对群众人格权利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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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非常知名的“监狱实验”。实验者津巴多教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在实验中，实验者分别扮演囚犯和狱警。所有的“囚犯”进到“监狱”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报数，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这个号码表示从现在起你是一个囚犯，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和人性，进入到了这个体制内。
另一方面，“狱警”们也穿上狱警的制服，并戴上深色的墨镜。一切开始发生变化。“狱警”开始镇压“囚犯”的“反叛”。所谓的“反叛”就是“囚犯”视“狱警”为平等的人。接下来，囚犯继续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地镇压和羞辱。这说明即使一点微小的权力，比如一个城管，他马上就会变得十分凶暴，这或许他在家是一个好爸爸好亲戚好邻居。
狱警指定一些囚犯作为囚犯代表，这些囚犯代表感到非常荣幸。到了探监的日期，囚犯的家人都来了。很多家长都小心地对狱警请求：“我可以跟孩子握手吗？”当家长问道监狱生活情况时，狱警一咳嗽，囚犯和家长都马上噤声。5486号“囚犯”始终坚持这是个实验，不是真正的监狱。因此狱警对他进行严厉镇压，他逐渐相信了自己果然是个囚犯。416号囚犯用绝食来抗议对他的虐待，结果招致更为严重的羞辱。
在实验进行到第二天，8612号“囚犯”开始歇斯底里地哭泣咒骂，精神濒临崩溃，只好让他退出了实验。之后出现了一些囚犯效法8612以试图换取“释放”。
“典狱长”由津巴多教授扮演。随着实验的投入，他竟然也开始恨这些囚犯，觉得他们不合作。而且他赞扬非常凶悍的狱警。无论囚犯还是狱警，随着实验的进行，每个人都越来越投入。一些囚犯向狱警行贿——如果可以得到一丝优待的话他愿意在实验结束后给“狱警”一笔钱。
当宣布实验结束时，大多数“狱警”都非常失望，只有一个“狱警”感到高兴。可见“狱警”们都极其享受权力快感。而“囚犯”们始终保持着对“狱警”的仇恨，即使实验结束以后。事实上无论“囚犯”还是“狱警”，他们都是好人，是学校里非常受欢迎的好学生。问题是，所有的好人为什么在这座监狱中都变成了“恶棍”？
这个实验后来被好莱坞排成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与之类似的还有一部德国电影《浪潮》，熊培云先生曾经为此写过一篇很不错的文章《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电影以一个持续5天的心理实验模拟了希特勒极权政治的形成，真实的再现了人类是如何自愿地踏上这条“通往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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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泰国的人，常常被力大无穷的庞然大象所震撼。震撼之余，又会发现大象并不用拴马桩，往往只需一只小小的钉在地上的木钉就会把大象拴住，看起来简直像把大象焊在地上一样。而且随便大象走到哪里，只要把木钉往地下一插，就如同定身法一般把大象给“定”住了，简直比轮船的钢铁巨锚还管用。事实上这个木钉轻轻一拔就掉了，何况对一头大象。因此这棵木钉常常能把人给“雷”倒。
这个对人看来很简单的常识对大象来说则是一件过于复杂事情，因为大象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常常被这只木钉给禁锢着，它的记忆中这只木钉从来都是不可撼动的。确实，木钉对一只小象来说确实很可怕，但对于大象来说本来不构成任何障碍。只是大象是从小象长大的，大象完全继承了小象关于木钉的概念，因此无论大象还是小象，一只木钉就足够。
大象也罢猴子也罢，在一种无意识中通过路径依赖选择了极权主义枷锁，养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习惯天条，这种荒诞不经的不容置疑的天条扮演了极权主义的皇帝新装。这种无意识的广泛禁忌成为一种前启蒙时代的生活常态。
无论洪秀全希特勒还是萨达姆，往往只有这些独裁者死亡之后民众才得到解脱解放。在此之前，只有貌似一独夫奴役千万人的荒诞场景。作为一个人，独裁者实际上只是一种群氓的象征与想象，他在集体无意识的路径依赖下，从容地操纵者无数行尸走肉。斯大林曾说：一个人死了就牺牲，一百个人死了叫牺牲，一百万个人死了叫做数字。
极权主义狂热常常造成群氓的个体性和判断力短路，使人作为一个个体在集团面前失去价值和意义。为了集体献身重如泰山，为了自己牺牲轻如鸿毛。生的伟大死是光荣。个体只有融入集体才能体现价值。或者说，只存在集体，不存在个人。
极权主义病毒正是依靠一种人人无意识而传播开来，最后形成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拉开了现代国家兴起的帷幕。关于国家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出现了巨大的思想分裂。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合流，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合流，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合流。
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又名《消极抵抗》）中愤慨地说：“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梭罗以拒绝缴税表示他的不服从——他不能向一个容许奴隶制并且对墨西哥发动侵略战争的政府交税，并因此被美国政府逮捕。
二战期间，随着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蔓延，极权主义更加成为西方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著，同时，各种探讨群氓现象的理论纷纷呈现，比如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庞勒的《乌合之众》、埃里克•霍弗的《狂热主义：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塞奇•莫斯科维奇的《群氓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则强烈抨击共产主义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反动性。乔治•奥威尔以两部伟大的寓言小说《动物农庄》和《1984》先知般的揭穿了极权主义的无耻与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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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为国际国内社会诟病的中国书籍审查制度和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无疑是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在地球最后一次借尸还魂。在这种焚琴烹鹤的阉割体制下，宁可错杀一万绝不放走一个，无数优秀的思想艺术作品被一群无意识的“葫芦官”肆意扼杀，没人知道为什么，更无人去追问为什么。在犬儒主义的红旗下，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没有价值观的“八股”垃圾，继续为虎作伥地制造着一批又一批没有生气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木乃伊。在这个奇异的土地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竟然是“这是中国”或者“谁让你生在中国”。
对于当下的现实，最无奈最痛苦的正是一批有思想的人。在这个囚徒困境的铁屋中，只有用一种囚禁的体验才可以时刻保持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的尊严。所以陈凯歌在电影《梅兰芳》的开篇为我们讲了一个“纸枷锁”的故事。一道纸枷锁将一个大活人生生囚禁住。人与木钉囚禁下的大象竟是如此同病相怜感同身受。
极权主义不仅使一个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污染，法治瘫痪，尊严扫地，使文明倒退到野蛮蒙昧时代，而且还将使迟到的启蒙运动如同第二只靴子一般成为一种末日审判。对极权主义社会的人们来说，启蒙从来都是一种可怕的禁忌和诅咒。
对思想启蒙的恐惧是极权主义的本能反应。在每一个极权时代，代表思想和知识的言论、书籍、学校、媒体和知识分子都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严厉管制或无耻的收买。而极权主义的无意识社会和群氓主义正好使这种这种涂炭愚昧与无耻得以顺利实施，每一个好人都争相卖力地去做“狱警”，每一个不幸的“囚犯”都试图迎合“狱警”以逃避无妄之灾。一个由无数面目模糊的好人构成的“君子国”翻过来就是一个由谎言和罪恶打造的“肖申克监狱”。
在路径依赖的心理模式，无数匪夷所思的反常识的反良知的低智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无数“像屁一样”的网管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奋不顾身地删除屏蔽网上言论；无数城管酷吏甚至教师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去羞辱欺骗无辜的弱者；无数被伤害被损害的穷人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去下跪乞求“恶棍”的饶恕和拯救；无数“恶棍”和“可怜的人”依靠自己的无意识对“规定”和“领导”这样的“木钉”敬畏得几无人形；无数“沉默的大多数”在无意识中苟活，在无意识中死去，在无意识中成为极权主义的拥趸。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讲到：“在中国，极权主义统治却有极好的机会，那里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聚积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如果说在第一个30年里我们曾经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新装而狂欢的话，那么在第二个30年里，我们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而狂欢；而如今，我们还在习惯性地狂欢，但已经不知道为了什么。在残酷的路径依赖中，极权主义枷锁越来越沉重，而打造这只枷锁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奴隶和同谋，也是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并将这只枷锁一代代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
很多年前，鲁迅将中国人分为三种人：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奴才所需的只是寻人诉苦，而聪明人总是适时而慷慨地表示了十二分的同情与良好祝愿，于是奴才也就得到了十二分的满足，聪明人自然也得到了奴才的感激，于是世界和谐，举国同庆。然而有一天，奴才不幸碰到了傻子，傻子听到奴才的诉苦之后，义愤之下，动手为奴才改善居住条件———开窗户，结果，奴才惊恐万状之下，喊出一群奴才赶走了傻子，然后奴才向主人邀功，并如愿地得到了主人的称赞，于是当奴才再次遇到聪明人的时候，便盛赞聪明人先前的“良好祝愿”确是有先见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