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冗长的引言：政变政治与中国改革

在中国大陆，196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大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常常会提到“林彪的‘政变经’”[1]。现在，回过头来审视那段历史，“政变经”是有它的国内道德基础与国际政治背景的。

在国内，毛主义的国家治理带来了严重的民生灾难，因此，作为军人集团的名义领袖与国家未来担当者的林彪，一方面忧惧接班后的局面难以收拾，另一方面革命的民生追求即大众普通幸福目标渐成泡影。后者，由林彪理论中的“国富民穷”遭事后清算性批判反映出来。简言之：林彪的“政变经”是再度实现大众普遍幸福目标的道德选择。在国际，经过民族独立的多数国家并没迎来一个平安与繁荣的景象，相反，腐败横行、国际资本与国内权力强势的勾结日益加深。彼时，军人集团仍然是最有力的制约力量或曰军事权贵集团的内部斗争是推动权力更迭的重要原因。尤其拉美国家的情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政变推动社会结构变化并非绝对坏事。相反，拉美国家有今日相对进步的民主政治，至少形式上的多党政治、选举程序是屡发政变的一个逻辑结果。

林彪以其身处的时代与政治地位，当然地了解拉美国家的政变政治，试图借助国际经验推进中国社会往前走，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亏欠。即便是林彪集团遭遇政治清算之后，代之而起的邓小平集团，其班底也是以军人为主的。换言之，正是叶剑英领导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才有文职色彩较重的邓小平集团的政治空间。至于后来乃至今日，意识形态诋毁拉美化，本质上是保证自己权力安全的需要，而从逻辑上无法阻止政变政治发挥作用。

一、需要重新审视的拉美化

在继续讨论政变政治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下拉美化典型玻利维亚的情况。

之所以涉及玻利维亚这个国家：第一是，作为秘鲁历史上的一部分即称“上秘鲁”而从秘鲁独立出来的玻国，盛行类似中国五代十国军阀政治的考迪罗主义，“他们的贪污与蛮横程度，就是在整个拉丁美洲史上来说，也是不多见的”[2]。第二是，玻国的军政权有着强大的镇制功能，切•格瓦拉的国际游击力量即被其击垮，切本人也被俘遭杀[3]；第三是，经过两大波段的政变波折，玻国终于在1989年8月初走向了较为稳定的民主制度[4]。

也许我们对玻国案例的条件性解析之文字长度，远远超过案例引述本身。但它的历史确实说明，政变并非是绝对贬义的，可以说没有政变就没有民主的逻辑发生，某次政变的腐败结果很可能成为下次政变的借口。政变虽然在短时间内显现为不利于社会的效果，但最终还是要归于民主化。民主化既是政变的逻辑结果又是消除政变的最终因素。

二、玻利维亚的政治结构三阶段

依据历史文献看，玻国由政变政治通向民主政治的历程，大约走了如下阶段：

第一阶段，从1825年的独立到1899年的潘多总统上台，其间七十余年的时间，“玻利维亚所发生的暴动和政变，即达六十次之多，其中有六个总统被杀”[5]。再其中，从入侵秘鲁并组成玻秘两国联邦的总统桑塔•克鲁斯1839年下台至1879年，“近四十年间玻利维亚更陷于军事独裁与不断政变中。每一次政变，差不多都是由一个将军，率领一部分士兵和支持者，夺取政权”[6]。

第二阶段，潘多总统执政至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其间选举程序得以执行，但军方力量仍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946年7月发生的暴动，选举程序产生的总统比利亚罗埃尔被杀（或是死于暴民或是死于军方暗算），军人执政委员会夺取了权力。

第三阶段，由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至1989年8月的民主选举总统（帕斯•萨莫拉）及政府的产生。1952年的革命是由政变政治转向全民政治的转捩点，尽管此后仍有军方力量主导的政变，如1964年的军人政变迫使选举总统埃斯登索逃亡国外，并且而后产生了军事强人巴里恩托斯和文人奥万多的“联合执政时期”（1964年11月至1965年12月）。

尽管埃斯登索罗的流亡标志着“波利维亚革命（1952-1964）”的结束，但是，民众、军方强人、文人政治家的合作，合作中采取针对不公平政府的武装暴动，确实重塑了玻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以至于它对日后的民主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人物的历史标志性而言，埃斯登索罗在西莱斯总统遭军方绑架（1984年6月）而引起政治波动之后，重返政坛，并于1985年8月初通过选举得任总统。

对于1952年发生的“玻利维亚革命”，玻国历史学家梅萨•吉斯贝特写道：“1952年革命是玻利维亚现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它使玻利维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了解这场革命的意义就不可能了解今日的玻利维亚。革命完全改变了玻利维亚的经济结构，使玻利维亚从拥有无限权力的私人资本所控制的、半殖民地的、依附性的经济过渡到70%以上基本由国家控制的经济。”[7]

三、中玻制度比较与国内政变观点端倪

玻利维亚于1985年7月9日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为西莱斯总统遭绑架被释之后、埃斯登索罗总统上台之前。玻国现任总统莫拉莱斯是“亲华派”，尤其在2010年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争论中，坚定地站在中国大陆一边。他对西班牙埃非社发表谈话：“我的结论是，诺贝尔和平奖永远不会颁给社会运动或反资本主义和反帝人士。我确信这一点。”[8]

最新的中玻外交关系进展是中国将售给玻国6架攻击型K-8教练机[9]，而相关新闻表明玻国现政府是强烈反美的，“总统莫拉斯莱曾下令驱逐在玻利维亚的美国药品监督局相关人员，指控他们以参与玻利维亚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毒品交易”[10]

在现有政治经济结构上，中玻两国均属国家资本主义无疑。不过，玻国本质上是民主政治、选举程序，尽管其中历史上遗留的考迪罗主义仍在发挥作用。而考迪罗主义在中国的映射也是存在的，即媒体术语中的政治任用的“近亲繁殖”，乃至于几乎网络化表达所指的“唯一录取”之社会阶层流动被固化状态。简言之：在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表象之下，社会不公是共同的社会学特征。其之形成历史（政治文化）原因甚至大于现行制度惯性。

就目前玻国的政治看，仍无法排除政变政治再度出现的可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将不是军方介入权力更迭，更可能是突尼斯式的非反对党政治总爆发，即社会自发动员的力量汇集冲垮了政治控制堤坝。

政变政治在一个制度难以定型，特别是自外于普世价值的社会，其发生有不可避免的势头。本文本头所引述的林彪“政变经”，不管从执政党正统史观来理解，还是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及国际社会惯性，都是政变政治的典型文本。也许研究中国改革史（暂限于1979-1989）的学者不太同意叶邓两个集团针对毛主义遗留势力的颠覆与清算是政变政治性质的，但1989年的政治风波确实是政变政治的又一典型文本：从强权一方看，军队介入了政治更迭程序；从抗议一方看，对于现存体制改的呼吁逐步变成了制度全面更张的诉求，有似于玻国的1952年革命，尽管它没取得后者的社会政治成果。

在中国现有制度体系下，谈论政变政治可能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冒险，但是，能够谈论则意味着一种进步。当然，率先谈论中国模式失败（或根本不存在）条件下的政变政治，发声媒体是否将遭到整肃，还有待观察。

一直关心中国制度结构变化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政变政治应当好于社会激进化，尽管郑并没有使用“政变政治”这个术语。他在接受《经济观察报》的采访时说：“有人讲现在中国面临两条路径，要么改革，要么宫廷政变。不改革，当然要革命，革命的话，一个政权推翻了，可能另外一个政权又起来了。”[11]还有，“既得利益力量太大，就要宫廷政变。但我是觉得不会这么悲观。关键是看你怎么样动员改革的人，改革的力量其实不少。”[12]

结语：全球进步即民主化第四波的到来

就政变政治的阶梯性变化而言，它的进步形式是民变政治，即如今日突尼斯已经有了结果的转型变化。突尼斯民变的政治影响波及埃及，尽管埃及尚未有突尼斯式的结局或者当局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但北非乃至整个非洲受到影响的新的民主化浪潮——促使西方（美国）调整在外部依赖独裁政权谋求战略优势的外交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则是不争的事实。或者说，民变政治与美国的地区及全球战略调整是相表里的。

路透社2011年1月29日的评论说：“西方国家如果像在2009年伊朗爆发抗议活动时那样直截了当地声援现在的示威者，就可能疏远老朋友，并且进一步刺激上街的人。”[13]事实上，除了奥巴马与穆巴拉克通话，要求后者适应民意、进行政治改革之外，早在去年七月份，美国国务院以基金注入方式支持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eceiving funding from the U.S. State Department）就发表全球互联网状况报告，批评埃及的网络封锁政策[14]。

第四波全球民主化正在到来。突尼斯事件的影响也许被埃及目前的“乱局”所遮蔽，但是，民变政治越来越成为消除全球化负面影响并继续推进全球化的一种具有持续性的巨大力量。因此，美国具有前瞻性地在埃及开展民变政治的酝酿工作，而不是仅仅像西方较为浅薄的评论家认为的“美国必须借助国外独裁政治及强权人物来实现地区战略目的”。当然，西方评论界于今表现出的浅薄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而非全球视角的，更何况新自由主义正在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呢！

比美国国务院免费提供给我们的“情报”（ Freedom on the ‘Net :A Global Assessment）更有说服力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在2008年与2009年两次向“推进埃及民主与良好治理”项目提供了共计一亿四千一百五十万美元的资助。这个项目是具有明显异议色彩的。从战略安排上，这是用一个新的伊朗取代旧的埃及的中长期规划，也就是说在伊拉克民主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再造新伊朗。

新的伊朗，取代埃及地区战略位置的伊朗，是通过战争来实现还是通过民变政治来实现，尚无可利用的资讯来佐证。但是，毫无疑问：第一，美国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认识到与其与独裁结盟，毋宁用民变政治来颠覆独裁；第二，更多的具有美国政府背景的单批量大数额资金会用于支持全球的民变政治；第三，全球信息自由化是全球化本身必备的条件，它还会被继续推广。

第三点是解释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断然全面封网的最有力证据，也是解释美国为何没有做出对阿桑奇逮捕决定的唯一原因。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作为“维基泄密革命”，是刚刚开始的案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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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按中共正统的党史观点：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防政变谈话，表面是维护毛的统治，实际上是推翻毛的一个信号。因此，毛从林手中收回了对军队的控制权。林彪集团覆灭之后，许多重要批判文献提到的“政变经”即指林的“5.18讲话”。一些在今天看，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当时工具性文献并未使用“政变经”一词。也就是说，“政变经”是一个有待厘清的政治主张与历史事实。不过，北京大学哲学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集体编写的《孔孟之道名词简释》一书（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不下十次地定性林彪“妄图篡党夺权”、“建立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不完全统计：P8；P13；P33；P 59）。这对一本正文仅有九十二页的小书来说，这个使用频率是罕见的。
[2]参见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上卷（二）》，P694；李著版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3]同[2]，下卷，P512。
[4]同[3]，P526。
[5]&[6]，同[2]，P694。
[7]同[3]，P509。
[8]参见《参考消息》2010年10月14日第16版〈海外视角〉，题目：“玻总统抨击诺贝尔和平奖评选”。据埃菲社的报道称，莫后莱斯认为自己是“反资本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
[9] &[10]参见新华网新闻《玻利维亚将购6架中国K-8教练机》。
[11] &[12]参见《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第1期，李翔、许知远对郑永年的访谈录：“中国的转型与国家制度构建”。
[13] 参见《参考消息》2011年1月30日第3版〈时事纵横〉，题目：“埃及命运关乎中东战略格局”。
[14] 参见Washington File July 30,2010, 题目：“EJ:Freedom on the ‘Net :A Global Assessment”
[15]参见《外滩画报》（周刊，上海）2011年1月27日，题目：“阿桑奇：维基泄密是促进正义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