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兵不是清末才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是晚清才有的应急策略。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曾经请吐蕃和回鹘的军队帮助对抗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军；南宋的时候，朝廷也曾拿钱来收买金国对付西夏，以后又联合蒙古对付金国。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太强势的僱佣兵或盟友，一旦发现僱主或谈判对象的弱点，或许就会漫天要价，甚至突然翻脸不认人。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清帝国的统治模式被动地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剧变：由于八旗和绿营腐败不堪、无力征战，朝廷不得不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汉族大臣组建湘军、淮军，由此使得“同治中兴”之后权力下沉至地方政府，封疆大吏各自为政，中央政令不出紫禁城，以致在义和团拳乱期间出现了拒绝遵从“与万国开战”诏书的“东南互保”运动。另一方面，洋人开始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尤其是在朝廷与太平军的对峙中，洋人站在哪一边，决定着在这场漫长而血腥的内战中谁能取胜。就在清廷与太平天国在南方苦战的同时，北方又烽烟四起，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清廷被洋人狠狠地教训一通之后，放下身段，与西方列强展开貌似平等的“外交”，签订和约，并用非正式的方式请求洋人帮助镇压太平军。于是，就有了以外国僱佣兵爲主体的“常胜军”。美国历史学家R.J.史密斯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外国僱佣兵与清帝国官员》一书中指出：“常胜军身为体现东、西方共同分享的新合作精神而出现的第一批中西制度性的组织之一，集中反映出合作政策背后的冲突与妥协。”在李鸿章所説的“三千来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这支西洋雇佣兵的身份相当特殊、敏感且张力十足：他们与朝廷之间，不仅存在种族和国籍的差异，更有着文化与制度的天壤之别。或更直接地説，是文明与野蛮的差别。讽刺意味十足的是，双方所定义的文明与野蛮恰恰是颠倒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文明人，洋人是野蛮人；洋人则认为自己是文明人，中国人是野蛮人。
一八四零年以来，清帝国在与西方的对决中屡战屡败，但统治阶层只承认“技不如人”，不承认本身在文明内核上是低劣的、落后的，所以採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权威费正清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常胜军拥有的外国大砲和连发步枪，以及它运用的、由长江三角洲水路上的明轮蒸汽船实施的两栖战术，使该军在中国军事史上佔有新的技术方面的重要地位。”这些新技术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新战术，让常胜军赢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役。虽然常胜军的参战并非击败太平天国的根本性因素——根本性的因素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对满清朝廷的支持，以及太平天国自身的内讧、腐败及战略错误；但是，常胜军的成功让李鸿章等清帝国的开明派官员意识到武器和技术的重要性。一八六三年，李鸿章説了一席话：“一旦中国拥有两件东西——迫击炮和蒸汽船——西方人就不得不收回干预之手！”清帝国可以购买西方先进的枪炮和船舰，甚至自己加以模彷製造，以此缩小与西方在军事上的差距。但是，船坚炮利并不足以让清帝国真正“站起来”，中俄伊犁争端和在此之前的台湾危机证明李鸿章的目光短浅和盲目乐观——危急时刻，李鸿章不得不将戈登请回来帮忙。而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更让洋务运动数十年的成就化为乌有。可见，“中体西用”不是灵丹妙药，而是致命毒药。
华尔：“华夷之辨”下的“归化入籍”
在常胜军的历任指挥官中，最受清帝国的皇帝和官员们青睐的是其创建者、美国冒险家华尔，而比华尔更著名的戈登则常常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忠诚度”大打问号。除了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外，更重要的是华尔入籍清国，而且娶了汉族女子为妻。在中国士大夫的眼中，虽然其“夷狄”的种族特性无法改变，但经过其后天的不懈努力，至少可以算是半个“自己人”了。
华尔入籍清国，并非他愿意死心塌地地效忠满清皇帝。他刚到清国时，是想要投奔太平天国——冒险家跟叛军之间似乎更有精神契合点。只是一直未能联繫上太平天国将领，因囊中羞涩，他才勉强答应上海地方官员和士绅的邀请，帮朝廷打仗。而当时英美各国对清国内战持中立政策，身为美国公民的华尔招募英国士兵组建军队帮助清廷打内战，显然违背了这一外交政策，因此受到英美两国政府的追捕。华尔确实遭到两国领事馆逮捕，在等候判决期间，得到清国官员的帮助而逃亡。然后，华尔宣称自己已放弃美国国籍，入籍清国，美国政府不再对他具有管辖权。不知道华尔是不是第一个主动宣称入籍清国的美国人，不过在他自己发出此声明之时，清国并未履行此手续。直到一八六二年，华尔领导洋枪队取得松江大捷、保住岌岌可危的上海之后，同治皇帝才亲自批准华尔入籍清国，赐予四品顶戴，后又提升为三品，并将其洋枪队赐名爲“常胜军”。
华尔娶汉族女子为妻，也不是出于惊天动地的爱情。在华尔得到朝廷重赏之后，华尔的金主、上海银行家杨坊将女儿杨常梅嫁给他。杨常梅曾许配人家，还未成婚，未婚夫就去世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不可能再许配给其他有身份的中国男子，只能守活寡一生。唯有作为洋人的华尔不在乎“三纲五常”，就连美国国父华盛顿也娶了有孩子的寡妇。杨坊与华尔各有其盘算，美国学者史蒂夫•普拉特在《天国之秋》一书中评论説：“这桩婚姻主要是利害的结合。因为对银行家杨坊来说，那将使得他得以将华尔紧抓在身旁，有助于确保华尔的忠诚（而除了把他不幸的女儿嫁给洋人，他在上海商界眼中毫无价值）；而对于华尔来说，那有助于确保杨坊资助他的民兵队。位于中间的杨常梅一生成谜，惟一留下的东西是现今摆在美国马萨诸塞赛勒姆一间博物馆的少许首饰。”他们结婚半年后，华尔即战死沙场，无论他们的婚姻是否美满，都只是昙花一现。
更有趣的是，华尔并不因为入籍清国，就放弃本该得到的权益和报酬。普通的中国平民哪裡敢跟朝廷讨要奖赏？华尔在多年的拼杀中已得到十八万两白银犒赏，他在口述遗嘱中更指出，上海道吴煦和他岳父还欠他十四万两。华尔的家人（大概并不包括他的新婚妻子）此后一直不依不饶地跨国追讨这笔巨款。直到三十八年之后，八国联军爲平息义和团暴乱佔领北京，在《辛丑条约》中，美方要求的庚子赔款将这笔款项列入其中，华尔的家人这才拿到这笔“卖命钱”。
从华尔的故事可以知道，直到清末，中国人仍是顽冥不化的种族主义者，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学者黄文雄在《儒祸》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数千年来一贯视其他民族爲夷狄。”戊戌变法时，维新派人士欲聘请伊藤博文任政治顾问，请教其文明治维新成功秘诀，伊藤博文列出第一条：“首先，不可再称外国人是夷狄。”然而，中国人至今并未反省、改正此一错误观念。
戈登：他为何不能容忍李鸿章杀降？
就清政府的目标和愿望而言，它需要西方的援助却又憎恶外国的干预。然而，西方僱佣军虽然“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却不是如臂使指的奴才与“皇军”，他们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李鸿章因此感叹説：“不知者以为常胜军是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
这一点在戈登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作为英国军队的一名军官，戈登在大宪章和普通法的传统中长大，也接受近代化的英国军队的训练和熏陶，他到中国来冒险，如同“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不单单是为了追求金钱，更是爲了追求“名誉和荣誉”。他所尊崇的文化和价值，必然与中国的文化和价值发生剧烈摩擦乃至冲突，正如史密斯在书中指出的那样：“戈登同常胜军前几任指挥官一样不能摆脱开当时儒学思想的羁绊。他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但他仍是西方人并由此而表现出令中国人反感的外国人的全部特性。”那么，“傲慢与偏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是“苏州事件”。由戈登出面谈判，太平天国在苏州的守将同意投降。但是，当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啓佔领苏州之后，立即诛杀了大批缴械投降的官兵。戈登认为处决已经投降的太平天国将领是不可思议的背信弃义行径，他为此感到极度悲痛和气愤。他在一段时间裡异常激动，以致威胁説要把苏州交还给太平军，给李鸿章的军队以致命打击，抛弃清帝国的事业并率领部队加入太平军。李鸿章知道了戈登的反应，一度不敢与之会面，“但无论是戈登气愤的程度，还是气愤的原因，李都未必能完全理解”。此一事件背后的分歧在于：“西方人倾向于将它视为原则问题，但中国人把它看做是方法问题，而且认为外国列强不应该过问此事。”
儒家常常将“信义”挂在嘴边，却从未真正讲求“信义”。偏偏是戈登这样的“夷狄”，相信“千金一诺”的道理，为了抗议李鸿章杀降，他甚至拒绝了皇帝给他的巨额赏金。而老姦巨猾的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以退为进地建议朝廷罢免自己的官职以平息戈登的抗议，他当然直到无论是爲了面子还是实际利益，朝廷都不会这麽做。中国没有基督教那样对人性的幽暗面有深刻认识的宗教，对人性抱有乐观而错误期待的儒家所标榜道德伦理，无法在生活中实践出来，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厚黑学”，被中国人视为《战争圣经》的《孙子兵法》除了瞒和骗之外并没有多少闪光的智慧。
中国人也有“杀降不祥”的说法，但它只是权衡“杀降”是否对自己有好处，“不祥”的主体是自己一方的利益；在此一行动中，中国人并无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敬畏，也从不考量对承诺、契约的信守和践行。作家锺祖康在《来生不做中国人》一书中指出：「中国发展之所以长期拆东牆以补西牆、权宜度日反覆沉沦，到今天国不将国，人不似人，探本溯源，中国人宗教信仰之支离破碎与功利化是一大病源。我们的祖先怎样处理宗教呢？诚如中国文化大师梁漱溟所说，中国人拜孔子为师，企图以道德取代宗教！结果是，也必然是，宗教半死不活，道德更是劣冠全球。两样都落空了。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和儒家所做的如出一辙，都是企图以人的道德力取代宗教，这是中国人那麽容易对共产主义起好感的原因之一。两者的结果也是一样：迫出了弄虚做假的极端形式主义。」中国由此沦为“杀入如草不闻声”的屠场。
常胜军未能带动清帝国全面的军事变革
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佔领北京之后，躲藏在西安的慈禧太后急电在广州的李鸿章到北京主持与列强的谈判，谈判尚未结束，李鸿章即心力交瘁、悲愤而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李鸿章才意识到，即便中国军队拥有常胜军的武器和战术，战斗力也远远不如常胜军，最爲关键的还是人的因素，“朝廷缺乏足够的能胜任的官员，不但在购买和製造武器方面，而且在训练，有时甚至是指挥军队方面都必须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人”。中国军队始终未能摆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状态：面对外敌，溃不成军；屠戮妇婴，绰绰有馀。所以，军队从来得不到民众的尊重和爱戴。
中国军队对外国顾问的严重依赖，一直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掌权的时代都未能彻底解决：国民党先是利用苏俄的军事顾问、武器和经援发起北伐，颠覆北洋政府，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然后又依赖德国和美国的军事顾问组建现代化的军队，以对抗共产党和日军；共产党则依赖苏联的军事顾问、武器和金钱，在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并模彷苏联模式组建海陆空三军，此后在韩战战场上以人海战术与美军对峙，直至与苏联闹翻甚至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才逐渐走上国防自主之路。
中国军事的现代化延缓了半个多世纪。儘管从华尔到戈登的多名常胜军的指挥官都怀有帮助清帝国实行全面的军事变革的愿望，而不单单是协助其打败太平天国，但这一愿望最终落空了。本书作者认为：“十九世纪末，中国人迫于财政匮乏和渐增的排外主义的压力，在尚未训练出足够的军官来替代外国教官的情况下就终止了与许多外国人的合同。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军队依然近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水平参差不齐的各式各样军队的杂烩。”数量有限的新式军队，偏偏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成为清帝国的掘墓人。
戈登的故事在他离开中国之后尚未结束：他继续其冒险家生涯，后来被英国政府任命为苏丹总督，在任上禁绝奴隶贸易，骑骆驼八千五百英里，走遍苏丹全境，励精图治，知人善用，修路筑桥，轻赋减刑。当苏丹出现财政困难，他主动将薪水从一万减到两千，可见他并非贪财之人。后来，马赫迪发动近代以来第一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圣战”，戈登在总督府以身殉职。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因为苏丹情势恶化、援兵迟迟不至而黯然下台。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年戈登帮助清帝国击败太平天国，深受太平天国军队荼毒的中国民众对其感恩戴德，天津租界修建了宏伟的“戈登堂”，天津和上海等地也都有“戈登路”。但共产党正确却将戈登妖魔化爲十恶不赦的帝国主义者。一九六四年，周恩来访问苏丹时，在戈登殉难的总督府，即如今的苏丹总统府説：“曾经镇压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终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二零零四年，素有“红卫兵外长”之称的李肇星在访问苏丹时説：“中国人民欠苏丹人民一个人情。”浸淫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狂潮中的中国，不惜与伊斯兰恐怖主义和达尔富尔种族屠杀的刽子手站在一起。在此意义上，共产党确实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精神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