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争和共、朝解构
前此，谈到共和，立宪和民主之关系问题（见前文）；今谈之续；即孙文南京政府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关系问题；孙文、蒋介石和毛，共关系问题；民国，乃至人民国走向问题。这些问题史备于共，史备于民，史备于国，世人亟待澄清之，还其真相，捋出端绪，是为要。之所以这样说，无外乎几个理由。其一是，辛亥革命，孙文共和，清廷新政，一直以来，与革命，孙文，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袁世凯参与之之间性关系写照；并非完全是排他的，绝缘的。二是，所有关乎孙，袁之间的揣度和评定，往往认为北洋于辛亥之重要性强于孙，黄；孙北上与袁世凯段祺瑞游，亦是府院之争，之和间的博弈；并非黑白各执，堪称朝廷另类和共和之犊的撞击。三是，我们可以转换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问题依然是我们前此言及之大制度，真道统之间，中国古代和现代历史走向之间的基本估计；这个基本估计就是，只要改革和革命并不废黜天道人伦，一切是可以预期和掌控的——就像东西方历史上开拓与复辟相辅相成那样——否则，按照极权主义中断历史和暴殄天物之文化灭绝，一切之改革和革命就会脱序历史，滑出轨道，违反人伦和上帝。
也就是说，袁世凯代表的清廷势力，并未因为他源自清廷（小站备兵）而完全等同与之；但是，清廷豢养或者放纵袁世凯，也是胜败与之，给了这个并非完全掌控军队的、半个极权的皇家集团一个身灭形存的契机——这个契机就是，无论是辛亥、还是共和，在最后对待清廷之课题上，历史，其实来了一个偷梁不换柱的谐谑曲；且在此曲中隐留了清廷消亡和得救于袁世凯这样一部戏码。这个戏码在演绎了袁世凯登基不成的劣剧以后，转向了后袁时期以段，吴，张，冯等人接替北洋的后清廷体系——虽然这个体系基本上排除了皇朝人事，但是，其脉络延伸，依然可以找到袁世凯和清廷那里——换言之，这是另类“共和”的后清廷与现代派的解构－结构。按照所谓北洋——清廷——清廷之覆——某某崛起……的悲剧线索探究，起码在政治层面，中国不是按照西方革命－复辟－回到宪政－回到民主（希腊式的）－回到上帝（夏多布里昂式的，等等）这个路径演进，而是出现了脱轨和胡乱的中、西劣种结合。这个结合前是共产党出世，后是黄埔军校建校（苏区肇始）和北伐之出动。
苏区不存在，最重要
于是，中国的真课题不是革命，也不是立宪，而是排除真革命和真民族的苏联主义。这个苏联主义，又刚好是帝国主义放弃了价值判断和公理战胜，转而支持一个殖民地政府；换言之，清廷也好，袁世凯、孙中山也罢，他们只能在获得国际支持的无价值判断和殖民中国的国际环境里作出选择和负选择。而这个不选择、无选择的选择，造成了孙文主义后期的混乱。中外价值论者可以看清楚这一点。另外，孙，袁北京之议，议会北京试验，与后来赵秉钧刺杀宋教仁——孙文建设革命集权党类，依然是中国事情可以控制在民族范围之内之导向；但是，孙，段之间出现的和谐与不和谐，乃至孙文之死和宋（庆龄）氏之亲苏，使得中国事情完全走歪。最后，回到辛亥原点。这个革命，改革——立宪之争，都坏在清廷不像明治，戊戌变法不是明治维新；臣民之间，皇主之间，异议分子和官府、皇上之间，无互动，或者有互动，却无实质（四君子入阁等）——他们选择了良性转换之外的路径和根据——这个路径就是武昌暴动。这些依然可以掌控。
斗争，于是十分明确。是要在孙文后蒋介石的民族政治里游戏还是青睐苏俄，建立苏区，搞垮民国。这成为中国命运的把握关键。前此言及之革命，改革和立宪，都已变得并不重要，并不急切——急切的是，国人在五四晦气文化和斯文操蛋以后，又出现更加野蛮的坯子运动——继而，就是蔓及全国的苏维埃浩劫。于是，建立民国，缴匪戡乱，成为讨论宪政和革命以上之更加重大的课题。那么，这个关节点何时开始出现？就出现在共产党的秋收起义八一起义之暴乱开始。这样，如何估计打倒军阀，如何认识所谓万恶的封建势力，成为中国人是不是要施行毛革命的一个基本观点。辛亥以来，这个估计呈现以下诸端：前此，革命－改良之间的负面互动和正面互动如双星临头，不得不见；孙文要暴动；老袁要称帝——幸好，称帝，革命，却还是底线犹存。孙，袁，都还是以文化道统和中国国基为准，没有毁“天下”。出现负面和罪恶转季的则是北伐（孙，陈分治和一统之歧异，另论也）。
北伐的意义和无意义
北伐，亦分成几个因素。一是，孙文对于北洋政府尤其是段氏政治的不满，表现在善后和国会召开之争；虽然，冯自由等人都有孙，段二谐的说法。二是，北伐，对于所谓北洋军阀的讨伐，抑或和诸葛亮、司马懿之间的博弈，并无多异；其正统与否和愚忠与否，本来就是人文话题，不是政治话题。三是，北洋之吴，之孙，之张，之冯，和孙文、正中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所谓打倒帝国主义，究竟如何做到？重新闭关自守，抑或复清灭洋？立民灭洋？皆无聊虚无说也（更不要说百年后之“改革开放”）。四是，倒是这个东西，区隔了那时的资本动向和市场运势，苏俄来师（顾问），黄埔建校，苏立支部（中共）等等北伐前后事宜，将中国抑或自治，抑或统一之格局完全推翻；三纲五常不再，痞子运动猛起；乃至斯文扫地，文士自戕；暴力泛滥，动乱频仍；最终，北伐之端倪成为破坏中国，侵蚀国粹，动摇基准之“以俄为师”的大破坏，大颠覆。一切之民国课题，一切之辛亥课题，一切之南京，北洋之课题，一切之开埠和资本之课题，一切之传统和现代性之课题，统统变成了破坏国本和消灭天下的异类课题。其间，孙文开创的联俄容共这个课题，和他不知道什么是反对党政治，什么是（美国，欧洲）地方自治政治，什么是宪政－共和－资本－地产等模糊概，最终纠缠在一起，变得无法澄清，无法识别；混水搅矢棍，陷国于乱也。一个险恶的，与辛亥，与共和，与民国作对的列马主义苏区国，开始祸害中国，以至于今。北伐之目的究为何物？也是难以厘清之事。
辛亥后分岔的“两国”
其中也有几点可以简单一提。一是，所谓统一中国。中国为什么要统一?由谁来统一?作为前提的政统何在？于是，国人北伐之历史不能不稍有涉及，如，秦皇汉武，三国演绎，乃至孙文，中正，毛泽东之北伐，究为何故？牵强而言，诸葛亮六出祁山之北伐，名正言顺乎？刘备，一个所谓正统姓氏说，可以涵盖一切正确性正当性、抑或否之？循此逻辑，那么，曹孟德，司马懿又是不是政统正道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三国归晋抑或归ABC，都是历史偶然蕴藏在必然里面的国是，没有什么正确与否。他们体现的一仆一主，抑或一仆二主，三主，都是乾坤炎黄里面的变易与决定，不是其他；唯其他来犯，就是十九世纪国人面临的东西方碰撞课题。很不幸，国人险些交了白卷。其以暴力挽救的机会，就是蒋介石在面对共产党红旗黑手席卷一切的时候，来了个急刹车。在此面向上，1927年4/12之路展开的以暴易暴将辛亥文化和政治议题拉回命运和渊薮，且在政治经济两股岔路上，形成了前此所谓的一国两制和国中之国，也就是民国和苏区。以后的道路，众人皆知；只是一个中国在台湾，一个中国在大陆。台湾中国是不是以后之中国，又争执严重，但是，所谓中华民国之事情，保留道统，行事自由，立宪民主，难道不是孙中山另外正面面向的遗产和财富？
而大陆的事情，却是积重难返，迷途拒归，且发展出来一个特色怪物。也是世界奇迹之一。怪胎龙显，不谙韬晦，业已出露锋芒，举世皆惊——而这个惊奇，就是文化邪道自于五四事情开始的；辛亥（他的列宁主义面向），五四（他的马克思主义面向），北伐（他启动的消灭自己的专制主义倾向），乃至八一起义，苏区割据，西安事变，抗日与否，这些历史的悖序之序，居然到了强人得道，一切易帜的地步。我们分野这个线索，其实，和很多学人一样，开考于中断中国历史的惨象；这个惨象，是以王国维的自沉和陈寅恪的哀悼为整其序幕；以民国对抗苏区，为其角逐；以现在的台湾之以小事大，以鸡蛋碰撞石头之奇迹，为其瞩望。然而，逻辑和反思应该是这样的——陈寅恪和王国维们，梁启超和康有为们，章太炎和冯自由们，袁世凯和段祺瑞们，都还在国人历史文化的范畴之内运动；这样的悲剧和现实，战争与和平，甚至暴乱与镇压（段祺瑞对待刘和珍君之死），都属历史常态里的是非对错，乾坤坎离，阴阳八卦之运作；是千年朝廷——民国百年，兴亡灭助和反馈回环之运作——不是消灭这个循环的虚无主义运作。可是，世界20世纪的不幸，则源于那个异数，那个幽灵。
反对军阀的虚无主义斗争
幸好，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只崇拜幽灵；就像日本人不止于片山浅和幸德秋水（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国虽有安娜琪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亦影响甚巨，甚至举足轻重，但是，我们还是有主流西方概念之介绍者和传播者。其中，不止吴宓先生对马克思和易卜生做出批判（他在1920年尝试批判五四运动），主张国人回归东、西方正统——儒家和希腊——其中佼佼者尚有马相伯，英敛之等一干人杰。之所以这样提出二公，是要用一个象征手法来皴化民国图面，而且是最初的民国；换言之，这样一个曾经的南七北六之国，难道仅仅因为军阀割据，战争频仍，就该将所有所谓的准自治政府连同他们的大帅总统将领袍哥一律打倒吗？这个把孩子和水一起废掉的革命，对于蒋介石，对于毛泽东，又有多少世人赞成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呢？国将不国，人将不人的，究竟是军阀割据还苏区割据呢？而其中分治一统的概念，是不是也符合苏区独立，苏联殖民之之地位呢？毛的湖南独立论等，又该定其位为革命、还是定其位为分裂呢？他们的独立，是不是代表着他们从来就没有搞过分裂呢？
几大所谓军阀乃及其割据，是不是造成不北伐、必亡国的统一逻辑呢？新老军阀对于蒋介石的归顺和一致抗日，究竟是在守残专制主义，还是在救亡救国呢？这些课题坊间，多有议论。这里，只是撷趣一点点所谓军阀统治之点滴，以证北伐之谬和苏区之误。
军阀国斯文犹存
军阀之间的战争，混乱和死亡，确是引起革命和北伐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是不是要否定这样一些所谓的“专制、封建、半殖民地”统治呢？废除这个统治，又要引进什么统治呢？民初的军阀们，又是如何对待中国国情和文化之基本尺度呢？这里苟简一捋。从辛亥到五四，就是一个转折。辛亥要颠覆王朝。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无不妥。而清廷中人袁世凯乃及袁世凯死后之后袁者，难道不是多少体现了那个朝廷的王封残绪吗？这个延续或者半延续者的统治，是不是以后用毛氏破旧立新方式，达致中国之新，之毁，之败呢？我们根据有关学人之批露和研究，就可得出一二结论——这个结论的基本估计仍旧是，军阀人物，尚不及懂得和习惯苏维埃主义戕灭人性的那种列宁主义和涅卡耶夫主义。就拿五四运动和北大之现象说去；一个蔡元培，就是黎，段任命之教育总长，“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这份‘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简字第七百九十二号’任命状，简洁地写着：‘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此状落款是：黎元洪、段祺瑞、范源廉，挂着大总统的印章。”（资料，下同）吴佩孚，却于该年“5月9日通电支持学生：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这是新旧转换时期的一个悖论。一是，所谓军阀，并不抱残守缺；二是，蔡元培引狼入室，在五四爆发前后，推出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又，却在清共运动中勉力推之，与章太炎，冯自由等共襄，以批判孙文。
文化尚在，斯文尚在，一个例子是孙传芳。据资料，“到天津做起寓公以后，自知自己当年杀人如麻罪孽深重便做起了居士，也就是不曾受戒的僧人，终日参禅礼佛，每周三、周六下午还要到居士林和众居士一起诵经说法。孙传芳做起居士的消息也引起了一个弱女子的注意，她就是与孙传芳有杀父之仇的施剑翘。”
后，孙，这个放下屠刀者，被复仇者杀——但是，这也起码说明孙对于中国儒释道道统的皈依。至于张作霖，冯玉祥的事情，众所周知，此处不详；须知蹊跷则是，他们一个是坚决的反苏主义者；一个要拐向苏区，苏联，而被反蒋的共产党和台湾的李鳌辈大赞之；其倾向如何不在话下。这些军阀的历史是非，在21世纪之中国，尚且发出不同声音，何况于史，于是，于事呢？我们看到，内地业举办吴佩孚研讨会，且不一而三。其中有称其为伟大者，有呼号其英雄者，亦不无根据。至于蒋介石后来的新军阀李，阎，李/白等，坊间评议与蒋评价同，也是不一而二，而三。众所周知，蒋介石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南京抗日请愿等），却不如段祺瑞这几年记录在网络上的往事，更加感人。这些往事说明，一个进行了屠杀的军阀，其内省、忏悔、匡正于三纲五常和礼义廉耻，是21世纪89年64屠夫们所天壤拒之，不可日月的。所以，说回来，不管是蒋介石打击还是绥靖之，都是中国人人情尚在，道德犹存的历史表达。这些东西，这些价值，这些常识，什么时候开始玉陨香消，魂不附体呢？这个回答还要吴佩孚来回答（资料，上同）——
“（且看他抨击段祺瑞的一个通电）：
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
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
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