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独尊儒术”是中国二千年前便确定了的国策。历代统治者以此为立国之根本，藉“儒学”以教化并治理（民间普遍供奉“天地君亲师”位），而其影响则至今犹存。孟子曰：“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于是有人著文，说这是最初的民主思想的萌发。其实不然，此乃孟子重农观念（以民为本）之表述而已。“三纲”之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更是一张无形罗网，将天下臣民牢牢缚绑。有人也想从历代农民起义中寻找一点民主思想的印迹，这恐怕只是徒劳。无论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李自成“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还是洪秀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都只是在土地与饱暖问题上诱惑愚民，为其霸主大业效命，看不出一丁点民主意识。
君主独裁－君主立宪－民主宪政，这，大体上是国家政体特征和过渡阶段之区划（过渡中有时也出现反复，如独裁政体打着“共和”旗号出现）。后两者之所以区别于前者，一是民众争得了参与政治的投票选举权；二是在各级政府设置了以民主协商来议事的立法与咨询机构；三是建立了分权制衡机制。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平民百姓组织起来，提出纲领性要求，力争议会权力的抗争运动，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人协会向国会提出《人民宪章》请愿书。反对贵族把持的国会,认为它“既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也不是由人民作主的。它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而对多数人的贫困、苦难和愿望置之不理。”《人民宪章》提出了自己的民主纲领：“年满21岁的男子都应该有普选权，选举投票应秘密进行，废除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国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平均分配选区。”为此，民众流血牺牲，屡挫屡争，最后，宪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实现了上述政治诉求，平民百姓争取到了选举平等，和参政议政的权利，迈出了议会民主的一大步。其意义具有普遍性——许多国家都参照借鉴——这便是代表了民意，起着制订法规与民主协商作用的参众两院。
从中国来看——中国最初的宪政尝试，到十九世纪末方才出现。清末戊戌变法是一次保皇派的维新运动，虽因保守派阻挠而失败，但对清廷震撼颇大。紧接其后的日俄战争（1905年），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一个专制大国，给清廷上下又一次震动。悟出了“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于是数月后，立宪之议遍于全国。清廷于1905年派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9月1日，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设立考察政治馆，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如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等。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规定由议院制订法律，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变法律。该法还规定了广大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财产、居住、人身自由；有诉讼、依法担任官吏及议员的权利，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及处罚。这表明了清政府在近代化价值取向上的进步，同时，中国政治近代化也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1909年10月，各省（除新疆外）咨议局先后成立。咨议局还算不上是一个立法机关，只是绅士们表达意见机构。但咨议局约束了各省督抚权力。他们利用咨议会议和活动，反映民意，议事协商并维护公众利益，日益影响地方政局的发展。同时，又不断地提高自治能力和参政水平，这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派迅速接管地方政权打下了基础。但清政府立宪活动，乃出于内外形势逼迫，并非心甘情愿，在制宪过程中，削弱了朝廷专政的权力，起了离心效应，加速了清王朝覆灭——由于辛亥革命骤然爆发，清末的制宪也就半途而废了。
从二十世纪上半叶两次国会选举来看——由于种种原因，晚清立宪中有限之民主因素，并未能持续发酵。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也曾产生国会，选举了参议政事的议员。当时，袁世凯执政，国会议员多为其收买，成为御用工具，不能真正代表民意。1948年春，民国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各地选出了国大代表。当时国共内战正炽，国民政府虽有制宪之心，却无平乱之力，加以贪渎盛行，人心涣散，一年后，其政权也就土崩瓦解了。从以上两次制宪情况来看，因积弊深重，且为时短暂，故效用不彰，此处只作简略提及。
中国宪政的缘起，已如上述，引导其前行的，则是民主思想之萌发以及运动进程。今人谈及民主运动，往往首先想到了“五四”，“五四”运动诚然有其重大历史意义，但并非中国民主流之始源。从民主运动不同时期之表现特征，大致可分为下述几个主要的，带有标志性的阶段：（这当然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包容得了，此处先作一点概述，以后分题再作探讨。）
一、清末维新运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清末维新运动，导致了戊戌变法，并加速了君主立宪的制订。清末立宪，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宫廷改良，其直接原因，是康梁为首的维新运动（“公车上书”，则是以康为首之知识群体忧国诉求），一次自下而上，由知识阶层发起的政治革新。维新派在政治上保皇，但思想西倾开放。以大量译著广泛介绍西方文化科学，传播其“天赋人权”，民主平等之理念。维新（洋务）运动的一大功绩是打破封闭，开源引流——将西方政治制度，文化科学中先进事物，引入封建闭塞落后愚昧的中国。
二、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的“五四运动”（二十世纪初）。
五四运动得益于它的孕育者，即上述清末的维新运动。较之维新派，五四人物显得更为成熟，更具信心与活力，且摆脱了“保皇”的迂腐与不合时宜，大呼民主平等自由博爱，大批封建专制保守。其先驱与旗手，是陈独秀、胡适等领军人物。五四的历史功绩是，其倡导之新文化运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遍及全国城乡，影响之深远，波澜之壮阔，对传播新思想，破除旧观念，有较大贡献。但，无须讳言，五四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有它的某些负面因素，这里暂不展开，留待另文探讨。
三、大陆反蒋民主运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矛盾激化。在“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要民主！”口号下，各地学生与工人群众反蒋运动蓬勃兴起。三年的国共内战，蒋管区内民主运动若星火之燎原，中共地下势力策动学生、工人及民主党派，密切配合，开辟了另一种斗争形式的特殊战场。国民政府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工罢市，此伏而彼起，使政府之弹压尤为不仁不义不信，显得事事被动，处处掣肘。故曰，国民政府之败，非败于军事失利，实败于民心散失。而民心之散失，民主运动（中共策划下之运动群众）之功不可没也。但事后回顾，此类为政党操纵之所谓“民主运动”，实在大有可检讨，可反思之处。
四、八九民主运动。
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全国性民主运动，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突发的，它有两个潜因，一个引爆。潜因之一是“官倒”腐败，之二是物价飞涨，二者引发了民怨；引爆点则是开明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含冤猝死，于是，民众找到了一个理直气壮的泄愤口。“六四”之后，国内噤声，国外沸腾，真相陆续揭露，但仍有一些疑点。值得探索的，是运动体现了“力争民主政治”的实质（另文再作探讨）。在中共保守派元老把持政权和军权的政治背景下，“六四”的结局是必然的，可以想见，不存在有什么偶然性。
此外，与之相关的，另有“二十世纪末海内外民主运动”，及有人提出“反右派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运动”。而这些都将在之后的系列文章中一一论述。
2011年1月24日星期一写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