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与江泽民送的花圈。但是这真能证明中央尊重李昌吗？

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中纪委书记李昌死后哀荣，灵堂内中央领导人送来的花圈之多，把李昭、胡德平送的花圈都挤到门口边了。但是，李昌逝世的新闻迟迟未在媒体上报道。人们会发出天问：“李老真诚地爱党，可是党真诚地爱他吗？”

北京东总布胡同34号“防震棚”纪事

李昌是我哈工大的老校长。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国科学院行政部门为他在东总布胡同34号家中的院子里搭了一间防震棚，地震之后，他一直没让拆，成为他的办公室。此后修修补补34年，还是他用工资支持的民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双文明研究所”的所址。34年了，这间防震棚也给我留下诸多的记忆。

我谨以我的这部分记忆悼念令我永生难忘的老校长李昌。

一，“《人民日报》上为什么没有你的名字？”民先总队长李昌答道：“他们害怕我的名字！”

1995年底，中央召开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大会，当天主席台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李昌的形象出现在CCTV新闻联播节目中，作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我为“六四”后老校长又重新在全国、全世界观众面前亮相而高兴。第二天，我应邀到东总布胡同34号防震棚开会，这个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在李昌后院搭建的冬冷夏热的临时性建筑，到21世纪第十年他去世前都是老校长的办公室兼会议室。我估计北京的部长们的办公室，只有李昌是唯一一个“防震式”的。见面时，我向李校长祝贺：“李校长，昨天纪念‘一二九’大会，你在主席台上的形象，我们都看到了。”他沉默不语，不动声色。我又问了一句：“李校长，今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纪念‘一二九’大会主席台上的人名时，怎么没有报道你的名字？你是中华民族解放青年先锋队总队长呀！”李昌大声回答我：“他们害怕我的名字！”对我兴奋之情泼了一盆冰凉冰凉的冷水。

纪念“一二九”，却不敢公开报道当年“一二九”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李昌的名字！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吗？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史德吗？李昌这位34年来一直坚持在地震棚办公，召开支持扶贫、教育、讨论研究反腐败、推进民主和法制的小型会议的革命者，始终是争取民族解放、救国、救亡的先锋战士。在中央级平面媒体上，他的名字被一道无形的禁令长期地划掉了，不允许上《人民日报》。

2010年9月10日送别李昌仪式上，送花圈的官员规格之高，是李昌的学生、友人所未估计到的，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和各位常委、政治局委员，每个人的名字都在逝者左手边一排花圈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吊唁的几百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9月10日、11日、12日的CCTV新闻联播中，没有这些领导人给李昌送的花圈的镜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也没有李昌的名字——原中纪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民先总队长的去世消息。李昌的声音：“他们害怕我的名字！”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

二、李昌为阻止戒严做最后的斗争

李昌不顾高龄，在“八九风波”中重要的正义行动，多是在上层的工作，知者不多。最近李鹏《六四日记》透露出一些信息，证明1989年镇压学生运动的当权者密切注视着李昌。李鹏1989年5月16日的日记专门记有李昌的活动：“以后得知，中顾委委员李昌上午到赵紫阳同志处谈话，随后，动员中顾委委员签名。李锐、于光远、杜润生等人签了名。李运昌同志拒绝签名。”

李鹏1989年4月25日的日记中也强调了李昌参加了杜润生召集的会：“4月22日晚上，与传达邓小平同志讲话的同时，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锐等人开会。杜润生说：赵紫阳认为，应把这次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的进行。”

实际上，还有一个未公开的秘密：1989年5月李昌为阻止戒严还作了一场最后的斗争。2009年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可能在1989年5月17日晚上，快12点了，突然《科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林自新接到李昌电话，要见面。林自新赶到李昌家之后，李昌说，他刚从赵紫阳处回来，赵的意见，能不能请几位老人说说话，劝邓小平不要戒严、不要派解放军进城。李昌建议让曾为聂荣臻当过秘书的林自新带个话给聂帅，请他说说话。赵紫阳同意。林自新随后即赶到聂家，未能见到聂帅本人，也无法转达赵的建议。但是，接待林自新的聂办工作人员讲，现在军委有通知，连《人民日报》也不要送给聂帅了。就这样，在信息被封锁，高层人士被监控的特殊环境中，赵紫阳、李昌希望以老人的力量制止戒严的最后一次努力以失败告终。

“六四”以后，李昌和杜润生、于光远、李锐四位中顾委委员被清查、批判，几乎被开除出党。中顾委主任陈云也许是保护部下和自己，手下留情，才保住李昌等四君子的党籍。

三、李昌质疑：“中纪委对省级干部调查有规定，不立案不能调查。不调查，又怎么立案？”

李昌嫉恶如仇，反对腐败，坚持艰苦朴素的传统。李昌办公开会的房子是低矮的防震棚，冬冷夏热。中午开会的工作餐是在胡同里小店买的肉包子，李昌的工作人员用大铁锅再烧一锅西红柿鸡蛋汤。常来开会的专家对我讲：“这种包子吃了五、六次了，腻了，你是李老的学生，能不能提个建议换个花样？”我说：“这是民办研究所（即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双文明研究所），李老是用个人工资支持的，经费只够请你吃包子。”

但是，作为中纪委书记，李昌对于反腐败非常认真。我在旅行途中遇到一位推销员，他所讲的腐败问题很令人震动。他说现在企业围绕官员们形成了腐败的“圈子”，贪污方与行贿方都有一定交易规则，是个讲义气、互相包庇的“信任圈”，行贿方式更巧妙，如存款用行贿人名义为受贿人保存，用时来取就行；非法利润分配有规定，四六开，符合黄金分割律了，风险大的得大头；双方的良心竟然还能保持着平静，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受贿行贿增加了工厂订单，保证了就业和工人收入，有利于社会稳定。行贿者和贪官，反而每年都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干部”，名利双收。我将所见所闻写成《车中夜话》送出。李昌认真看了，没有说话。但是别人告诉我，他送给中纪委，出了内参。他是默默地真诚地支持揭露腐败黑暗面的。

我向李昌反映过群众的意见：“现在反腐败主要是反小官，老百姓说中纪委打苍蝇，不敢打老虎。有几个省级干部是中纪委发现和抓出来的？”李昌愤愤然对我说：“你不知道中纪委的难处。对省级干部的调查有规定：不立案不能调查！但是，不调查，又怎么立案？”

看来，省部级干部是个特权阶层，必须在犯罪嫌疑人的贪污腐败事实彻底暴露出来以后（如从副书记调为政协主席、调往其它省后被检举或家中大老婆被抛弃后报复性揭发，或情人、二奶不择手段捞钱败露等），政治局已确定要立案，中纪委才能插手调查。现在实行的第一书记专政、省委领导纪委的制度，产生了第一把手犯罪现象持续地与GDP同步稳步地一起增长现象。从李昌讲的省部长“不立案不能调查”的规定看，不搞三权鼎立，至少也要两委分立（中纪委、中央委员会只对党代会负责），否则腐败必生。

四、李昌说：“我是党员，我就要向上反映问题。我不怕。”

1993年6月，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正威上调北京，上午贵州省高官们到机场隆重相送，祝贺他高升，下午中纪委就到贵阳市宣布刘正威的夫人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阎建宏双规（后被判死刑）。大家方知中央用了调虎离山计。1994年我们在北京学习国家机关党委副书记刘正威关于反腐败问题的报告。在学习会上，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一位判死刑的贪污犯的丈夫叫刘正威，现在要我们学习文件的报告人也叫刘正威，中国人为什么重名的这么多？”有位小青年说：“你不要装作不知道。这一个刘正威，就是那个刘正威。”我说：“老婆都没管好，成了贪污犯要被枪毙。怎么成了管国家机关反贪污的领导，那能管好吗？”小青年挖苦我：“你入党这么多年了，怎么政治上这么幼稚无知？伟大领袖管好了他老婆吗？”

我向李昌校长汇报了这个情况后，李昌说：“那总得分配他一个工作呀！”我说：“别分配国家机关党委副书记管反贪污这么个工作呀！可以给他100万美元，让他们夫妻俩到美国去，腐败美国官员去！”李昌严肃地说：“那他们这样的人，还不把100万自己花光了！”

过了一星期，我再去李昌家时，他递给我一封信说：“你看！”我一看，这是李昌写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专门讲有党员反映，对刘正威工作安排不恰当，很有意见。他建议调整刘正威的工作岗位。我对李昌说：“你们四个人差点被取消党员登记资格。我只是向你讲讲党员的反映，你这样写法，上面以为你故意出他们洋相、认为你捣乱怎么办？早知道你要写，我就不告诉你了。别给你们带来麻烦！”李昌很严肃地回答是：“我是党员。我当过纪委书记。我就要向上面反映问题。我不怕！”

改革开放30年来，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昌一直关心农业，发现他的哈工大学生中还有我在农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因此，经常找我参加他的防震棚内的学术性、政策性研讨会。回忆李昌，这是一位诚实、勇敢的老人，一生都在为民主、自由、人权、科学而斗争的先锋战士，始终是真正的为民族解放、为公正、平等、尊严、为民富国强献出智慧和心血的民先总队长。

五、李昌忠于党、严格遵守法纪、热爱党。但是，党爱李昌吗？

李昌在延安时，曾从民先总队长、青年工作负责人的高位调到山西当县委书记。表面上的说法是：“李昌本人要求到基层锻炼。”可是《李昌传》讲出了真相。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红小鬼冯文彬，批判、排挤走了李昌。这只是长达90年的共产党内以打击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环节，反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都是这个环节的不断延续。“一二九”一代多数的党内知识分子，75年了只是可用而不可信任的工具，他们只是被当作党的“同路人”。当然，也有少数人，接受了党内残酷斗争的教训，自以为聪明地自觉地成为毛邓御用的刀笔吏和打手，如邓力群、胡乔木、姚依林等人。

李昌忠诚于党热爱党，但是党真的热爱李昌吗？当我走进透风的充满寒意的防震棚中，看到枯坐在旧桌前伏案疾书或呆呆地思考的李校长时，我只感到一种人事沧桑的悲哀。同身后的哀荣相比，反差太大太大，令人感到这确实是现实的舞台，活跃在我面前的是一些很会装腔作势满嘴话剧腔的电影演员。善良的不知情的人们，一定会被十分象样的演出所迷惑，成为被愚民政策所愚弄的可爱又可怜的愚民。

我近60年来，从远距离和近在身边观察、接触过李昌校长，我负责任地说：“李昌是一位严肃遵守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忠诚党员、好公民。”

他在1989年的所有行动，包括征集签名，向党的总书记反映情况、提出防止流血的建议，绝不违反党章中党员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可是，李昌差一点就被开除出党。对于一位希望党真正反对腐败，不要压制反腐败的学潮的真诚的老党员，这公平吗？从思想深处看，李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向邓小平提出的“两个文明”的建议为党中央、邓小平所接受，实际上李昌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左派攻击的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次我向他汇报访美观感，讲过波士顿IT产业华工被解雇，上街游行，要求资方给予半年医保和工资，以度难关。游行队伍第一排有位美国妇女。第二天报上注销照片，她是波士顿副市长。我说美国官员竟站在失业工人一边，依法向资本家要求补发工资。不料，李昌在一次公开的会上，对民办的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郭书田说：“郭书田，你要注意你的副所长（指姚监复）讲美国民主。”我相信，李昌对我的警告是善意的。但是，也可能他的头脑里，对民主还是要分清“姓资姓社”。不过，他对腐败、专制，确实嫉恶如仇。为什么对党如此忠诚的一位党员，党都不能容忍？

“一二九”一代的青年，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党员了，许多人在痛苦地、深刻地反思。我认为，张劲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悼念张爱萍的文章中概括得很精辟：我们是“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白桦《苦恋》的主人公以身体在雪上画出了一个问号“？”——实际上他最后还在询问：“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

李昌的一生，包括死后的哀荣，灵堂中领导人送来的花圈之多，把李昭、胡德平送的花圈都挤到门口边了。但是，火化三日后，李昌逝世的新闻仍未在中央媒体上公开报道。李昌的名字迟迟未能出现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上。在老百姓心中，李昌在“八九风波”中坚决反对流血的鲜明立场和积极行动，令人难忘，但是怀念、祭奠李老高尚品格和行动的诗文，还不够完整，有待传播。人们还会发出天问，也许在天之灵的老人也在对此发问：“李老忠诚于党，真诚的热爱党，可是党真诚地爱他吗？”“老人去世了，难道他们还害怕他的名字吗？”

李校长，你曾对我深沉、悲愤地说过：“他们害怕我的名字！”你告别了苦难的人间，怎么他们还害怕你的名字？李老，他们害怕你的名字，这是你的光荣！你作为政治部主任，领导过的解放军；你建议恢复高考，那些考上大学的知识青年，文革中你在科学院关心的科技工作者、贫困的农民，特别是“六四”受难者，为民主、自由、人权、为真理而斗争的年青和年老的战士，永远记得你的名字：李昌！你的名字永生在善良而勇敢的人们的心中，你的名字刻在一座又一座永远不倒也不朽的心碑上！

(《外参》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