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结束封建帝制走向共和，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贡献。一个世纪过去，共和仍在“走向”中。中国人到底学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社会进步了多少？需要在纪念中反思并展望。
一 专制与宪政，改良与革命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之下，思想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改良与革命两大社会思潮相继应运而生。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和号召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都是实现宪政。改良或革命都是手段上的选项，两者互为表里，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西方式宪政民主。
改良派主张“虚君共和”，康有为以墨西哥、法国革命的造成的长期动荡为例，认为“我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国已凋敝，如再割据内讧，其如民生何？当今急务，不在政体之君宪抑共和，而在救亡图存，避免内争，休养生息，徐致富强，以防列强之瓜分耳。”
在宪政框架下的改良（或曰改革），社会成本低于革命，对经济的破坏较小，宪政民主中“妥协共存”的政治智慧，可令博弈各方均获得可持续的权利。但中国历史牌局中贯穿着“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追求一方全盘通吃的终极权利。清王朝原可通过政治妥协达成社会契约，最大限度地保持其长久利益；因其患得患失、改良滞后，导致革命思潮的勃起，最终全盘皆输。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实行的是“族天下”（余英时先生语）的部族集团统治，灭亡前的最后一任内阁，更是靠血缘维系的“皇族内阁”，这就使“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口号更便于煽情。在改良与革命的赛跑中，革命跑到了前头，但康有为预言的割据、内争、外患等，随后则一一出现。改良的理念未必差，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二、问题与主义，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
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1949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流意识形态。两者同为是西方政治学说的本土化产物，对近代中国影响至巨。两种主义旗下的两大政党，历史上曾是“以俄为师”的孪生兄弟，有数度的合作与纷争。
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思潮已开始在国际上流行，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多种流派。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可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中国本土化流派。孙中山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等诸多弊病，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毛泽东也是个不断革命论者，执政后各种政治运动与经济结构改造交错互动。社会革命（或曰社会变革）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质变，若操切为之。则不仅社会无法承受，政治革命本身也会变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误区，恰恰在于将两种革命同步进行，且以为“革命”二字能解决一切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平均地权”的承诺没有兑现（50年代才在台湾成功实现），“节制资本”变成了官僚资本吞噬民间资本。靠土地承诺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农民未能真正拥有土地，至今仍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二等公民”；前30年全民“均贫”，后30年权贵“先富”；前者“以革命的名义”集中于政府，后者“以改革的名义”集中于权贵。百年两场革命和一场改革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财富由分散走向集中。
“均贫富”的造反基因，深植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当统治到达民不堪命的临界点，就会诉诸丛林法则，从顺民变为暴民，成为王朝更迭的原始动力。政治革命未建立完善的宪政体制，社会革命（改革）未确立公平的经济体制，外来的主义不断产生中国式的“山寨版”，内生的问题依旧层出不穷。主义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各种新老问题仍在考问着主义。
三、“西化”与“苏化”，一元与多元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立郡县，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由此底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特色的文化专制逐渐确立。政治上的大一统，终结了先秦以来的百家争鸣，进入了一元意识形态下的思想国家化时代。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多元竞争的局面，与先秦的百家争鸣时代相比，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文化论争的焦点。西方学说教义进入中国，不是打成异端，就是奉为偶像。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中西价值观的冲突演变成两场内乱，一场是摧毁传统的悲剧，一场是捍卫传统的闹剧，主角都是中国农民。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先驱，都将“改造国民性”作为重大文化任务。
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封建文化的反抗，也催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造反成功江山底定，意识形态再度定于一尊，“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的斯大林主义模式，贯穿于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之后，封建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几乎同时摧毁殆尽，出现了文化断层和信仰危机。
威权时代结束后，改革开放带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文化建设迄今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国民性”积弊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水涨船高，封建糟粕借助民族主义的回潮沉渣泛起，国民素质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民粹主义情绪泛滥。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信息传播的多元化催生了网络民主，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上高度“一元化”的治理模式已难以为继，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反封建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责任依然任重道远。
四、政府与社会，党治与法治
中国历来不是一个海洋文明国家。半封闭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在航海、殖民、贸易领域不及西方，缺乏外在张力。内向细分型的农业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没有形成与商品交换配套的法律体系。几千年来固有的家族主义社会细胞组织，只是“家天下”的缩微克隆版，未能产生市民社会和地方自治，也未形成可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利益团体。历史上统治者习惯于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政府大社会小。
清末革命兴起的民族主义狂潮，唤醒了蛰伏两百多年民族压迫记忆，明亡以来知识分子与秘密社会结合形成的反清会党，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但家长制、黑箱政治等会党特色也一并继承下来，20年代又与暴力革命的列宁式政党模式嫁接，长期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
近代以来，中国有会党政治而无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以党治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会党政治的延续。当统治集团成为“集体君主”，纳税人须同时供养党、政系统及其衍生物的庞大支出，负担比封建时代还重，这在现代法制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事。
1949年后的社会一体化整合，打破了封建时代“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将自然经济下的宗族社会细胞，全部置换为党化组织，强化了政权基础，却未能有效地发展生产力。高度组织化形成的社会动员能力，足以令高层决策错误迅速演化为“大跃进”、“文革”式的巨大社会灾难。
当今迷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盲目追求GDP的各种“政绩工程”，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从草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变，至今仍有待完成。
五、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契约精神与公民社会
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有意无意地忽略现代性，是从清末洋务派到当代主流政治家的一个习惯误区。现代性作为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清末的“中体西用”到当今的“中国模式”，对现代化的解读仍十分粗陋，对现代性的认识则更为肤浅。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使西方人较早懂得了用社会契约的形式保护财产权利，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大贵族和君主谈判纳税问题，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美国独立运动提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税”，其理论依据也是社会契约。
在“家天下”的中国则没有这样的传统，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梁启超说中国“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历代统治者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习惯于将国家视为战利品，有权世世代代吮吸“血酬”。
从清末“铁路干线国有”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三度“国进民退”的轮回。政府的急功近利，先后导致了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毛泽东在野时曾提出“经济民主”的口号，但执政后很快弃置了《共同纲领》。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破坏社会契约，令“天下为公”、“一大二公”成为垄断权力及资源的口实，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出一辙。
“走向共和”是中国崛起的政治前提。百年来历经《临时约法》、《共同纲领》到32年前的改革开放，已多次订立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承诺者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一旦自毁，政权倾覆的危机如影随形。如果经济上走不出“国进民退”的循环，政治上走不出“以暴易暴”的周期律，中华民族将永远在历史怪圈中徘徊。
六、百年后的展望
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成就之一，是人民普遍有了权利意识，开始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改革共识破裂，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建国《共同纲领》的宪政民主及直接普选的承诺长期不兑现，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则爆发社会危机的风险巨大。走向无序化的内乱型社会，必将使32年间的经济建设成就毁于一旦；无论对于平民百姓或是富裕阶层，都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反思辛亥以来悲怆的百年史，深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仍需接受普世价值，彻底告别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共和即妥协，对当前利益博弈的各方而言，妥协是避免社会撕裂的最后机会，但需要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为避免再度陷入周期性动乱，中国需要订立新的社会契约，并有长期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为保障，确立宪政下的游戏规则，彻底走向公民社会。
2010年12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中国改革》2011年1-2期合刊（《新世纪》《中国改革》年度特刊：中国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