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相信经济发展会产生大批中产阶级，而这批都市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化的动力，並且会对民主的稳定起积极的作用。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产阶级被认为教育程度较高，较具有开明、温和、理性的价值，所以比较倾向民主。此外，中产阶级在获得经济利益之后，会开始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或者政治参与，因此构成推动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如果中产阶级微小，则可能严重贫富不均，社会矛盾剧烈，而不利于民主化的推动，因为富有者或资本家会担心一旦民主化，他们的财产会被中下阶级严重剥夺，所以他们要捍卫既有的威权体制。

在经验研究中，美国知名政治学者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说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每一个国家最积极的民主支持者都是都市中产阶级。许多政治学理论也都支持这种看法。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强调中产阶级因为在乎经济利益，所以在政治价值上更选择秩序与安定，因而容易与独裁者共谋。

大陆最近对于中产阶级的出现也有热烈討论，並且探索这些新兴中产阶级对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的意义。尤其不少人认为台湾经验值得借鉴。而他们对台湾经验的理解正是上述理论的翻版：经过五六零年代的经济发展，台湾出现都市化、工业化，以及大批都市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开始要求政治开放，因而促进了八零年代中期的民主化。

这个历史图像看似正确，但这样的简化论述却抹煞掉这个巨大历史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细节与机制，也把所谓中产阶级视为一个没有区別的整体。

台湾在战后随着五六零年代经济快速成长，出现大量劳工阶级，到七零年代也逐渐浮现出一个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而台湾政治也的确是在这时期开始出现转型。

但事实上，在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数量不大。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在台湾民主化前夕的八零年代中期，中产阶级只占20%到40%左右。不过，数量少不代表他们没有重要政治角色。

一方面，七零年代崛起的政治反对力量，的确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背景的知识份子。而许多早期支持党外运动，特別是以提供財务支持者，多是医生、律师、或中小企业主。要特別指出的是，这些支持党外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不论是专业者或是中小企业，他们一方面不在国民党既有的严密网络体系中（如官方控制的工商协会），另方面他们也是既有经济政策的受害者（国民党主要与大资本结盟），再加上他们大都是本省籍（闽南籍）背景，所以很自然会支持本土性格强烈的党外运动。

在积极的政治精英之外，更多中产阶级是属于沉默的公民，但选举机制使得他们的沉默可以透过选票表现出来。根据实证研究，台湾的中产阶级比工农阶级更具有民主信念，但不同省籍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本省籍非公教人员具有较高民主信念，並且在投票態度上支持反对党；外省中產阶级虽然有较高的民主信念，但却依然支持威权的国民党。不过，由於他们的民主信念，使得国民党在八零年代中期愿意推动政治自由化。换言之，不同省籍的中產选民扮演了推动自由化的不同力量。

总的来说，中產阶级確实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並非是如既有理论的简单想像。中產阶级的出现，並不会自动转化成政治改革的力量；这还需要其他歷史条件的配合，如在台湾，是否依附於党国经济体制，以及省籍背景，都对中產阶级的政治態度有影响。更重要的是，七零年代开始政治和社会运动者的前仆后继，打开了台湾的政治空间。歷史的改变並不只是期待社会结构的成熟，而是人的主动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