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王岐山会见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经济学家青木和中信证券总经理德地立人，洋洋洒洒谈了一个半小时，横跨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等宏大主题，涉及反腐、共产党的自我监督、中国现代化道路、法治等具体问题。这场会见在海外激起千层浪，引发中国问题观察者极大的讨论兴趣，而在大陆却是一片静悄悄，讨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偃旗息鼓了。
笔者查遍百度，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罗昌平在凤凰网上的转载“王岐山最新表态：我们很坚决也很慎重”已经被删除；杨恒均的“王岐山谈话透露了什么信息？”也被删除。新浪微博的众多转发，变成“此内容被多人举报，相关文章无法察看”。如果不是德地对这次会谈的整理和有限披露，外界可能会与这个会谈的海量信息，失之交臂。
王岐山在会见结束时说，自己“不成系统地讲了这些话，也算作信号吧”。本文想要搞清的是：王岐山到底想要传递什么信号？他为什么要传递这些信号？会谈内容为何被删除？
这场会见的主要信号，应当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目标、时间、尺度和存在的问题，现在逐渐清楚；要达到目的，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尽量要修好；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党要走市场化经济，领导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是个了不起的探索。
除了这个主要信号，笔者认为，王岐山在这场会谈中，还传递了几个具体的、明确的信号：不搞司法独立、不搞美国模式、不搞媒体监督和民意监督。
关于不搞司法独立，王岐山说得非常明白。福山问王岐山，法律（rule of law）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统治者在内，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王岐山断然答道：“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关于不搞美国模式，王岐山的讲话透露了几个理由：第一，优秀的DNA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言外之意，挖掘自己的优秀DNA就行了，无需学习他人；第二，美国的特点，别国无法复制，如要复制，就会天下大乱；第三，十三亿人如搞美国模式，就是走到悬崖峭壁上了。
关于不搞媒体监督和民意监督，他并没有直接说。他讲的是共产党搞自我监督很难，压力很大，而且现实中鲜有成功的例子，但他有信心走出来。他说，“我们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头，但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
这三大信号实在没有新意，习近平的几次讲话，中国官方媒体不厌其烦地造势及中国当下的实践，都围绕著这三个“不搞”。问题是，王为何向外界传递已经了无新意的“三不搞”信号呢？
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王岐山这么做，是否和他目前的处境有关。最近，网上对他处境不妙的传言越来越多，主要有几个方面：反腐反到最高层，给共产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原本声势浩大的“海外猎狐”行动难有成效；借反腐提拔培植自己的势力，等等。在这些危险信号不断涌出之际，王岐山重复那几个没有新意的“不搞”，可能是一种自保。
至于他的讲话为何被删，有评论家认为，他的讲话犯了大忌。胡少江说，作为一个专管党务的常委，王岐山高调出面，并且让谈话内容以非官方的方式公布，这种非常规的做法是党内高官的大忌。如果王的讲话是因为犯忌而被删除，那就更证明了王岐山处境不妙了。
德地在文章中引用了王岐山一位朋友的话：“岐山说，你什么都可以思考、可以思想，但说话就不同了。”言多必失，在共产党政治文化里摸爬滚打数十年的王岐山，太了解这一点了。如果有人想在他的讲话中挑茬找刺，并借机扣帽子、打棍子，那是非常容易的。共产党文化的残酷，连中共的第一把手都无法逃脱，更何况王岐山只是个名义上的二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