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正是因为此，二零一零年底至二零一一年初的突尼斯革命被称之为“茉莉花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波及到摩洛哥、沙特、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诸多国家，也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政权在议论，民间在议论，议论着中国有没有可能复制突尼斯模式？
高物价，高失业率，贫富差距巨大，权力者的贪污腐败，低自由度是此次革命的主要原因。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层面的，一个是政治层面的。高物价，高失业率，是经济层面的原因，贫富差距巨大，贪污腐败，低自由度是政治层面的原因。从经济层面看，街头抗议爆发前，突尼斯一直被认为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在经济方面是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其全球竞争力排在非洲和马格里布地区之首，高于南非，GDP年平均增长率为5%。经济上奉行自由原则的本•阿里让突尼斯保持着比较高的经济增速。尽管权力受限，人民毕竟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但是，由于经济结构失衡，主要依靠出口及外部投资，在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后，经济状况恶化最终导致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激发了潜藏已久的矛盾，致使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呼唤变革。从政治层面看，总统本-阿里在二十三年的独裁统治期贪污腐败，巧取豪夺，压制民意，钳制政治自由，人们无法随意表达观点，报纸处处受限，甚至会因为一篇报道而一夜关门大吉，反对派更是处处被打压，从未得到参与竞争的权力。在这种环境下，一场革命的爆发就在所难免。
民怨沸腾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原因，源自一位名叫布阿吉吉的青年。这位青年有大学文凭，很年轻，可却失业了。他不得不选择自谋职业，在突尼斯南部西迪布吉德地区的一个市场内摆下水果摊。这很正常，也本该得到政府的鼎力支持，可是，像所有独裁政权一样，民众的生存问题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他们更喜欢趁人之危，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不义之财。这位青年不堪受辱，以命相搏，把汽油浇在身上，当众自焚。这是导火索，也是催命符，直接造成了独裁政权的一夜垮台。
民怨沸腾一般意义上都是因为经济原因。可经济原因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这种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是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价值，基本利益遭到了彻底破坏。自由世界也有经济问题，也能引发一系列骚乱，可这些骚乱一般不会造成制度性的根本改变。而独裁国家的经济问题一旦爆发就总能引发大的社会动荡，矛头直指国家政权。这样看来，独裁政权的经济问题一定与制度有关，经济问题的出现非“一日之寒”。民怨在积累，多年积蓄的结果就成就了爆发，爆发就是必然。
突尼斯爆发了，埃及爆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还有一些国家也要爆发，结局不肯定，但一点却已经明朗化了，那就是，民选、改制不可逆转。经历了那么多年独裁统治，人们已忍无可忍的要将这种制度赶尽杀绝。
中国面临与突尼斯同样的问题，而且在很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经济角度看，高物价，高失业，官僚垄断，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可以承受的地步，每一个经济数字的背后，都蕴含着无数人的抱怨、泪水、鲜血。从政治角度看，人们的一些宪法权利都沦为一纸空文，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示威自由都因“国家利益”而受限。渴望自由，渴望民主，追求普世价值的努力被统治者的法律视为犯罪，科以重刑，更有甚者连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也无需遵守，随意限制、软禁看不顺眼的人。更为恐怖的是，几百万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可以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而民众任何形式的反抗都会招致一场惨烈的杀戮。六四学子一直坚守和平，而和平所能换来的只有血腥。这就是在中国，几千年唯一不变的是统治者的强势地位，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杀戮几乎没有任何制约。在这样的一个国度，突尼斯现象的复制，就是可望而不可及。
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突尼斯现象”，当时，物价上涨的幅度超过20%，民怨沸腾，追求言论自由，追求参政议政的热情也在前所未有的爆发。统治阶层在分化，一定程度上官民的良性互动格局也已形成，可惜，百年一遇的机会被拱手相让，亿万人追求梦想的脚步在一场血腥中戛然而止。这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的民怨沸腾不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我以为：
其一，对革命的恐怖。这种对革命的恐怖，不是反映在行为上，而是反映在思维上。主要的表现就是很多人担心一场革命换来的不过是独裁政权的循环往复，与其如此，不如不革命。比如，当突尼斯发生革命时，很多学者首先想到的是，伊斯兰国家的革命总是脱离不了原教旨主义影响，一场革命的最终结局总是换汤不换药，独裁在继续，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由于突尼斯与美国关系很好，这些学者担心，新的统治者很可能是个反美、反西方社会、反普世价值的人。
问题是：一，突尼斯革命的结果并不确定，你以什么为依据给定未来一个结论？你为何要忽略掉现实的压迫，现实的无奈而假定一个更为恐怖的未来？二，一个社会的民众有没有表达不满的权利？是否压制不满是最优选择？一个社会的公正与否，不反映在虚无缥缈的价值上，而只应当反映在民众是否有表达不满的权利。你说的未来的恐怖可能出现，但不能因为有这种可能就剥夺表达不满的权利，就要求民众继续忍受心中的不满。三，在这些学者看来，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民众都是原教旨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些信徒忠诚于他们的信仰，为了信仰他们会不顾人类的基本价值，基本利益。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他们为何要革命或者他们为何因为一些“小事”而革命？莫非他们的革命仅仅是为了推翻一个亲美的政权？无法否认的是：他们因为物价，因为独裁而选择革命，并且，未来的政权如果还不如意，他们还会革命——只要他们有表达不满的机会与能力。四，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并不意味着与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势力，美国也有利益需求，也会为了国家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与反对自由民主的专制国家和睦相处。比如，在奥巴马看来，中国的稳定比专制政权的垮台要现实的多。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不想评价，我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的思维总不能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而沉迷于乌托邦似的“理想状态”，总是依赖于统治者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来左右我们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传播统治的合法性，稳定性对社会的进步意义。而忽略了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区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其二，对领袖的崇拜。突尼斯革命证明了一点：没有一个呼风唤雨的领袖，革命一样可以成功。可中国人却总相信，革命的成功要依赖于一个有号召力，有智慧，有能力的超人。在中国，有追求的人本来就不多，在这些不多的人中还都忙着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封官许愿，确立领袖地位。主席，总统，权威满天飞。而每一次机会的出现都难觅“追求者”的身影。危险临近时，跑的比谁都快，不跑的反而备受责难。很多事的确不需要那么胆大，但是，你已经做了胆大的事之后再出尔反尔这不是理，更不是道义，苍天也不会屡屡给这样的人更多的机会。
突尼斯革命不依靠领袖的振臂高呼，也不仅仅依赖于网络间组织的有序，突尼斯革命的发生、发展依赖于“权利意识的增长”（何清涟语），依赖于民怨沸腾后达成的默契。可是在中国，这种默契似乎很难实现，领袖，真理，或权威总在关键时刻助纣为虐。
其三，暴虐的本性。暴虐不是指民众的心理而是指专制统治者，中国的统治者尤其如此。在中国，为了“真理”、“价值”、“和谐”、“稳定”可以无情的杀戮，可以动用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他们不会选择像突尼斯总统那样逃跑，他们会利用最后的一点权力拼死相博，不会拱手让出权力。在我看来，逃跑的总统良心尚存，他们还知道，以任何欺世盗名的理由大开杀戒超越了人类社会的价值底线。可中国的统治者，没有一丝良知，不杀到最后一刻绝不会俯首称臣。七九年民众上街了，八九年也上街了，可无数次上街都没有改变历史，想改变历史，只有剥夺统治者的权力。上街永远不是目的，仅仅是手段，突尼斯的革命如果仅仅是为了降低物价，也不会动摇独裁统治的政权。
中国的统治者与突尼斯的统治者不同，一个“家天下”，一个“党天下”，“家天下”与“党天下”虽然都是独裁、专制的统治，但是，其罪恶的程度、范围是不同的。这些不同决定了，民众的反抗所遇到的阻力也是不同的。在突尼斯民众怒了可以上街，而当今中国，大规模针对政权的上街几乎不可能，“八九”一幕的重演难上加难。
暴力统治的残酷性，决定了暴力统治灭亡的必然性。只不过这种必然性需要巨大的社会付出，这几乎是避免不了的。平稳过渡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是十分渺茫。体制内几个人的良心发现阻止不了利益集团整体的疯狂。
我不是在给滚滚的自由浪潮泼冷水，我是在问：我们在将希望变为现实的过程中能做些什么？
2011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