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闻聚焦：中东革命浪潮与中国政治

从突尼斯到埃及，民众以和平示威的方式，将独裁者赶下台，成功实现了颜色革命。尤其是在非洲和中东大国埃及，民众连续18天走上街头抗争，几经波折，最终迫使独裁者穆巴拉克辞职。

北非和中东的革命具有骨牌效应，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叙利亚、利比亚、苏丹都发生了民众示威浪潮，可以说，中东革命浪潮书写了新的世界历史，她的影响目前还远没有结束，已经也震动了俄罗斯和伊朗，唯独东方的专制大国——中国，除了互联网上异见人士、维权人士和一些作家学者关注外，整个社会没有动静。

中共当局骨子里很害怕中东革命的冲击波，一方面中国媒体小心翼翼低调报道中东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官方严控互联网，禁止网民对中东革命发表评论。

许多人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到来抱有信心，但中东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小，可以使用微乎其微来形容。人们回顾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但忘记了那是性质根本不同的运动，没有可比性。六四只有与四五可比，因为运动都是参与了共产党高层斗争，而不是旨在推翻专制制度和专制政权的民主运动。

我们都希望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发生颜色革命。前提是，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继续实行专制统治。

●中国社会对埃及革命的反应

▲美国之音（VOA）2月9日报道：埃及动荡何以对中国影响很小？

埃及政局仍然没有恢复稳定，但是国际媒体认为，埃及的动荡对中国几乎没有产生影响。有中国民众说，现在很多中国人不关心政治。此外，中国媒体对埃及社会动荡新闻的严密控制和引导发挥了作用。

*外媒评中媒*

美国时代周刊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问道：为什么埃及的民主浪潮几乎没有在中国引起反响？文章说，中国媒体报道了埃及示威抗议的新闻，但是普遍没有深度。

阿拉伯先躯报说，全世界民众密切关注埃及人民反政府抗议之际，中国官媒对事件要么报道很少，要么试图误导，网上讨论被关闭，再次显示中国政府控制敏感信息的手段，因为假如中国民众也效仿埃及人民，因痛恨官员贪污腐败而走上街头，中共将难以控制。

不过，中国官媒大量突出报道了政府接出困在埃及的一千八百多名中国公民的新闻。新华社说，中国政府在埃及事件发生后安排了八架包机前往埃及。被困人员回到北京后在机场接受了献花，接受采访时表示，感谢祖国。

时代周刊的文章说，埃及事件正值中国传统春节假期，被困埃及的中国公民及时返家，正好与民众希望阖家欢乐的愿望相吻合，中国媒体很好利用了这个心理和时机。不过文章说，中国毕竟有同埃及事件类似的历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989年天安门示威游行抗议活动。

*对政治很淡*

中国民众对埃及事件的了解到底如何？北京居民蒋征对美国之音说：“了解很少，我今天去参加当年北大荒朋友的聚会，没有人聊（埃及动乱）的事情，只有一个人说埃及值得去，2007年在那里玩的很不错，看了金字塔等等。我这个年龄组的人，似乎还应该关心政治，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啦，现在都是孙子怎么样，抱孙子，看孙子，婆婆妈妈，对政治很淡。”

曹东是江苏南京地区居民。他对美国之音说，埃及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很小：“我觉得影响很小，基本上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去赚钱去了，管这些事情干什么？另外媒体上都不报道，大家都不清楚，根本就不知道，因此能有什么影响啊？现在的情况是，你贪官去贪，贪就是了，大家赚钱去啊！”

*消息渐渗入*

埃及社会动荡事件的消息通过其他途径传入中国，促使民众思考。通晓英语的北京居民蒋征说：“我对（埃及动荡）了解比较多，为什么呢？我天天看美国的视频，美国的CNBC商业视频都有关于埃及的新闻，我老看，比较中国新闻报道，中国的新闻报道很谨慎，真是这样的，不愿报道那些我在视频上看到的闹哄哄跟‘六四’差不多的情况。”

江苏居民曹东也说，他和一些人坚持收听美国和法国等国的国际广播，翻墙上网，还是了解了埃及事件的许多细节，摆脱了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凤凰卫视等亲中媒体。

*遥远的埃及*

接受采访的中国普通民众说，埃及事件之所以对中国影响很小，或者说，短期内中国社会危机还不足以酿成街头抗议，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时代周刊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中国民众一般似乎不认为中国和埃及是同类国家，埃及所在的北非以及中东地区同中国没有多少可比性。埃及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2月12日《零八宪章》签署人就穆巴拉克下台致阿拉伯埃及人民的贺电！

伟大的阿拉伯埃及人民：

喜闻统治你们三十年的独裁者穆巴拉克已于2011年2月11日辞职下台，我们——中国《零八宪章》签署人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认为这是民主的胜利！这是自由的胜利！这是伟大的埃及人民的胜利！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反抗独裁、反抗专制、反抗压迫的人民的胜利！

在这天地钟鼓、神人共庆的美好时刻，我们没有忘记这份成果的来之不易，没有忘记这份成果是你们坚守广场、坚守街头的十八天斗争得来的，没有忘记在这场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伟大斗争中你们所付出的泪水和鲜血……也因此，我们《零八宪章》签署人谨向英雄的埃及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光荣属于伟大的埃及人民！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埃及军方在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在百万人民涌上街头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时候，埃及军方不但没有将枪口指向人民，而且忠诚捍卫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严守了埃及军队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庄严使命！也因此，我们《零八宪章》签署人谨向英雄的埃及军队致以崇高的敬意！——光荣也同样属于伟大的埃及军队！

我们还注意到互联网、twitter、facebook等现代网络技术在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广大技术人员的默默支撑和努力，才使得反专制、反压迫的广大人民更容易戮力同心、步调一致的向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零八宪章》签署人也借此机会向全世界所有直接或间接支持了埃及民主运动的工程技术人员表示我们的崇高敬意！——光荣也同样属于你们！

当然，对于埃及人民的民主事业来说，将独裁者赶下台只是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要取得民主事业的完全胜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零八宪章》签署人衷心的祝愿埃及各族人民能够精诚团结、再接再厉，在英雄的埃及军方支持下，继续将伟大的埃及民主事业推向新的更美好的前方！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我们《零八宪章》签署人也没有忘记我们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们没有忘记亿万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遭受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痛苦和煎熬。与埃及人民一样，我们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进行着我们自己的反专制、反压迫的斗争。我们相信，在伟大的埃及民主运动的胜利鼓舞下，中国人民也一定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展起伟大的民主自由运动，也一定会将伟大的中国民主事业推向成功的未来！推向胜利的未来！

光荣属于伟大的埃及人民！

光荣也一定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零八宪章》签署人

 2011-2-12贺

▲德国之声2月12日报道：埃及今天能否成为中国明天?

2月11日埃及副总统苏莱曼发表电视讲话称，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一个军事委员会将暂时接管国家权力，在开罗的解放广场上人群一片欢呼。此事的影响不仅在阿拉伯世界，对遥远的中国将产生深远影响。

2月11日，就在前一天晚上穆巴拉克发表电视讲话依然持强硬态度表示会继续留任总统之后，埃及副总统苏莱曼发表了电视讲话称：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一个独裁时代在不到二十天的民主革命中结束，此事对于中国的未来将有怎样的影响，德国之声分别采访了中国的互联网专家毛向辉、美国民主人士傅希秋、中国知名评论人莫之许。

中国发生变化的技术条件是成熟的

毛向辉在谈到埃及民主革命可能对中国的影响，及互联网技术在现今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他认为：“埃及的民主运动已经变成一个国际化的运动，草根媒体的一个运动，这也是阿拉伯世界变化的一个最大的特征，网络、草根媒体、社会型网络，是促成积极局势的原因，尤其是网络的存在，让很多事情变得非常理性，无论是现场的人，还是在后面的信息传播者、分享者，他们都有足够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意识，这和以前的盲目性的革命、或者是有一些政党主导的革命完全不一样了。对中国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这个种子种下去了，将来何时能发芽，过程是怎样的，没人能预测到，但已经有积极的迹象，而且在这次一个很积极的状况是没有大规模流血，没有太大的牺牲，这个是对中国人最大的启示，也是和二十二年前不一样的地方。”

对于中国变化的可能和社会根基是否成熟，毛向辉认为：“从技术条件上是成熟的，目前我们的困境就是审查制度和黑箱操作，黑箱审查的体系对积极力量当然是消解作用，但是现在审查体系本身也在自我伤害，他们也很难辩清谁是猫谁是老鼠，在将来有激发起来的事件时，这个体系也很难动用很大的力量作极端的行为，这种判断应该是世界的走向，也就是说：大家已经不能靠强力解决问题了，中国社会也存在这样的基础。各个阶层达成联合，而且社会网络、媒体等会将人们共同的感情瞬间联系起来，但我们无法去想象在中国，在什么地点，以什么形式出现街头运动继而发生变革，但是网上的东西可以可能瞬间就被点燃。”

这是给中国公权力黑社会化的一个警报

德国之声也采访了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他曾亲历二十二年前发生在中国的“八九学运”，他认为：“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到埃及的变化，这是阿拉件世界的春天，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遍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因为阿拉伯的这些国家，在过去也都是在极极的统治状态下，人们权利普遍没有得到尊重，并遭受大规模的侵犯，公民的声音也被堵塞住，这对现代文明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阿拉件之春会对整个中国的权利运动有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和激励，就先从Facebook、Twitter发布信息开始，这样小小的行动就能维护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自己的自由。”

对于这场革命对中国执政党的影响，傅希秋认为：“这会对中国现在的希望透过暴力、公权力的黑社会化，甚至冀希望于军人的暴力、恐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独裁政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报，这些拒绝改革、拥抱独裁冥顽不化的都会和穆巴拉克、本•阿里有类似的下场，希望这些机会能够鼓励中国的千千万万普通的公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做维权的勇士，但每个人都可以从微小的之处维护，无论是中国法律还是国际人权条约赋予的权利和自由：言论、集体、结社、财产不被侵犯、免于恐惧的自由等，这些有可能是从突破网络封锁开始、发推特信息开始、再到围观行动等，这些都是统治者害怕的，我们一起来贡献力量。”

中国政权依然封闭，埃及明天就是中国今天

中国知名的评论人莫之许认为：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昨晚对埃及局势发表讲话，呼吁要尊重埃及人民的意愿，要求不得使用暴力，那一刻已经在表达一个强烈的意愿：遏止暴力机器。和美国来往密切的埃及军方就承诺不向人民使用暴力，穆巴拉克没有军队暴力后，他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至此他的命运就是注定的。

另外莫之许认为埃及与中国在掌握军事暴力方面不同：“从军队和国家权力机构关系来说，从中国目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说，中国和埃及有相似之处，都是长达数十年的专制封闭体制，社会和体制的关系是比较紧张对立的，中国出现埃及这样大规模的抗争运动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还不能出现大规模的向政权发出挑战的可能性。还是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但中国的政权只要依然是封闭的，埃及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德国之声2月12日报道：“今夜，我们都不是埃及人！”

穆巴拉克下台之后，中国官方媒体、门户网站等在显著位置上对此事进行报道，但同时关闭了评论，在中国新浪微博客上，无法搜索和“埃及穆巴拉克”相关的内容。

当德国之声记者试图了解中国网民对穆巴拉克下台一事的看法时，在中国最多用户使用的新浪微博上搜索“埃及”，立即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但中国官方的封锁并未阻止中国网民对此事的热议。新浪微博上大家用一些词替代“敏感词”，中国网民以高度智慧在新浪微博上创造了“木瓜拉克”。

虽然已是中国子夜之后的时间，但德国之声记者还是看到有很多中国网友在Twitter微博上欢呼穆巴拉克的下台，他们在网上打出：“老穆，再见！”、“删除专制”等内容。

以下为部分网友的评论：

@摄影师王麒：茉莉花开了，可爱！牡丹花未开，期待！

@郭巍青：穆巴拉克的前任是伟大的萨达特总统，他在著名的阅兵暗杀中身亡。30年来，穆巴拉克躲过了多次暗杀。暗杀不能消灭老穆，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然而，年轻人公开地举行了抗议（事先发通告并且获得批准）。和平、理性、顽强不懈地推翻了穆巴拉克。难道我们真的感觉不到，历史的改变是何等神奇啊。

@小爱003：睡不着，上微博来看看有关埃及的局势、虽然那是个遥远的国度，虽然那是他们的胜利，但我的心却总有一丝感动。同样是四千年的文明古国，同样在近代饱受苍桑被强权奴役。但就在今天，埃及人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两个文明古国千年来都没经历过的但今天却发生在了埃及身上-他们正在朝自由文明的国度迈进！

@shdxd 戴欣东 ：今晚，埃及成了解放区，沦丧区的人们悲哀的高兴着。

@HaoJian2: 今夜，我们都不是埃及人！

@mranti：穆巴拉克是昔日民族英雄，今天挣扎恋栈，成为全球直播下丑态毕露的法老，最终还是滚蛋。他昨晚二百五十足的发言，成为一切独裁者最后的一课。

@Ali3da 叁大的鸭梨：他们告诉我们，走向自由只需要18天，而且根本不需要暴力。

@yindeyi 埃及示威者说：一个害怕 facebook和twitter的政府应该去统治一个农场而不是一个国家。

@baiwuya：“推特革命”这个词并不是对民众抗争的否定，也不是过分夸大民众运动的新技术背景。而是恰如其分地凸显了这一波民主风潮不同于20世纪的地方——即时迅捷的信息传播、泛化的组织方式。

@milpitas95035: 老穆已经滚蛋，小胡还会远吗。

@gongling1004 胡同台妹：其实最大的谎言就是“中国特色”，这些特色几乎都是与世界潮流逆行，今晚，这些特色维护者、信仰者、操弄者是否心惊肉跳。

@haizi988 ：埃及有篇博客写道：“这是一场没有领袖的革命”，“三百万的个体选择了希望而不再恐惧，他们每小时都可能勇敢地死亡，但是他们在坚守着自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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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VOA）2月12日报道：埃及与中国：一样的示威两样的结局

在全球聚焦埃及政局变化之际，中国当局与民众对埃及的关注恐怕与其他国家还有所不同。成千上万的埃及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变革，这与21年前北京天安门的六四民主运动如此相似，然而结局却如此不同。

埃及抗议者得知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后激动万分，他们挥舞国旗、欢呼雀跃。这幅画面引起中国著名女记者高瑜的联想。

*自然联想*

这位在89六四期间被捕的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说，想起了中国军队开枪残酷镇压天安门抗议学生的情景：当年，那些形体比埃及抗议民众要瘦小得多的中国大学生与北京市民头扎白布条，在北京街头奔跑，竭力抢救被中国军队开枪打死、打伤的人。

*同样的是专制，不同的是政党*

高瑜对美国之音说，埃及和中国都爆发了民众要求改革的大规模示威，埃及的结局是总统黯然下台，全家出走，而中国的结局却以人民流血告终。高瑜认为，这两种结局值得深思：“两个政权都是专制政权，但是不一样，因为统治我们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和穆巴拉克的政党是绝对不一样的。”

中国作家余杰进一步解释说，埃及的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有所不同。他说，埃及穆巴拉克的威权统治建立在宗教势力、权威阶层、军队、知识分子等各方面取得平衡的基础上，平衡一旦破裂，他的统治就终结了。

余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深度、力度与密度却要大得多：“中国的专制结构仍然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一个全能的、党控制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刚性统治，除非是发生雪崩似的全面崩溃。”

*两国军队，两种立场*

埃及军队的表现与中国军队在六四事件中的作为也被视为是导致两种不同结局的关键因素。高瑜说：“我们是党指挥枪，而人家的军队很多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从运动开始就在发誓，我们决不向人民开枪，而且支持人民，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1989年投身六四民主运动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周舵认为，正是中国军队对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给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上了一堂极为严肃的课，那就是哪个国家也不容许这种惨剧的重演。

周舵说，虽然埃及目前的社会矛盾远比当年中国的要尖锐得多，但政党不是同样的政党，军队不是同样的军队，同时，穆巴拉克也不是邓小平。他说，当年中共党内，除了邓小平，也没有第二个人会有邓小平的特质、性格和经历，竟下向示威民众开枪这样如此极端的命令。

*穆、邓两人历史罪责难逃*

尽管穆巴拉克在下台时手上没有沾满人民的鲜血，但周舵认为，穆巴拉克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他在位30年，却没有及时开启埃及的民主改革，导致埃及未来的走向极不确定，以至于现在再动手做什么都已经为时过晚 。

周舵推测，埃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由伊斯兰极端势力统治的政府，或受极端势力影响极大的政府，最好的情况不过是产生一个军人统治下的世俗政府。

*以人为鉴，以史为鉴*

中共在中国已经执政60年。周舵认为，中共必须担负起历史责任，做出政治民主改革的前瞻性规划。否则，顶多在5到10年内，中共就会面对跟穆巴拉克所面对的同样局面。周舵说，埃及的政局给中国共产党上了一课，那就是民主是绕不过去的必然趋势。

他说：“民主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旦开启之后，结果会怎样是非常不确定的。如果你没有一种政治体制改革前瞻性规划的话，那么在大规模民众抗议的压力下，突然一下子被迫打开民主化的大门的话，未来出现的局面很可能就是不可控的。”

尽管中国近日来低调报导埃及大规模抗议示威与穆巴拉克的下台，但分析人士普遍评论，中国当局一直在密切关注埃及的动向。

●中国媒体对中东革命的反应

▲美国之音（VOA）2月11日报道：警惕埃及连锁 中国政府继续封堵视听

中国政府在警惕埃及动乱引发连锁反应的同时，继续走外交避重就轻、内政封锁视听的路线。

*定性“骚乱” 支持埃方维稳*

自从埃及发生连续反政府抗议事件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事件定性为“骚乱”。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2月10日就埃及局势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方理解并支持埃方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恢复正常秩序所作的努力，主张埃及的事情应由埃及自主决定，不应受到外来干涉。相信埃方有智慧、有能力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

美国《纽约时报》说，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另外一个时代，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听任人们对埃及抗议活动的讨论四处流传，然后等待它自行消亡；不过，“全球近年来对独裁的挑战和中国部分地区的暴动让中国政府不敢轻易放过这类讨论的声音”。

*官媒选择性“对症下药”*

山东的民权活动人士车宏年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家媒体在报导埃及事件上“有选择地”针对自己的国情“对症下药”。

车宏年说：“中国媒体基本不报导埃及；即便报导也是埃及政府如何与反对者谈判，拒绝让步；至于抗议者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彻底变革独裁体制、结束专制，媒体不谈，予以回避。”

车宏年说，虽然中国政府对震惊全球的埃及事件采取处变不惊的策略，刻意营造“静态”气氛，声东击西，但是中国庞大的网民群体却仍然得以了解埃及动乱的虚虚实实。多达两、三亿网上看客的“议论纷纷”构成巨大的传播力量。互联网上有跟贴说：“埃及人民要求结束专制。”

*贵阳严禁私传埃及消息*

与此同时，中国西南的贵州省有民间人权倡导者在贵阳市公共场所宣讲北非民主潮和传播印刷新闻，遭到当地公安人员以多种途径进行干扰和制止。

“人权研讨会”成员陈西对媒体说，警方连日来禁止相关人士发放关于埃及和突尼斯反政府抗争的传单；他们说现在属于非常时期，希望不让中国民众知道北非的情况。这显示中国政府与中东专制国家一样，担心这类反政府活动在国内引发连锁效应。

陈西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大陆争取言论自由、争取话语权是非常艰难的；除了遭受警方的打压之外，在经济上也面临风险，警方随意对印刷品予以强行没收。总之我们是在艰难的情况下争取自己的权益。”

*另类“新闻人”艰辛促变革*

同为“人权研讨会”成员的人权捍卫人士、72岁的贵阳居民糜崇标说，他7号参加贵阳民权广场等地的“民权橱窗”活动、宣讲北非民主潮讯息时，遭到当地公安的暴力殴打，不过他愿意用生命换取政治改革和人民掌权的政府。糜崇标同时也是自制传单散发消息的另类“新闻人”。

他对美国之音说：“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对独裁统治不满，因此形成地区革命。这是共产党急须封锁的，他们怕得要死，不让老百姓知道。这样的事情我特别需要报导出去，让老百姓知道。”

糜崇标告诉美国之音，领取一千元退休工资的他两年前开始自费从事新闻传播，向老百姓传播被政府封锁的消息。他每周五个工作日从互联网下载被封锁的新闻，星期五下午大量复印，周末前往公共场所以每份一元人民币的价格进行销售。“个体起家”的他现在已经获得了近两百人的支持，他的“售卖”团队正遍布全市大街小巷。

▲英国广播公司（BBC）2月12日报道：中国媒体低调报道穆巴拉克辞职

对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和门户网站都做了报道，但是很少评论。

对于国际社会对埃及最新局势的反应，中国网站也极少有报道。

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网站上的热门话题里，BBC中文网记者找不到有关埃及和穆巴拉克的话题。

但是，仍有一些网友在新浪微博上讨论埃及局势。

以下是BBC中文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的一些讨论。

回复@湖南公视公共锐话题: 刘苏里：This is the moment the protesters have been waiting for. Mr Mubarak is stepping down after 30 years as Egypt\’s head of state.——抗议者期待已久的时刻——统治埃及长达30年的穆巴拉克先生离开首脑职位。自BBC。

@赵晓：已证实，穆巴拉克先生正式辞去总统职务，埃及今晚将无人入眠！而在世界的其他一些角落，或会有人失眠，呵呵，但愿人人都能安眠的一天。这才是美好的世界！ 原文转发（245）|原文评论（108）

以人为鉴知兴衰!——从北非地中海沿岸的突尼斯和埃及，跨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彼岸的约旦，东到红海口的也门，这些近二三十年来政权固若金汤的国家，最近政权或固有权力结构以各种形式更迭或崩塌：突尼斯是总统本阿里出走，约旦是首相下台，也门总统宣布不再连任，埃及是执政党总辞和穆巴拉克下台（牛刀）。

▲美国之音（VOA）2月12日报道：中国谨慎应对埃及革命 互联网禁止讨论

中国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的新闻反应谨慎，呼吁埃及稳定。中国官方星期六发表有关声明，提出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埃及政治。中国国内新闻媒体报道了穆巴拉克辞职的新闻，但是进行了低调处理，不提迫使他辞职的埃及民众大规模示威。有专家说，中国也许担心埃及事件可能引发中国民众反对中国政府的类似示威。中国互联网已经限制网民对埃及局势的公开评论。

世界其它地区对埃及事件的反应方面，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星期六呼吁埃及明确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的时间表。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日本希望埃及在中地区扮演比以往“更具建设性的角色”。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首尔尊重穆巴拉克辞职的决定，并保证韩国政府会与埃及新政府紧密合作。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五称赞穆巴拉克做出辞职的决定。他表示埃及示威者“平和、勇敢、有序”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

▲德国之声2月13日报道：中国媒体如何应对埃及政变？

针对埃及政局的转变，中国政府呼吁埃及社会应该迅速恢复公共秩序。而与此同时，受政府严格监管的中国媒体在报道中掩饰了这场人民起义中的许多细节，而这场起义最终致使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下台。

法新社2月12日的报道称，自埃及这场动荡伊始，中国政府就屏蔽了互联网上许多相关讨论。这表明了北京对此次事件的担忧，从而限制一切可能动摇其执政地位的内容。

互联网论坛的内容受到政府的严厉监控。所有新闻类报刊的消息都来源于新华社，在报道中避免谈及与政治以及民主相关的话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12日表示：“中方一直密切关注埃及局势的发展变化，希望形势的最新发展有助于埃及尽快恢复国家稳定和正常秩序。”

中国一些官方媒体，比如中央电视台，简短报道了穆巴拉克执政近30年后的退位，展示了埃及人民欢呼雀跃的镜头。

《北京青年报》报道总统穆巴拉克已经下台，但没有提及人民起义背后存在的不满。

《新京报》指出已经有成百上千的人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并特别关注埃及副总统苏莱曼要求民众“尽快回家，展开工作。”的呼吁。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的讲话马上得到了官方媒体的响应，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表示：“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压到一切。”

自从埃及动荡开始以来，中国的新闻报道大都指出民众抗议示威的非法性并强调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对任何与社会动荡相关的新闻都很敏感，在本国内，各大微博以及网页的评论栏中都找不到与埃及此次政局动荡相关的信息及评论。同时中国政府还屏蔽了网络微博推特（Twitter）以及社交网络平台脸书（Facebook）， 而这两个网络媒体在埃及民众组织示威游行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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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分析埃及革命的意义和影响

▲美国之音（VOA）2月10日报道：中东动乱为中国敲响警钟（一）

一个月以来，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利亚、再到也门、约旦和埃及，反政府示威风起云涌、此起彼伏。骚乱的起因涉及贪污腐败、物价飞涨、失业加剧、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独裁专制、社会不公、缺乏自由民主等。发生在西亚、北非的动乱给存在类似问题的中国敲响了警钟，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和思考。

*小贩自焚掀起中东抗议浪潮*

突尼斯的一名26岁男青年，父亲早亡，为了担当起养家的重担，在街头摆起了蔬菜、水果摊。但是由于没有营业执照，他的货物六次被城管部门没收。

去年12月17日，为了抗议城管粗暴执法，他点火自焚，后因伤势过重于1月4日死亡。他的死，让早已对腐败、贫富差距、高失业、高物价等问题不满的民众愤然走上街头，引发了突尼斯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骚乱。

事情并未就此打住。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抗议的浪潮席卷了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和埃及的好几个西亚、北非国家，要求变革的呼声不绝于耳。

*世俗政权难除自身腐败成为主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东问题专家郭宪纲说，二战后到上世纪60年代，中东很多国家的世俗力量开始执掌政权，现在则面临着新的挑战。

他说：“我觉得，最最主要的是，这些世俗的力量，大多数都面临着自己腐败的问题。这是这次动乱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它们对自己的腐败问题解决不了，从机制上各个方面，它解决不了。”

以埃及为例，有报导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家产价值估计高达数百亿美元。他在埃及有好几栋豪宅。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是亿万富翁。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阿曼尼•贾迈勒说，穆巴拉克政权贪腐盛行，盗窃公共资源为个人财富。其他中东国家也有类似现象。

*高失业率造成“中东青年震荡”*

郭宪纲说，那里很多国家都是家族长期统治，腐败无能、体制僵化、效率低下，经济问题处理不好，特别是失业率很高。

他说：“它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而且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还是比较快，出生率比较高，年轻人占的比例很大，找不到工作。轻年人找不到工作，在家里呆着，那它不出事，还等什么呀？我觉得，高失业率，这是引起人们对政权不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联合国的数字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中东人口在30岁以下。《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今天，整个阿拉伯世界有大约一亿年龄在15岁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中许多男青年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因此难以找到好的工作，也买不起房子，甚至难以娶妻生子。

新华社说，尽管突尼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14%，但是突尼斯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失业率其实超过了20%，而对于15到29岁的年轻人而言，失业率可能超过了30%。正是这些失业年轻人成了此次骚乱的主力。难怪美国《新闻周刊》把该地区骚乱称为“中东青年震荡”。

*贫富差距悬殊令中国游客震惊*

此外，从新闻报导中还能看到这样一些数字。在阿尔及利亚，四分之三的人在30岁以下，可是许多年轻人没有工作，全国失业率高达25%；在约旦，物价持续上涨，大约四分之一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失业率达14%；在埃及，40%的人口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18%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通货膨胀有时高达20%。

贫富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一位最近去过埃及的中国游客说，令她感到吃惊的是，沿海旅游街道跟近在咫尺的社区形成巨大反差。

这位中国游客说：“沿海的那条街道，完全是西方式的旅游 （区），潜水呀、晒太阳呀，这不是当地人的过时间的那种方式。如果你离开这条街，走到市区的话，我觉得特别震惊：沿海的地方消费的水平是离它很近的那个市区的10倍、15倍。完全是两个世界！”

*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社会问题积压*

除了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等问题，北京大学教授商德文认为，还有体制问题。

他说：“还有不民主，体制上的问题，就是独裁专制了，像穆巴拉克，30年他也不选举，独裁，还想着传位给他儿子。发展中国家，随着资本、市场、民主这些理念的发展，它慢慢地人就会接近西方的一些普世价值。另外，生活上也不够理想，种种的社会问题积压。”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埃及政府已经浪费了整整30年时间。他们总是用这样的说法来安慰自己的国民：“要耐心，埃及的发展会像尼罗河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

现在，人民终于不再安于现状了，他们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总统立即下台，呼吁进行变革。

▲美国之音（VOA）2月10日报道：中东动乱为中国敲响警钟（二）

一个月以来，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利亚、再到也门、约旦和埃及，反政府示威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发生在西亚、北非的动荡给存在类似问题的中国敲响了警钟，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和思考。

*中东骚乱对中国具有启示作用*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的骚乱对于中国有启示作用，因为导致那里反政府示威的诸多因素中国几乎都有。在中国，腐败横行已经成为百姓对执政党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物价不断攀升，涨幅虽不如中东某些国家，但已令低收入人群叫苦不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达到0.5，社会处于可能动乱的“危险”状态。

其实，如果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骚乱国家的表现并不算太差，中国更是独领风骚。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字，2010年，埃及GDP增长5.30%，世界排名49。这几个国家中增长最慢的约旦，也达到3.40%， 高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中国则遥遥领先，高达10.30%，增长居世界第五。

*宪政改革滞后导致官场腐败盛行*

北京政治学者周舵认为，中东国家发生骚乱，国家宪政改革滞后是主要原因。他说，没有宪政对于政府权力的约束，肯定会出现腐败盛行、官员滥用权力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说，中东的事件对于中国“太有启发意义了”。

他说：“如果中共不尽快把宪政改革、法制推上轨道的话，将来五到十年之内，就是这个局面。在中国，如果说是某种极端主义势力上台的话，那就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了，那就是‘新毛派’了、‘极左派’了。”

尽管在体制上中国跟这些国家有很大不同，但是往往被归为同类，都属于专制政权。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2010年民主指数排名，在184个国家中，约旦排名第117位，在骚乱国家中还算是最靠前的，中国排在第136位，最差的也门则排第146位。

201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也有同样情况。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排名，在几个骚乱国家中，情况较好的约旦只排在第120位，最差的也门位居第170位。中国则名落也门之后，排第171位。

*中国若不改革将会失去可持续性*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认为，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上了，不改革，将会失去可持续性。

他说：“原有的30多年的中国模式（的）发展已经走到尽头了。如果没有新的格局出来的话，按现有的这种格局苟延残喘下去，这社会是要撕裂了。现在，恐怕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利益的格局。就是说，现在社会没有一个公正的分配机制，没有一套从宪政角度能够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机制，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改革惠及民生 暂无动乱之忧*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下一个“解放广场”就是天安门呢？美国《纽约客》杂志一篇文章的答案是否定的。文章作者在埃及和中国都生活过。他说，埃及是一个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无论其基础设施、经济还是领导层，30多年来均未有任何重大改善。而中国却经历了持续不断、令人目眩、甚至剧烈的变革。

文章说，中国改革成果的分配并不均等，少数人通过贪腐和非公平手段从中获益。但是同时，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也在持续改善，其速度之快足以使人们感到没有必要推翻现行制度。

北京大学教授商德文也认为，“茉莉花革命”至少目前不会在中国发生。他说：“老百姓闹呢，他主要是经济问题，吃饭穿衣这一方面。他能生活下去的话，谁起来造反呢？他不会起来造反的。中国目前经济可以发展，虽然是有些问题，它慢慢地改善。”

不过他认为，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他提到，最近一个名叫“延安儿女联谊会”的“红二代”组织向中共建言，要求十八大以后逐届推行全国党代表直选。

*权贵资本劫持改革旗帜*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拿出了一套构想。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改革停摆了。

章立凡说：“现在来看，正是由于这套东西停摆，造成了权贵资本把改革的旗帜劫持，改革已经发生了异化。现在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名词，变成了一种‘掠夺’的代名词了。那这样，你这社会公正又从何实现？”

他提醒执政党，不要从反面接受中东抗议浪潮的教训，只知道镇压。他呼吁中共要懂得变通，知道妥协，弄清何为民主、何为共和。

*民众希望改革别再拖延*

在中国互联网上，人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西蒙周在博文中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体制性、结构性的。要解决这些矛盾，不能只靠嘴上说几句动听的话。

他说，在辞旧迎新之际，中国百姓们不想有埃及的动荡却想着自己的国家能稳定发展，更想新的一年自己能生活得畅快幸福，对执政党唯一的期望则是该改的改起来，别再拖了。

▲德国之声2月11日采访杨建利：埃及事件会对中国有样板作用

很多观察家和媒体将当前埃及局势与1989年的中国六四民运加以对比，而中国民运人士也在关注埃及事态的发展。在得到穆巴拉克发表电视讲话之后，旅美民主人士杨建利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

德国之声：穆巴拉克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依然强硬的选择？

杨建利：很显然他要换取时间，因为他需要时间来清理他的劣迹，因为最近公布了，他自己本人有71亿美元的资产，他的太太和儿子与他加起来共有几百亿美元的财产，另外他的追随者也有很多的劣迹，这些劣迹是严重的罪恶，他需要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安排这个事情，如果现在他辞职了，他觉得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也是很多独裁者，专制的官僚者坚持到最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在他们统治的时间里，他们犯下了各种罪行，如迫害异议人士、还有就是贪污腐败、攫取国家财产、榨取老百姓等，他们对未来没有任何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在权力上坚持多久就会坚持多久，这样他会换取时间；再另外一种可能，这几个月可能他认为会在政治上翻板，虽然他现在受到了各种围攻，他仍然伺机反扑，这也是象穆巴拉克、邓小平这样的老牌的独裁者所惯有的伎俩。

德国之声：那埃及未来的走向有可能是怎么样的？

杨建利：这时候全世界应该特别警觉，我想这时候埃及人民肯定不会答应，我看昨天到今天，在解放广场（塔利尔广场）抗议的人数非常多，他们在穆巴拉克声明后，继续号召百万民众在明天上街，民众是下定决心，如果穆巴拉克不下台，他们是不会结束抗争活动。

德国之声：美国因为和中东长期以来的利益关系，对埃及这次民主运动的态度并不是十分明朗，接下来美国的态度会怎样？

杨建利：美国这样的国家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时候，美国应该拿出非常明确坚决的态度，不能再和穆巴拉克这样的独裁者再有暗地的交易，应该坚决的明确的站在埃及人民的一边，不然美国政府会犯非常严重的历史错误。

德国之声：因为中国和埃及的社会背景的相似性，中国公众对于今天本来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穆巴拉克宣布不下台，会不会对中国公众，包括埃及民众正在建立起来的信心有消解作用？

杨建利：我相信从本质上来讲没有消解作用，今天放出穆巴拉克下台消息的是他的总理，就说明这个总理本身也希望穆巴拉克能离开他的位置，甚至离开他的国家，现在整个埃及不管穆巴拉克下不下台，是现在，还是九月份，或者说他换取了时间进行反扑，埃及也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埃及，而中东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东，这个冲击波也已经在中国起到了作用，现在很多中国网民非常关注每天发生在埃及的事情，大家有很多热烈的讨论，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的老百姓，马上就上街，去模仿埃及的老百姓做的一切，但是这些模式在他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哪天有个导火索、能够引爆老百姓上街的举动时，那么所有今天发生在埃及的事情，都会对中国有些样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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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12日采访报道：法学者：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核心价值是尊严和正义

突尼斯民众的抗议运动推翻了本－阿里政权。突尼斯革命的成功鼓舞了埃及民众赶走穆巴拉克政权的决心，也在更大范围吸引了其他国家期盼反抗独裁政权的民众的极大关注。突尼斯和埃及政府此前推动经济发展的努力为什么没能阻止革命的爆发？民众何以如此坚决地要赶走独裁者？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是否显示出先经济后政治模式的局限？是否否定了特殊文化和宗教传统不适于民主价值的理论？我们带着这些问题，电话采访了法兰西学院教授、阿拉伯世界当代史系主任亨利－劳伦斯先生。

法广：突尼斯和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两个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的国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和日常生活的改善都没能阻止这样的抗议活动发生呢？

亨利-劳伦斯：首先，是贫富差距。平民百姓只分享到了很小一部分经济增长的收益。在这两个国家，贫富差距都非常大。近几年，平民百姓的生活当然也随着经济增长而有所改善―这一点可以从经济发展指数上看出来，但是，大部分人的生活仍然十分贫穷，尤其是在埃及。他们的人均收入每天不足两美元。

另外，这个地区的一个凸出特点是中产阶级不能有中产阶级的生活。就是说，有些人有手机，习惯使用网络，使用脸书，有这些中产阶层生活的外在符号，但事实上他们在经济上并没有中产阶级的生活：失业，生活不稳定，等等。因为，只食物开支这一项就相当于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五十。还有失业，可能还要靠家里人贴补，等等。

法广：无论是突尼斯的本-阿里，还是埃及的穆巴拉克都试图通过具体的措施来安抚民众。穆巴拉克政府在承诺改革、修宪之外，还提出要全面提高工资百分之十五。但这些措施都没能化解民众的愤怒。他们要求的显然不仅仅是改善每天的日常生活？

这些运动当然是民主运动。运动中有很强烈的言论自由宿求。但是，我认为，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个价值是深根于阿拉伯穆斯林社会的对尊严与正义的追求。

亨利-劳伦斯：总的来说，想改善每天收入不足两美元的人的生活也是很难的。他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品的价格，但这些国家食品大部分依赖进口，所以食品的价格也随着全球价格的提高而攀升，政府不能长期执行补贴政策，因为财政赤字也将随着攀升。

但是，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活动中，核心要求是尊严，对尊严的要求可能还超过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再不想忍受日常生活中种种烦恼，不想再忍受警察的侵犯和暴力，不想再忍受迫害。这些在他们的要求中可能比言论自由更重要。

法广：在您看来，突尼斯此前的革命和埃及正在发生的革命中，我们可以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亨利-劳伦斯：现在谈教训还为时太早。因为运动还在继续。目前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些运动既建立在对尊严的追求上，也建立在民众对政权的愤怒上。他们向国家领导人喊出的口号是“滚蛋”，是我们不想再看到你们，你们已经统治了二十年，三十年，专制，独裁，还有极度腐败—尤其是在突尼斯。这是一种是对政权的排斥，几乎是发自肺腑的排斥。

当然，运动现在开始形成政治要求，开始组织政治力量，等等。但首先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尊严和愤怒。

法广：最近二三十年，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种理论，就是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自由民主就自然会有了。从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革命来看，您是否也这样认为？

亨利-劳伦斯：无论从哪个角度，民主大国印度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印度自独立后维持了民主制度，然后，因地制宜，根据印度的社会现实调整。

此外，阿拉伯地区的社会综合指数与民主价值并不矛盾，这里的扫盲工作持续推进，也有一个中产阶级。其实，情况与当年拉美国家很相似。阿拉伯国家和三、四十年前的拉美国家各种社会综合指数情况相仿，也都有专制政权，有警察国家。而如今，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进入民主体制。所以，很可能阿拉伯国家、至少一部分阿拉伯国家会追随拉美国家的榜样。

法广：但是，这种对更多民主、更大自由的追求是不是也来自经济发展的水平呢？

亨利-劳伦斯：不一定。印度的例子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也同样可以有民主体制。在突尼斯和埃及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因素是最新通讯手段：因特网、脸书、卫星电视……，国家不再独揽信息和信息传播。

法广：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是不是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先经济后政治的中国模式开始走向尽头？

亨利－劳伦斯：其实，这些体制自九十年代起就受到很大压力，开始选择民主形式。为适应形势，专制政权选择了一些实用的所谓民主花样，比如选举，比如媒体，但所有这些都被政权掺假、操纵。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２００５年的选举。那次选举相对自由，也有反动派代表获选进入议会。但是，最新的选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则完全受到当局的操纵，执政党几乎获得了全部议席，完全不能反映社会现实。但重要的是，最近十到二十年，这些国家就已经有选举，哪怕这些选举被当局操纵。

法广：还有一种说法是民主是西方价值，不适合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等国也提出过亚洲价值观。文化和宗教传统与民主价值的关系是否也会是相互矛盾的？

亨利－劳伦斯：这个地区，尤其是埃及，曾经有过一段即使难说是民主，但至少是自由的历史。埃及在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５２年间曾经有过多党制的体制，有选举，有多数党，有反对党，等等，尽管这些当时还比较混乱。伊斯兰本身也不禁止出现有反对党的开放体制。宗教与民主的关系中的问题是有人可能把宗教理论用于政治目的，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另外，涉及宗教问题时，会有很大的言论自由限制，任何抗议的声音都会被看作是亵渎、攻击、破坏伊斯兰教。在这种时候，的确不可能有像在西方国家一样的自由讨论。但除此之外，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纲领的政治力量竞争在这些社会是完全可行的。

法广：突尼斯和埃及民众要求民主之际，西方国家正开始对自己的民主价值产生某种怀疑。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国家和他们的民主价值处境微妙？

亨利－劳伦斯：不是。西方习惯于支持一些独裁政权，因为这些政权当时被看作是阻挡共产主义、阻挡伊斯兰激进势力、打击恐怖主义等等的防线。这些独裁政权完全被纳入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但是，西方国家还是很高兴看到有民主的国家，即使这些国家可能不像独裁国家那样好操纵。比如，美国就对临近的拉美国家的民主进程表示欢迎，但在对美政策上，民主的拉美国家比那些军事独裁政权有更大的独立性。

法广：面对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有人担心伊斯兰激进势力会乘机卷土重来。这种危险是否确实存在？

亨利-劳伦斯：现在评论还为时太早。因为此前的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在突尼斯革命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在埃及也只扮演了次要角色。无论是在突尼斯，还是在埃及，抗议运动都不是由伊斯兰激进势力领导的。有些伊斯兰激进团体的活动人士参加了抗议运动，但是伊斯兰激进势力并没有作为团体站在第一线组织这些运动。运动的口号也没有激进伊斯兰色彩，这和伊朗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不同。

至于以后运动会如何发展，现在还很难说。运动本身不是以宗教宿求为基础的，这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宗教宿求的政治力量形成？很多人想到土耳其模式。也就是形成道德品行保守，但接受民主体制运作规则、政党运作规则的伊斯兰信仰政党。穆斯林兄弟会是否有能力实现这种转变？有人回答是肯定的，但也有人认为不可能，即使在穆斯林兄弟会内部，意见也不一致。

法广：也就是说，埃及不太可能走向伊朗模式？

亨利-劳伦斯：不可能。因为伊朗是什叶派穆斯林模式。霍梅尼上台时，已经有一整套政治纲领，宪法纲领，等等，等等。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自己没有国家架构形式的组织。

另外，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一个软肋，是他们认为社会模式应当是团结、互助，富人应当帮助穷人，但是，他们几乎不知道怎样面对社会运动。一旦发生罢工，有工薪要求，等等，伊斯兰激进势力团体就不知所措。这一点，我们在埃及就可以看出来。两、三年前，埃及纺织工人曾组织大罢工，穆斯林兄弟会完全没能参与到其中，因为罢工与他们的世界观是背道而驰的。同样，穆巴拉克颠覆了很多纳赛尔时代的农业改革措施，重新推行土地私有制。伊斯兰激进势力是支持私有财产的，所以，他们支持政府的土地私有化政策，而实际上大部分农民是反对的。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突尼斯和埃及）通过社会运动、工会、社会宿求等走向民主，那些伊斯兰激进团体处境就非常糟糕。

法广：突尼斯和埃及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在许多其他国家唤起了对民主、对自由的渴望。但这两个国家在运动之后的走向也同样会对那些也想起来行动的国家有所启示。您怎样看这两个国家革命之后的前景？

亨利－劳伦斯：无论怎样，在一定时间后，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这两个国家肯定都会出现一些所谓的“秩序政党”。目前，国家经济生活已经陷于瘫痪，街头形势混乱，因此会出现恢复正常秩序的呼声，但这些与现在的革命运动并不矛盾，这些呼声正好可以阻止一些更革命的运动。这些反应并不是要返回原来的体制，而是要结束混乱。

总之，这些运动当然是民主运动。运动中有很强烈的言论自由宿求。但是，我认为，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个价值是深根于阿拉伯穆斯林社会的对尊严与正义的追求。

▲德国之声2月13日发表署名Christina Bergmann的文章：被载入史册的一天

 
奥巴马：“这是人的尊严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可忽视。”

像世界上许多民主政权一样，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于本周五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辞职表示欢迎。奥巴马前一天就宣称埃及正在书写历史。美国政府虽然曾表示支持埃及的民主改革，但是一直避免直接要求穆巴拉克退位。

圆满的结局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开罗是他2009年6月对穆斯林世界发表重要讲话的地方。而又是在开罗，本周五发生的事情圆了他对和平民主演变的梦想。此时此刻，他也清楚地知道要说什么：“在过去几天中，许多人都发现他们自己是有价值的。而任何人也不再能够夺走他们的价值，永远不能。这是人的尊严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可忽视。”

 
 
人民的力量

奥巴马随即表示，这是会被载入史册的一刻。他说：“虽然我们看到的画面，听到的声音都来自埃及，但是我们更能清楚地听到历史的回音：包括德国人推倒柏林墙，印度尼西亚学生走上街头以及甘地带领人民走向公平之路的情景。”

寄予埃及军队的希望

这位美国总统对埃及军队表示感谢，但同时也提出了主张，他说：“埃及军队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是爱国，并且是具有责任感的国家管理者。军队现在必须让埃及民众知道，确保政权过渡是可信的。他们必须要捍卫人民的权利，解除紧急状态，修改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确保国家权力的变更不可逆转。军队还必须指出一条清晰的，通往公平自由选举的道路。”

但是美国总统也清楚，穆巴拉克的退位以及军队接管政权，只是埃及实现民主道路上的第一步。奥巴马表示：“我相信，未来仍会有许多艰难的日子，许多问题还没有答案。但是我确信，埃及人民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这将会是一个和平，有建设性并且充满公共精神的过程。这些精神也在过去几周内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美国失去了一个独裁，但可靠的伙伴

美国失去的可靠伙伴

奥巴马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埃及推进改革。埃及每年能够从美国获得15亿美元的援助。奥巴马在讲话中鼓舞埃及年轻人说：“我深信，埃及年轻人在过去几天中，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和创业精神可以用来开辟新的机会。包括这一代具有巨大潜力的年轻人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和经营项目。而且我知道，一个民主的埃及将扮演着一个有责任感的领导角色，其影响力不仅存在于本地区，也存在于整个世界。”

不过，奥巴马乐观的讲话无法掩盖的事实是，该地区许多政权都害怕埃及的政权转变会将他们带入多事之春。随着穆巴拉克的退位，美国失去了一个虽然独裁，但是可靠的伙伴。特别是与埃及签署了和平协议的以色列忧心忡忡。所以奥巴马的新闻发言人吉布斯（Robert Gibbs）在总统发言后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中表示：“重要的是，下一届埃及政府承认曾经与以色列政府签署的和平协议。”

榜样的作用

但是奥巴马政府仍然希望，埃及的和平革命能够起到榜样性的作用。并且把眼光放到了伊朗。吉布斯表示，那里的政府显然惧怕人民的意愿，他说：“他们抓人，而且封锁国际媒体报道并关闭互联网。伊朗政府应同样保障伊朗人集会和通讯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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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VOA）2月14日报道：台学者谈埃及变天对中国的影响

掌权30年之久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埃及民众大规模示威抗议18天后，宣布下台。埃及的瞬间变天不但引起人们关切中东局势，也引起人们关切会不会影响到世界最大的专制国家–中国。

埃及军事委员会13日宣布解散国会，并中止行使宪法，满足了抗议者的两大要求。军方强调，在还政于民之前的过渡时期，他们只是暂时当家，并且暂时保留现有体制。

埃及民众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学者专家普遍关切，继突尼斯和埃及的瞬间变天之后，会不会对中东其他国家，甚至对中国造成影响？

*中国情况不同*

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表示：

“我想埃及这件事对中国的政局不会有太大影响，不过，会促使它更着重改善民生方面。另外，比较大的影响是，我认为，从这次埃及变天可以看出，网路散布的影响很大。所以可以肯定，中国大陆未来对网路的管控，会施加更大的力度。”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金荣勇则认为，中国目前举国一致希望超越美国，追求世界第一，因此，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对什么民主人权可能都会容忍。金荣勇说：

“去年，当中国的经济力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的时候，其实，是很可以满足中国人的骄傲感的。我觉得中国最大的危险不在这个时候，而是有一天当它的经济力量超过美国的时候，那时候，老百姓就会要求，为什么我们的政治权利都没有？这时才会对政府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但是现在整个中国人的目标都是在冲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这些什么民主人权他们是可以忍受的。”

*严控媒体网路*

除此以外，郑继文表示，埃及的变天模式之所以很难在中国复制，是因为中国当局对媒体和网路的严密控制。郑继文说：

“展望未来，如果在民生经济这个部分能做好的话，我觉得像埃及这样的变天状况，其实很难在中国复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大陆官方对网路和媒体的掌控，力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因此想要复制埃及这种变天模式，我想是有很大难度的。”

埃及军方高层现在将恢复秩序列为最高优先。许多埃及人表示，他们对军方决定不镇压民主示威心存感激，但却担心军方高层无意释放或分享权力。不过，在埃及民间势力强大的穆斯林兄弟会表示，他们不准备寻求掌权，并且赞赏军方统治者同意将权力移交给文人政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14日援引法国报纸：阿拉伯世界觉醒震撼全球

埃及民众坚持18天的示威，成功驱赶穆巴拉克后的首日，埃及民众又回到开罗解放广场，埃及示威民众要求军方给予更多的民主保障。今天法国全国性大报强调，埃及民众担心军方和临时政府以恢复正常生活秩序为由，阻止民主自由，而且埃及军方和临时政府已经宣布，将派遣大批警察在解放广场维持秩序，驱散坚持示威的人群。而在阿尔及利亚，受到埃及民主革命胜利的鼓舞，阿尔及利亚反对党决心坚持示威，直到阿尔及利亚当局倒台。

世界报国际栏报道说，阿尔及利亚全国争取变化与民主协调运动今后将在每个星期六组织民众示威，对阿尔及利亚现政权保持压力，直到现政权垮台。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六，反对党在阿尔及尔组织有两到三千人参加的示威行动。阿尔及利亚全国争取变化与民主协调运动有公民社会组织，全国独力工会，阿尔及利亚文化与民主联盟，阿尔及利亚人权协会等反对党派组成。人权组织负责人说，阿尔及利亚民众示威，将以静走方式进行，平静但坚定不移，这样的示威不能采取像埃及民众示威的方式，因为阿尔及利亚有过内战，反对党首先要打破造成恐怖与沉默的墙。

继突尼斯和埃及，阿尔及利亚紧跟

论坛报就阿拉伯世界觉醒震撼全球发表评述文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的文章认为，埃及和突尼斯向中国和其他集权国家传递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那就是：“不能只依靠经济成果而使大权永远在握。”，其实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结果显示，中东和北非穆斯林国家成果显著，突尼斯近四十年以来遥遥领先，在135个国家当中排名第六，在马来西亚，香港，墨西哥和印度之前，而埃及排名也在第十四位。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排名不仅根据经济发展，还根据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发展条件而评定，突尼斯平均寿命为74岁，高出比突尼斯富裕两倍的匈牙利和爱沙尼亚；埃及儿童就学率高达百分之69，与马来西亚不相上下。

经济快速发展并不能保障政治稳定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还指出，很明显，在突尼斯和埃及，国家并没有忽略社会保障，注意到经济增长利润的再分配，但是这两国人民已经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了，如果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依靠经济发展来维持他们的民心则大失所望了。

阿拉伯世界造反表明经济和政治的成功并不是相辅相成的，确实，大部分富国是民主国家，而民主国家却不见得足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突尼斯，埃及及其他许多中东国家仍然受控于独裁制度，这些制度又由贪腐集团掌控，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排名则与依赖警察制度而维持统治地位的独裁制度的贪腐之间的距离遥远。

突尼斯和埃及局势还表明，如果没有成熟的政治体制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并不足以保证政治的稳定。根据2008年故去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四十年前有关“社会与政治变化”的理论再加上像推特和脸书等如今网上社会渠道，经济快速变化可以使动摇一个制度的社会力量行动起来。

中国不希望89北京之春重演

写到此哈佛大学教授强调指出，在埃及示威游行达到顶峰之际，中国网民搜索“埃及”或者“开罗”则总是碰壁，非常明显，中国政府不希望中国民众了解在埃其所发生的一切，恐怕埃及事件唤醒中国人，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忘却并希望避免重演二十多年前的北京之春。

比经济不是突尼斯，也不是埃及，中国当局向地方民主采取开放立场，并且对地方贪腐采取严厉措施。尽管如此，不满示威在近十年来一直没断。根据中国官方最后的统计数字，在2005年，就有89 000起，之所以2005年之后没有更新的官方相关统计数字，不难让人想到此后的不满抗议行动更是有增无减，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不顾冒着各种风险反对中国一党专政。

中国领导人希望依靠快速提高生活水平和创造就业机会，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发挥缓解的作用，因此中国瞄准百分之八的经济年增长目标，然而突尼斯和埃及事件向北京发出一个严峻的信息：不能依赖经济进步而使大权永远在握。

●中国海内外评论人士思考埃及革命与中国民运

▲作家、经济学家何清涟发表文章：何清涟：组织化：埃及革命所有，六四运动所无

最近有好几篇文章将埃及革命与中国1989年的“六四”运动相比，这些比较当然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这些文章遗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两场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六四运动纯粹出于自发，而埃及革命则是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准备的。如果不比较这一点，也许就会遗漏了总结埃及革命的最重要经验。当然我也知道，人们回避总结这点，可能是出于一种潜意识，因为在中国执政当局的宣传用语中，任何组织活动都被严重污名化，运动背后的组织者被诬称为“黑手”，组织化行动则被称之为“阴谋”。

我觉得国内学者应该考虑引进研究社会运动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这是中国急需之学。

一、埃及革命的推手浮出水面

对埃及革命是否有组织以及组织者是谁，最开始莫衷一是。埃及革命运动伊始，西方一些媒体对于这场运动的报道都将重点放在规模、口号及广场狂欢上，对于组织者是谁并不清楚——最开始，西方媒体报道说是20余个主要成员为80后青年的组织；继而是BBC记者所作的猜测，认为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再后来，一些中东专家根据他们对埃及的长期观察经验认为，在埃及只有穆斯林兄弟会才有能力组织这么一场规模浩大的集体抗议。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刻意隐身，最初在政府表态愿意与反对派代表晤谈时，竟有一段时间找不到谈判对手，直到推举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署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代表反抗者谈判时，穆斯林兄弟会才现了真身。在声势浩大的2月4日大游行后，副总统苏莱曼邀约各种反对力量谈判时，我注意到最开始穆斯林兄弟会曾拒绝参加。最后到2月7日埃及政府与反对派开始协商谈判，邀约的组织除了穆斯林兄弟会、自由派的宪政党（Wafd）和左倾的全国进步工会党（Tagammu）之外，还有民主派青年团体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无党派政治人物与商人。一度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的巴拉迪却未获邀约。

这一情节很值得琢磨。因为苏莱曼曾做过18年情报局长，以他所掌握的资讯，当然非常清楚在反对派当中谁才是这场革命的真正推手，这是他选择谈判对手的前提条件。如同美英等国的中东专家所言，巴拉迪虽有声望，却对埃及社会并无实际的影响力。成立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严密，经营有方，拥有许多产业，经济实力雄厚，因长期从事慈善事业，在埃及底层社会及阿拉伯世界拥有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活动是反映埃及世俗与宗教，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矛盾斗争的晴雨表。虽然长期以来被查禁，但却是埃及组织最严密、也拥有实际影响力的最大反对团体。这一组织从成立以来与埃及历届政权经历多次分分合合。这次同意参与和穆巴拉克政权的会谈，是国家与这个违禁团体之间关系的转折点。

二、埃及社会为何会有民间组织活动的空间

这些组织成为埃及政府的谈判对手，当然不是依靠广场政治一战而起。埃及穆巴拉克虽然独裁，但由于近代以来埃及社会的持续开放，及其奉行的亲美路线，其政治体制属于开明专制。所谓开明专制与中国这种黑暗专制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埃及有允许民众自组织化的空间与可能，中国则几乎完全没有。

自1979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埃及成为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重要盟国，美国每年都向埃及提供近2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在美国政府的外援榜上，埃及仅次于以色列排名第二，也因此，美国可以在政治上直接对埃及施加影响。在小布什任内，政治学者赖斯成为国务卿。这位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比较喜欢用理论来规范美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一度走红。这一政治分析模式有两大主要特点：一是将国内结构分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主导型和“弱国家-强社会”的社会主导型。在前一种结构中，西方势力会遇到抵抗，而在后一种结构中，公民社会比较容易发育。二是努力构建沟通行为体，意即：西方观念若要想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就需要有作为中介的沟通行为体。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移民都划入了可能的沟通行为体范畴，认为只要它们可以自由进入一国的内部政治经济体系，就可以使国内决策权威出现分散及被分享，从而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理论构想下，美国希望通过各种NGO的活动，使埃及逐渐改变为弱国家-强社会模式。因此，民间组织有一定发展空间。 目前埃及共有各类非政府组织2万个左右，包括全国性非政府组织（NGOs registered at the Central Department）、地方性非政府组织（NGOs registered at the Governorates）、基金会（Foundations）、联合会（Federations），涉及经济、卫生、教育、文化、家庭、妇女、人道主义援助等多个领域。此外，一些重要组织，如全国人权委员会、全国妇女委员会等，虽然为半官方组织，但其活动范围广，影响大，与国际社会的对接比中国要好。各类行业工会较中国的官方色彩淡一些。尽管政府对外国NGO的注册管理非常严格，但并不像中国那样将外国NGO视之为西方势力的颠覆工具，其活动空间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最重要的是，在2005年的总统大选之前，穆巴拉克在美国的压力下，提出对埃及宪法中有关总统选举方式的条款进行修改，允许通过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在多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这次修宪被认为是埃及政治改革迈出的重要—步，从此，总统选举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游戏”，允许有挑战者出现。议会选举也同样遵循一定形式，虽然绝大多数议席由穆氏所在的民族民主党控制，但也还有十余个反对党能够获得少数议席。埃及反对党派在选举进行中能够不断投诉存在舞弊行为，以及在监督投票时进行干预。这些政治平台的搭建，为反对派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空间，而facebook的出现则为80后的青年在虚拟空间提供了组织平台。所有这些，都使得埃及能够从“广场政治”向“圆桌政治”出发，开始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弱国家-强社会”的转型。

余论

观诸中外历史，任何的集体行动要想获得成功，都需要经过组织化过程的前期准备。运动规模越大，运动目标越高，对组织的几个要素，如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素质、领袖的整合能力，以及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的要求越高。1989年中国的六四事件发生之前，中国只有过80年代启蒙的思想准备，根本就没有任何组织化过程的准备。所谓学生运动其实也只是因为学生集中居住在校园、凭着一腔热情而展开的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既无任何初级的组织准备，也无明确的政治目标，所谓学生领袖基本上产生于广场运动之中。参与是次运动的知识分子凭的也是良知，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临时聚合能够达到当时那种规模与水平，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埃及要向弱国家-强社会转型，还得经过若干轮广场政治与圆桌政治的淘洗。与埃及的民间政治相比，中国还未真正开始。不管埃及反对力量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结果是否理想，中国人应该从中学习的重要经验就是开始社会自组织化过程。这个过程会因为中国当局对颜色革命的过度防范而变得特别艰难，但却是社会和平转型和国家政治进步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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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专栏作家胡平发表文章：从“军队会不会开枪”谈起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浪潮中，军队拒绝镇压抗议民众。这和21年前中国的六四构成鲜明对比。于是引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今后，假如有百万中国人走上街头，中共的军队是否还会开枪？

一直有人批评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学生对中共有幻想，而最大的幻想莫过于以为军队不会向民众开枪。此话有理，但不全面。首先，当时的人们并非糊涂到以为“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要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民众自发地去拦阻而不是欢迎军队进城呢？民众也不是不担心解放军会镇压民运，所以他们才夜以继日地向军人宣传喊话，要求或鼓动军人拒绝执行戒严令。

批评中国人对共产党抱幻想的人，照例称赞东欧人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可是，如果说最大的幻想就是以为军队不会开枪，那么东欧人恰恰是抱有“幻想”的。手无寸铁的东欧人走上街头，他们当然不是去迎接子弹，他们是通过展现真正的人民的意志，打动当局及其军队中多数人的天良，分化瓦解专制统治集团；而东欧的共产党当局——只除了罗马尼亚——果然没有下镇压令，其军队也确实没有向民众开枪。

由此可见，以为共产党的军队不会向民众开枪并不一定是幻想。如果共产党的几百万现代装备的军队始终铁板一块，唯命是从，党中央命令他们向示威民众开枪，他们就向示威民众开枪，那么共产政权的崩溃将是很难想象的——除非出了戈尔巴乔夫。

我以为，笼统地问军队会不会向民众开枪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专制政权就是靠着枪杆子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另一方面，专制政权之所以会垮台，就因为在一定情况下，镇压机器会失灵，枪杆子会不听使唤，拒绝镇压人民。所以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得军队不再向民众开枪。

大体上说，要防止专制者动用军队向人民开枪，需要做到以下两点：其一是，抗争者的口号要提得能打动人心，能引起尽可能广泛的共鸣，包括在军人中，乃至在统治集团上层都能引起某种共鸣。其二是，抗争要具有足够大的规模。

据说在1998年印尼政局巨变之前，印尼人有种说法：“十个人上街，政府不理你；一百个人上街，政府就抓你；十万个人上街，政府就来和你谈判了。”这种说法说的就是规模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参加抗争的人太少，政府可以不理你，或者只消动用警察就够了，只有当抗争具有相当规模，政府单靠警察已经无法对付，它才会动用军队。动用军队固然是最狠的一招，但对统治者来说，也是最后的一招，也是最冒险的一招。一旦军队拒绝镇压，专制者就穷途末路了。

回到开头说的假如有百万国人走上街头，共产党的军队会不会开枪，那么，首先的问题是，怎样才会有百万国人走上街头？

我们知道，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是由一个小贩自焚引起的。这说明，在突尼斯，广大民众早就对专制统治十分不满，很多人早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是缺少一个共同号令。小贩自焚本是偶发事件，但它通过网络的迅速传播，无形中变成了一个信号，变成了一个动员令。于是你也上街我也上街，街头上就汇集起相当规模的抗议大军。

在中国，不满情绪也非常普遍，象小贩自焚一类的导火线更是层出不穷，但是在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革命。其间原因何在？

其实，在中国也发生过由偶发事件引起大规模抗议的事件，例如重庆的达州事件、贵州的瓮安事件和湖北的石首事件。假如中国是个小国，这些事件很可能已经点燃起一场革命了。只是由于中国太大，群体事件虽然接二连三，但总是分散的，此方起彼已伏，锣齐鼓不齐，因此专制者就可以分而治之。由此可见，要想在中国爆发类似于茉莉花革命的运动，我们就必须想办法造成全国性的同步行动，至少也要在北京等关键地区形成大规模抗争。

可是，要形成大规模抗争谈何容易。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里告诉我们，假如一项目标——例如民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按理说，大家就都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集体抗争。但问题是，正因为民主一旦实现，人人有份，没参加过抗争的人也照样有份，因此很多人就会抱着搭便车的心理，宁可不参加抗争而坐享其成。奥尔森还指出，集团大小和组织成本成正比；集团的规模越大，其成员要进行集体行动就越困难。

奥尔森所说的组织成本，主要是指组织集体行动所需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然而对于在专制社会中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而言，最大的成本是遭受迫害－－坐牢、流血。参加抗争的人越少，遭迫害的可能性越大。参加抗争的人多了，遭迫害的可能性则有可能变小。

专制者深明此理，所以它总是采取枪打出头鸟，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的策略。因为它知道，如果它未能及时地打击“出头鸟”，那么就可能会有大量民众跟进；而一旦反对运动从萌芽变成了大树，它再去镇压恐怕就力不从心了。

俗话说“聚众闹事”。聚不起众就闹不起事。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大家都上街，我们就可能成事。可问题是，我怎么能预先知道有多少人会上街呢？如果我上了而别人不上，如果到头来上街的人太少，那不但成不了事，而且还使自己陷入极大的风险，白白地做了牺牲。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出头的椽子先烂，不敢为天下先，大家抱观望态度，都要等着别人上了自己才肯上，那么到头来就没有多少人上，就很难形成大规模的抗争；而那些带头站出来的“一小撮”势必会遭到迫害。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一般人不敢站出来的畏惧心理，于是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要克服这种恶性循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尽量减少迈出第一步的风险。

像“到广场散步”和“白衣行动”一类方案就有这个好处。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号召大家在某一天到广场散步。到了那一天，我就可以到广场去。如果到广场的人有成千上万，我们就可以相机行事，把它转变成一场集会抗议。如果到广场的人很少，我们就放弃闹事的计划，把它当作真的散步。这样政府抓不住任何把柄，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事实上，这些年的一些群体事件，很多参与者就是以“围观”的名义参与的（例如网上的流行语“我是打酱油的”——“我是打酱油的……我是路过的……我只是看看而已。”）

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许许多多有现实可行性的计划和策略，并努力使这些计划和策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地发起运动并使运动取得成功。

最后还要说的是，也许在眼下的中国，指望着爆发茉莉花革命还不大现实。但我们不能消极等待。眼下我们就有很多事可做；事实上也一直有很多人在做着。伟大事件都是在暗中准备好的。我们应该抓紧现在。

▲作家杨恒均博士发表文章：别了，穆巴拉克！

有些名字像我们的记忆一样久远，听上去比我们自己的名字还更加熟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北朝鲜的金正日、古巴的卡斯特罗以及埃及的穆巴拉克，都是这样一些名字。对学习国际关系的我来说，这些名字像历史的幽灵一样，徘徊在世界的上空，挥之不去，他们成了这个时代抹不去的标签。

今天，又可以从这些名字中划掉一个了。在埃及执政三十多年的穆巴拉克迫于人民的力量而辞职，“穆巴拉克”时代结束了。虽然这十几天来，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和那些埃及街头的民众在一边，但我的“国际知识”却让我无法对“穆巴拉克”这个名字生出更多的痛恨，我甚至有些惆怅：埃及少得了穆巴拉克？埃及不就是穆巴拉克吗？

埃及、穆巴拉克、木乃伊，至少对于我这个年龄的读书人来说，已经无法分开了。我们被看上去改变不了的现实，以及穆巴拉克自己制造的“事实”告知：“穆巴拉克”这个名字曾经让埃及在动荡的北非与中东之间稳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统治时期的埃及，有一段时间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且，穆巴拉克的政府也是这个地区最世俗化的政权之一；是他，解决了埃及人民的温饱，带来了稳定；他和木乃伊都成为埃及必不可少的象征。穆巴拉克哦，这个名字一度承载了埃及人的光荣与梦想，也控制了世人对那个文明古国的想象。

埃及与伊拉克，还有东亚的几个国家，都是人类历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正因为如此，现代民主理念在这些国家碰上了相对比较顽固的“古老文明”的抵触，也使得埃及、中东、东亚等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反而成为地球上最后几个仍待进一步民主化的国家集中地。不过，这本来应该成为穆巴拉克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啊，你应该知道，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顶多推迟几天，绝对无法阻挡，你为什么不在执政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的任何一个时刻改弦易辙、从善如流，利用你手中的权力，同民众一起，让古老的文明焕发青春？你一味拖延、抵制，对一些原本可以为埃及带来光明、为你自己也带来出路的改革说绝不？最后等来的是被迫的黯然辞职？

穆巴拉克，原本还可以承载埃及人更多的光荣与梦想的，如果他不是以这种方式下台，如果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里，即便在他享受了三十年的绝对权力之后的最后的岁月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他能够顺应民意，抓住机遇从善如流的话，他不但可以风风光光走下政坛，甚至有可能会被知恩图报的埃及民众摆上圣坛供奉起来，像美国人对待华盛顿一样。但这种可能性没有了，他犯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忘记了艾森豪威尔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人民只要温饱就能够满足，他们还不如呆在监狱里。

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国际知识，我并不认为今天以后的埃及就会比你统治埃及时经济发展更快，政局更稳定，社会更“和谐”——这些也正是你一直不肯放弃绝对权力还权于民、进行改革的理由与借口，也是美国一直支持你的重要原因——但，如果你有点历史知识的话，你应该清楚，今后的埃及无论经历怎样的阵痛与磨难，都再也不会回到“穆巴拉克”时代了，而且民众会逐渐认识到，今后的这个国家经历民主转型的混乱，不是没有了你穆巴拉克，而是曾经你在那里统治埃及太久的缘故！别了，穆巴拉克！

在我尚在大学的时候，就在研究与背诵你如何治理人民，带领他们打仗，解决他们的温饱，用你的方法与埃及特色构建和谐社会，我儿子至今又在大学里阅读关于你的教科书，现在，埃及人民终于站出来，给你，也给全世界上了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最重要一课：不合法的政权，终究是不合法的，不管你拥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管你如何花言巧语，不管你的军队如何强大。对于你这位老人来说，这显然是最后一课。但对于这个世界上还有为数不多的国家与掌握绝对权力的人来说，却不是最后一课。我真希望你能有机会谈谈对这一课的体会，给这个世界最后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

在过去的十几天里，民众走上街头，局势急剧变化，这期间，你一定犹豫过、彷徨过，可能还考虑过是否下令向人民开枪，最后，你只不过希望民众能够再给你一段时间，哪怕只几个月——有人说你想利用这个时间安排后路，转移你们家族和你庇护下的利益集团贪污的钱财，让自己交出权力时能够软着陆，但我却有另外一种想法，或者说是幻想：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这十几天你依然挣扎着想保住权力，会不会是因为你心中幡然醒悟，你后悔了？于是，你想抓住最后一点权力，为你的人民做一件小事，把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权还给他们？也同时为你自己做一件大事：把梦想留给人民，让自己光荣离开，也让你名垂青史？

但，太晚了！你有足足三十年的时间，可你都没有给埃及人民机会，这次，他们自然也不愿意再给你哪怕一天时间的机会，你不配了。

因为你的下台，今年的情人节仿佛提前到来，让一些仍然生活在散发出木乃伊气味国度的民众突然想起，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和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有一个不见不散的约会。

别了，穆巴拉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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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曹长青发表文章：埃及变天的意义比天大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下台了！仅仅只有18天与独裁者的直面较量，埃及人民就赢得了这场抗衡的最后胜利！

坦率地说，我对这个结果的激动超过对亚洲民主的变化。为什么？绝不是因为我更爱那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而是因为，埃及的变天预示着整个中东的变化——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很快出现：埃及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八千万，超过法国。埃及的变化，连同不久之前的突尼斯变革，将向叙利亚、沙地阿拉伯、约旦、黎巴嫩，尤其是伊朗，等所有中东国家和人民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是采取行动、结束所有独裁者的时刻了！人民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那些君主、国王，和穆巴拉克这样的世俗独裁者！

而整个中东的民主化，不仅将结束中东政教合一、中世纪般落后的独裁制度，结束恐怖主义，结束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暴力的宗教战争，而且它也必定带来中国的变天！因为连那种强烈宗教背景的独裁都如此迅速地被自由的力量摧毁的话，中国那种世俗的独裁更不可能长久。

所以，埃及变天的意义，不亚于当年柏林墙倒塌对整个东欧以至苏联垮台的重要意义！他不仅为整个中东的民主变革，提供了开端，提供了榜样，鼓舞人民起来反抗的勇气，它传递给中国人民的信号，也是一股不可估量的力量！

让所有人跌破眼镜

虽然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埃及的民主之路还有很长要走，但迈出了这历史性的第一步，新的生命就从这里开始！

这场全球瞩目的埃及革命，可谓一波三澜。昨晚（10号）有了戏剧性变化，穆巴拉克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聚集开罗广场，载歌载舞，甚至有人打开香槟，准备迎接和庆祝穆巴拉克下台。美国的主要媒体，也是预料穆巴拉克可能宣布下台，否则不会再次发表电视讲话。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事先也预料穆巴拉克下台，这更增加了人们的确信。但是，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是，穆巴拉克的讲话完全没有提到他下台，还是老一套，对自己评功摆好，并说他绝不离开埃及，等于摆明了，他拒绝下台。

开罗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还没等穆巴拉克讲完，就是一片潮水般的怒吼！无论是开罗广场上的愤怒民众，还是美国CNN、福克斯的评论员，几乎异口同声，都说穆巴拉克头脑坏掉了，根本不知道埃及正在发生什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也是福克斯电视新闻评论员的查尔斯.克劳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说，穆巴拉克的讲话证明，他简直愚蠢到疯癫了，完全在状况外。

因为按照常理，如果穆巴拉克拒绝下台，就不用再出来讲话，他前两天已经这样讲过了，说今年九月份埃及大选时，他不再参选等等。现在他煞有介事地宣布要全国讲话，而且事先埃及总理表示，穆巴拉克会满足抗议者的要求，所以大家都理解是他要宣布下台。可是，天下的独裁者，都是这么愚蠢，简直蠢死了。他们完全不知道人民的心声，不知道周围的真实世界，活在周围奴才们的恭维和奉承之中，好像自己的权力大无边。

“脑袋长在了别的地方”

愤怒的埃及抗议民众当然绝不会罢休，昨天夜里，成千上万的埃及人涌向总统府，涌向埃及全国电视台，他们愤怒至极，高喊穆巴拉克下台、滚蛋！整个开罗解放广场，震荡着“打倒穆巴拉克”的怒吼！一位埃及示威者对CNN记者说，在这种时候，穆巴拉克还出来发表这样的讲话，“他简直没有了大脑，或者脑袋长在了别的地方！”

虽然穆巴拉克在讲话中再次煽动民族主义，说什么他会像以往一样，绝不屈服任何外国压力等等，但是，这次好像根本不起作用。示威民众说，这不是外国干涉的问题，而是我们埃及人民自己，要穆巴拉克下台，埃及需要民主，需要自由！

距离昨晚穆巴拉克拒绝下台的讲话才12个小时，埃及政局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穆巴拉克辞职下台。现在还不清楚背后的推动因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昨天晚上开罗广场那潮水般的抗议人民，那震天动地的愤怒呐喊，那绝不屈服、妥协的抗争精神，震撼、感染了整个埃及！正如埃及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奖得主巴拉迪（M. Baradei）所说，埃及要爆炸了！这个埃及人民被穆巴拉克拒绝下台激怒的场面，不仅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报道传向整个世界，更传到埃及的家家户户！整个埃及动起来了！这个力量，是穆巴拉克根本无法阻挡的！

很多高层军官是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埃及军队，一直拒绝开枪镇压。在这种局势下，穆巴拉克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

中国变天就在可见的明天

二十四年前，美国总统里根在德国喊出“推倒柏林墙”，等于是吹响了推翻专制的号角！只有二十多年的时光，人们目睹了柏林墙倒塌，苏联帝国解体，原东欧的共产国家全部结束了共产党统治，使整个欧洲，成为人类第一个全是民主选举的洲际大陆！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从欧洲到亚洲，从美洲到非洲，最后又到了中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在那个连女人都不许露脸的死水之地，也有了民主选举！

现在，突尼斯打出第一枪，埃及人民群起响应，一举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穆巴拉克统治！埃及的这场革命，也是给中国人作出了一个漂亮的榜样！

二十年前，中国人利用胡耀邦去世这个“突发事件”，发起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八九民运！我当年曾写文章说，因为共产党控制了所有媒体，扼杀了一切公民团体，所以，只有靠“突发事件”起到的任何一场运动必需的“通知、号召、组织”等功能，才能起事、成事。现在，埃及的这场革命，靠的不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电脑、互联网，尤其是手机，这些现代科技，突破了当局的信息控制，可以起到一场运动所需要的通知、发动、组织、号召，包括调动民众情绪等功能。埃及的“手机们”成功了，中国已有一亿多人上网，大人小孩几乎人手一机，中国的条件也已经具备，中国，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绝不相信，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不如埃及和突尼斯人的“劣等人”，正如支持埃及抗议民众的前以色列副总理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所说的，不管什么文化和宗教背景，哪里的人民都渴望自由！中国人也绝不会是例外！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国的变天就在可见的明天！

2011年2月11日中午于美国

▲旅居加拿大的专栏作家姜维平发表文章：埃及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令人振奋的消息终于传来了：据国际在线报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目前已经和他的家人离开埃及首都开罗。这就是说，埃及人民胜利了！专制统治者下台了！我认为，埃及人民的抗争对中国人民是巨大的鼓舞，穆巴拉克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埃及的今天必将是中国的明天。

回顾这些天来民众的抗争，我们看到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不论规模人数，还是气势和斗志，都酷似1989年的“六四事件”，但是，中国人民最终被邓小平下令的军队，用坦克和枪弹无情地镇压了，民主运动再次进入了低潮，社会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中共的一党专制的统治更加残酷，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其官员的贪腐程度要胜过埃及的百倍千倍，按理说，人民早就应当勇敢地站出来，重新集结力量，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无奈我们中国人，太贪婪物质享受，太胆小自私，活得太窝囊了，用盲人律师陈光诚的话说：人民把统制者惯坏了！

是啊，是我们善良的懦弱国民把中共宠坏了，惯坏了！上海的大火烧死了那麽多的人，我们的几十万人只能哭泣着去献花，上海的官员依然在摇头晃脑地大讲“以人为本”；浙江的维权村长钱运会不明不白地惨死于强权的车轮之下，我们的人民只能跪在地下向上级求情磕头，而警方却拿出了神奇的带录像功能的手表欺世；山东的盲人律师陈光诚被非法监禁了四年多，出狱后又被软禁，还被断绝了衣食之需，而监视他的人，竟是他曾为其维权的村民。。。。。。与埃及相比，我们中国人是多麽地可怜！多麽地卑贱！多麽地顺从！

过去，我们狂热地手捧毛泽东画像和语录包，觉得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我们开着跑车，挎着名牌箱包，带着瑞士手表，就坚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我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吗？我活了五十多年，没有看到选票什麽颜色！为什麽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当官，为什麽我们的普通公民不可以试一试？为什麽我们没有民主和法制？为什麽我们要因言获罪？为什麽我们要被强拆赶出家园？为什麽我们要蒙受冤狱而奔波上访？为什麽我们要背井离乡，四处流亡？为什麽欧美人民能享受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凭什麽一丝一毫也没有？。。。。。。总之，我们受够了！我们再也不能等待！

当然，埃及人民能够胜利，除了不屈不挠的18天抗争之外，还有军队的强有力的支持！它給我们的启示是刻骨铭心的！埃及军队的表现令我们十分敬佩，他们在穆巴拉克下令逼迫的情况下，坚决地拒绝向人民开枪，和抗议的英雄人民站在一起，但中国的所谓人民子弟兵，却用“六四”时学生和北京市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并至今不思反悔，这是多麽大的差距啊！军队的士兵最终来自人民，这说明我们总体上的国民素质和军队建制，都是社会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埃及的巨变证明，要保持军队的中立和理性，必须在中国尽快废除一党执政。

另据报道，瑞士银行已宣布冻结了穆巴拉克的海外巨额存款，这一事实告诫中共各级官员及其子女，切不要以为，你们把钱转移到了海外，搞“一家两制”，就可以世世代代地尽享富贵荣华，你们一方面指责欧美是“海外敌对势力”，一方面又企图求得它国的健全法制保住既得利益和不义之财，但如意算盘打错了！

可以预见的未来是，只要是官员贪腐的钱财，不论有多少金额，不论深藏何处，只要中国人民如同石身人面像一样睁开眼睛，喊出正义的声音，专制统治者就必将陷入愤怒咆哮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贪腐而僵化的中共必须立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拖得越久，下场越惨，穆巴拉克的今天就是共产党的明天！

2011年2月11日于多伦多。

▲民运人士陈子明发表文章：鲜花革命的前景与启示

凡是专制的政府，时刻都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不论经济发展是否顺利，不论“维稳”措施是否万全。最近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正在进行的“玫瑰花革命”（统称阿拉伯“鲜花革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西迪布吉德的一名26岁的街头小贩（该青年实际上连高中都没修完，后来在网络上以讹传讹，被升级为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因无营业执照而被女执法人员打耳光并没收推车，他投诉无门，愤而在市政府前，将一罐汽油浇到自己身上，点火自焚。这个偶发事件成为“茉莉花革命”的导火索。18日，西迪布吉德爆发抗议高失业和高物价的民众示威。25日，布尔吉巴营的示威者放火焚烧警车、执政党和安全部门办公室，警察向示威者开枪，据内政部称，一名示威者被打死，两人受伤。27日，首都突尼斯市千余名群众走上街头，警察向示威者动用了警棍。28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将严惩制造“暴力和混乱”的“少数极端分子”，同时表示将采取增加就业岗位的措施。2011年1月4日，上述自焚的小贩因伤势过重在医院中死亡。5日，5000人跟随他的棺木游行到墓地。8日至10日，突尼斯各地又有多人点火自焚或触电自杀，抗议活动迅速向全国蔓延。10日，突尼斯政府宣布关闭所有学校和大学，本?阿里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至2012年将创造30万个就业岗位。11日，大批学生加入示威行列，他们筑起街垒，与警察对抗，继续有平民遭警方射杀。此后，欧洲和美国的政府纷纷表示忧虑和谴责，呼吁停止暴力，进行对话，加速政治改革。13日，本?阿里在电视讲话中暗示2014年将不再竞选下届总统，他还承诺开放政治体制，放宽因特网管制，并降低基本食品价格。

1月14日，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天。本?阿里解散了内阁，将民主选举提前到6个月后。当局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三人以上集体外出。但是，突尼斯民众不顾禁令，男女老少都走上街头，占据了首都的主干道。此时，局势失控，军队站到了示威民众一边，与效忠本?阿里的总统卫队交火，并逮捕本?阿里众多亲信和大批政府高级官员。傍晚，执政23年的本?阿里携眷逃亡，出走沙特阿拉伯。之后，突尼斯政局发生一系列变迁：总理宣布代理总统职务，但随后被宪法法院裁定违法，改由国会议长代理；在民众要求下，国会议长和总理双双退出原执政党；国会议长责成总理组成临时联合政府，反对党成员入阁，流亡人士归国；民众反对任何原执政党成员留任，包括那名总理，临时政府仍然面临解散危机。然而，突尼斯确定将在60天内举行大选，民主的曙光已经出现。

1月17日，一名63岁的埃及老人在开罗议会大楼前点火自焚，据称是为抗议当局关闭他的餐馆；一名25岁的埃及青年在亚历山大港自焚。20日，埃及再次发生两人自焚事件。民众自焚成为阿拉伯“鲜花革命”的典型动员方式。25日是埃及“警察日”，数以万计的埃及民众在开罗、亚历山大港、苏伊士等地走上街头，抗议穆巴拉克及其政府和警察的腐败。在此次示威活动的组织过程中，Facebook和Twitter等新兴的网络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开始，人们并不知道运动的组织者是谁。一份匿名传单提供了示威的日期、路线和口号——“埃及万岁”和“打倒腐败政府”，建议示威者穿戴连帽外套、运动鞋、护目镜、围巾以抵御催泪瓦斯，并携带垃圾桶盖（用以抵挡警棍和橡皮子弹）和急救包，不要携带横幅而要携带玫瑰花以表达他们的和平意图。

后来据媒体透露，此次街头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是成立于2008年纺织工人大罢工时期的世俗组织“4月16日运动”。该组织的领导层主要由年轻专业人士组成，包括律师、会计师和网站设计员等，而传统反对党最初谨慎地选择与示威活动保持距离。27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巴拉迪从奥地利返回埃及，宣布参加反穆巴拉克的示威活动；埃及最大反对党，号称拥有800万支持者的穆斯林兄弟会也开始呼吁其支持者“上街去”。尽管埃及政府下令禁止游行集会，封闭互联网，游行规模很快扩大到数十万人（1月底）、数百万人（2月初）。坦克奉命开到了广场，但是军方发表声明，“致伟大的埃及人民，你们的武装力量了解人民的合法权利，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对埃及人民动用武力”，派驻在街上的士兵是要保障人民的安全。

本·阿里总统在发表三次电视讲话后狼狈出逃，穆巴拉克总统现在已经发表了两次电视讲话。1月29日凌晨，穆巴拉克要求埃及现政府辞职，任命情报总局局长苏莱曼为副总统，前空军司令、现任民航部长沙菲克为总理。苏莱曼由此成为穆巴拉克担任总统30年来的首位副总统。2月1日，穆巴拉克宣布，为了埃及的国家利益，他将不参加将于今年9月举行的总统大选，放弃第六次连任埃及总统的机会。但是埃及民众不依不饶，要求他立即下台，不得拖延。在穆巴拉克第二次电视讲话后，出现了一个新动向，一部分亲政府的群众（包括穿便衣的警察、执政党的党员以及金钱雇佣者）挑衅反政府的群众，马队和骆驼队冲击示威人群，向后者扔石块和开枪等。这使人们联想起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下台前挑动群众冲击华侨华商，制造种族冲突的罪恶行径。

由于流血冲突不断加剧，欧美国家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1月28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访问时曾表示，不认为穆巴拉克是独裁者，现在不是他该下台的时候。到2月1日，奥巴马总统就在与穆巴拉克通电话后公开表示：埃及政权的过渡必须“从现在开始”。据《纽约时报》披露，美国正与埃及领导人讨论让穆巴拉克立即走人的办法，以便让仍有军队支持的副总统苏莱曼出面，组建过渡政府，启动修宪程序。媒体提前透露的欧盟峰会声明称，欧盟领导人“强烈谴责埃及局势的恶化，用最严厉的措辞声讨暴力，并重申全体居民具有自由与和平示威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得到执法部门的保护。”他们呼吁穆巴拉克“开始迅速而有序的过渡”。

截至6日的消息，埃及副总统苏莱曼与反对派代表举行对话，就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安排”达成一致。各方褒扬和尊敬“一二五”青年运动，称赞其为“光荣的爱国运动”；调查法办镇压示威行动的责任人；“依据安全情势”终止1981年开始执行的军事管制法；停止目前议会的一切活动，等待法院对于当选议员的资格审理结果；开放网络与媒体；释放政治犯，成立对政治犯不公的投诉办公室；由25人组成独立修宪委员会；允许更多的候选人参加计划于今年9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埃及局势仍在不断变化之中，成为眼下世界各国政府、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许多国家的电视台一直在埃及进行现场直播，唯有中国大陆的民众既看不到详细和及时的新闻报道，也听不到国内外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背景分析。法国广播电台引用Twitter上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与公安部十一局（计算机网络信息监察局）已联合下达禁令：埃及骚乱一事，全国媒体必须使用新华社通稿，严禁擅自编译外电。网站要加强对跟贴、论坛、博客、尤其是微博互动栏目的管理，管理不力者将被强制关闭。 除了埃及，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也波及到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等周边国家。这些国家也出现了民众自焚、游行、静坐之类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政府则不得不在民众压力下做出让步表示。2月1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批准解散政府，指派前首相马巴希特出任首相并组建新内阁。王宫声明说，“巴希特的任务是采取可行、快速、切实的措施，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确保所有约旦人过上安全、体面的生活。”2日，也门总统萨利赫宣布，将终止此前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他本人将于2013年任期结束后离任，同时也不会将政权移交给他的儿子。3日，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表示，1992年实施至今的紧急状态法将很快被取消，届时，首都之外随处都可游行示威。这些国家的进一步政治变革，将视埃及的发展结果而定，因为埃及是阿拉伯国家的龙头老大，就像前苏联是华约国家的领袖国家。

如果这一波阿拉伯“鲜花革命”成功了，其最终结果将会怎样？由于笔者不可能身临其境，进行第一手的研究，也得不到详尽的第二手资料，只能根据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先例做出判断。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通过群众反抗运动的方式颠覆现政权，大体上出现过三种模式——伊朗模式、印度尼西亚模式、吉尔吉斯模式。埃及等国群众运动的前景，不会超出这三种模式的范围。

首先我们可以排除吉尔吉斯模式。2005年3月，中亚国家吉尔吉斯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与骚乱，导致政府更迭，媒体称之为“郁金香革命”。2010年7月，吉尔吉斯再次爆发群众运动，把“郁金香革命”后出任总统的巴基耶夫赶下台。俄罗斯总理普京认为，巴基耶夫重犯了2005年被推翻的前任总统阿卡耶夫的错误。他说：“巴基耶夫掌权的时候，严厉批评了阿卡耶夫任人唯亲的做法。我有一种感觉是巴基耶夫先生在重蹈覆辙。”吉尔吉斯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宪政民主的发展没有出现显著的进步，官员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的行径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同时也没有出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抬头。“郁金香革命”后仅仅出现了一次权力再分配，其深层背景是地区矛盾（相对发达的北部与经济比较滞后的南部）与民族矛盾（除了吉尔吉斯族即中国的柯尔克孜族是多数民族，占人口12.5%的俄罗斯族居住在北部，占人口13.8%的乌孜别克族居住在南部）。在突尼斯和埃及，并没有与之类似的地区矛盾与民族矛盾。

1978年，伊朗爆发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被迫出国“长期度假”，2月1日，霍梅尼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由巴黎回到德黑兰，成立伊斯兰临时革命政府。当时积极参加伊朗反政府群众运动的，既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有伊朗共产党等左翼党派，还有亲西方的政治人士，但运动的最终果实落入了霍梅尼手中，伊朗成为一个由宗教人士掌握最高领导权的政教合一的专制国家。埃及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后，以色列、美国、欧洲乃至中国的相当一部分人，担心这是30多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翻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醒人们注意，如果伊斯兰势力在埃及占了统治地位，那么埃及将是下一个伊朗。2月4日，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向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解放运动”致敬，他称埃及的起义说明了该地区的伊斯兰觉悟，他说埃及示威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后续。然而，埃及政府的外交部长和主要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的发言人都否认埃及示威同伊朗的可比性。穆斯林兄弟会说，埃及面对的不是一场伊斯兰革命，而是一场不同信仰和政治观点的人希望改革的运动。哈梅内伊的“伊斯兰解放运动”说，显然是伊朗现政权的一厢情愿。人们的思想是会发生变化的。1949年，中国人曾热烈地拥抱毛泽东领导的“红色革命”；到1976年，数百万北京市民涌上街头，导致了毛泽东正宗传人——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下台。伊朗霍梅尼主义革命的寿命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毛泽东主义革命，近年来，伊朗青年不止一次地走向街头，开展对于伊斯兰革命的“反革命运动”（类似中国的“四五运动”与“八九民运”）。在这种情况下，设想当代埃及青年会效仿早已在伊朗新生代中声名狼藉的伊斯兰革命，岂非天方夜谭？具有原教旨主义背景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刻意低调，把普世价值观的代表人物巴拉迪推到运动前沿，充分说明了时代精神的变迁。

1998年3月，已经连续执政32年的苏哈托第7次连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两个月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决定提升油价，从而引发了群众反抗和骚乱。5月12日，大学生在首都雅加达举行反政府示威，防爆警察用实弹对付数以千计的大学生，至少造成6名大学生死亡。接下来的3天3夜，包括雅加达在内的数个城市出现了暴动，大批华人汽车、商店、住所被抢劫焚毁，数以百计的华人妇女被强暴。18日，一直忠于苏哈托的国会议长哈尔莫科明确表示希望苏哈托为了国家利益而明智地辞职；70万人走上街头大游行，发誓要推翻苏哈托。20日，国会要求苏哈托最迟于22日辞职，否则人民协商会议将举行特别会议审议他的辞职问题。面对内外压力，苏哈托于21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比比。此后，印尼顺利地举行了多次竞争性的选举，标志着宪政民主体制已经能够平稳地运转。

2010年4月，世界民主运动大会在雅加达召开第6次会议，印尼总统苏西洛发表主题演讲。他说：“在亚洲，几十年前日本曾一度是该地区仅有的民主国家。但是今天，亚洲已是许多民主国家的共同家园。”“我相信，21世纪的本能最终是民主的本能，并且21世纪的民主本能将不可避免地比20世纪的民主本能更为强大。这是因为世界将更多而非更少地被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所席卷。全球化正带来更强的流动性——人、货物、服务、信息以及思想观念。”“无论人们对捉摸不定的‘民主’一词如何界定，我都毫不怀疑未来属于那些积极拥护多元主义、拥护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我这样说是基于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在1970和1980年代，印尼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满足于呆在专制体制的‘舒适地带’，不计代价地追求稳定、发展和国家统一。当时我们认为印尼人还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民主不适应印尼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民主会带来国家倒退而非进步。因此，我们的政治发展被迫走上一条异常狭窄而僵硬的道路。威权主义的确定性被认为胜过民主的不确定性。但令人惊奇的是，印尼人很快摒弃了这种看法，迅速转变了思维倾向。是的，在民主变革的方式和速度上，我们经历过喧嚣式的自我反省和嘈杂激烈的公共争论。但自1999年首次举行具有变革意义的自由选举10年以来，民主在印尼已经不可阻挡，并且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印尼人民不仅自由而热烈地视民主为给定的事物、为自身的权利，而且日益将自己当作政治体制的主人。这表明，印尼人内部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主冲动，这种内在动力需要适当时机被激发出来。同时还表明，个人和社区一旦品尝过民主实践和实际做出个人选择的滋味，他们就会紧抓不放，并且在民主受到威胁时奋起保卫它。简言之，我们唤醒了我们的民主本能。”

实践已经证明，印度尼西亚模式是“自由、民主、博爱”普世价值观的胜利。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希望此次阿拉伯“鲜花革命”能够最终选择印度尼西亚模式。但是，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些人，譬如说常常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文章的“雨夹雪”先生，就写了一篇《突尼斯事件敲响了中国“普世价值派”的丧钟》。他说，“本?阿里的垮台，是‘宪政民主’的一大挫败和大众民主的一大胜利。”他所谓的“宪政民主”是以“言论自由”、“一人一票”为基础的；他所谓的“大众民主”，是以文革式的“统一思想”、“群众专政”为标志的，与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制”同属于“意识形态指导型”国家（Ideological state）。企盼埃及成为新的伊朗或者印度尼西亚，成为当今世界与中国一条政治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根据网络上的消息，突尼斯和埃及的示威群众，都公开以中国的“八九民运”为榜样。突尼斯民众的标语，把突尼斯革命当作1789法国大革命和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继续。埃及示威者则声称，埃及也有了自己的天安门。作为两次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的过来人，我想指出的是，无论1978年的伊朗反政府运动还是此次阿拉伯的“鲜花革命”，与中国的“四五运动”与“八九民运”，都有一个显著的区别。中国的天安门运动，在民众中有一种朦胧的反政府意识，但对于运动目标并没有一种清晰的设想，示威民众对于现状有强烈的不满，但还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分野。伊朗与阿拉伯的反政府运动，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与普世价值派的联合行动。为什么在30年前的伊朗，原教旨主义派夺取了胜利果实，而在当今的突尼斯和埃及，看上去是普世价值派占据了上风？这是中国的宪政民主派需要认真思考与研究，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

笔者在2007年发表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思想界和民众中，已经出现了一个二维（左与右、宪政与专政）四象限（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的意识形态分野，这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新“政治生态”。“现在是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宪政旗帜下的联合阵线，是在新世纪萌生的一个新现象。它将对于未来的民主化转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今日的毛派面临着一种抉择的困境。大部分毛派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但是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现在是否要‘重上井冈山’，尚未作出政治决断。事实上，他们也受到专政右派表面文章的蒙蔽，对于统治集团上层还心存幻想。据笔者所知，也有一部分毛派、文革派正在考虑是否可以从阶级民主走向全民民主，是否可以接受宪政平台理念的问题，但仍然处于内部酝酿的阶段。”

几年后，“毛派”内部的路线斗争已经公开化甚至白热化了，这从张宏良等人近日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部分“毛派”认为，“反帝必反修”，“修正主义”就是当前掌权的专政右派；“修正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因此他们愿意联合普世价值派，首先推翻“当权派”、“走资派”，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在他们看来，张宏良之类“反帝不反修”的鼓吹者是“假毛派”，“假毛派”标榜“反美”、“反国际资本”、“反民营资本家”，却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官僚垄断资本”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显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能把“毛派”等量齐观了。如果中国发生了反对专制的群众运动，前一种“毛派”可以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那样成为运动的推动者，“雨夹雪”、张宏良式的“假毛派”则会成为穆巴拉克用来冲击示威民众的“骆驼队”。

2011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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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士姚监复发表文章：北非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吗？

一、苏东和突尼斯的和平演进，没有“千百万人头落地”

22年前的1989年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点燃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阵营的死亡之火。20年前苏联瓦解了，虽有强大的华沙条约作为军力后盾，但阻止不住东欧各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的统治者惊呼这是“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的“西化”、“分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进步的“和平演进”。20年后的突尼斯、埃及又在北非重演了新的“和平演进”的历史大剧。回顾过去苏东巨变，观察今天北非正在深入进行的巨变，都没有证实毛泽东的预言资本主义复辟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情景。其中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承认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基本原则，军队国家化，不镇压人民，不参与党派之争、不干预政治。但愿北非等国能仿照突尼斯和苏东式的和平演进，而不重复中国“六四“的悲剧。

二、中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的不同角色

历史的机遇给了我难得的机会：“六四”在北京，“八一九”在莫斯科，我耳闻目睹了中、苏军队在面对群众和平示威时迴然不同的态度：开枪和不开枪。

中国军人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奉命向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青年学生、普通市民开枪，长安街沿线倒下了数以百计的无辜死难者和统计不清的受伤者。“六四”那天，一位副部长亲自从后门楼梯悄悄进入了复兴医院门诊大楼，后来他悲痛地含泪告诉我：他看见了走廊上摆放着的一具具尸体。聂荣臻、徐向前元帅曾向学生讲，解放军绝不是对付学生的，张爱萍等七位开国上将为了捍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号，反对军队进城，可是邓小平、李先念、李鹏等人一意孤行，决心与人民为敌，利用国防军镇压人民，毁了人民解放军的威信、荣誉和传统。目前，连解放军自己也不敢公开宣扬“六四”之功，在纪念建军八十周年的公开展览中，没有一个版面正面介绍“六四”，只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张“共和国卫士”的小照片，远远小于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彪元帅的大幅照片。这是国防军错误干政、戕害百姓的必然报应，也是一种可贵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

苏联的红军，作为国防军，在1991年的“八一九”其行为不同于“六四”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红场上的红军坦克兵，亲切地把小孩子抱到坦克炮塔上玩耍，同围观的群众交谈，坦率地回答问题，向我们说明：他们是保卫克里姆林宫的，防止破坏，绝对不向老百姓开枪。他们坚持自己是国防军的定位。苏共中央党校校长会见我们时，强调“八一九”就是莫斯科的“天安门事件”。但是，苏联红军没有采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六四”向人民开枪的方式镇压群众运动。除了坦克转弯时，街头误碾了三个人以外，“八一九”进驻莫斯科的全副武装的红军没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没有出现毛泽东预言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惨景。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平静的和平局势中，摆脱了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进步的大潮中实现了和平演进。

“六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八一九”的苏联红军，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分别扮演了不同的正反面角色，得到了人民、世界和历史的不同评价。2011年初北非突尼斯的国防军，可能吸取了苏、中军队的历史教训，军人不干预政治，致使最高执政者出逃，结束了独裁政局，打破了万岁党、万岁总统的传统，这是历史的进步。在中国“六四”与苏联“八一九”两大历史事件中，军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具有世界性教育意义。

三、中国应告别法西斯独裁政治

中国的领导人与御用学者喜爱以经济成就掩盖政治滞后的事实，以GDP增长否认两极分化，他们是特权和既得利益阶级政治代理人和代言人。他们忘记了历史上不少法西斯独裁者主政的国家都可以把经济搞上去，但最终在政治上垮下来，从德意日法西斯的灭亡，到苏东、到北非，历史证明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制度不可能长久。

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经济，在1927-1937年曾经有过快速的增长，经济上被称为“黄金时代”。但是其长期以来，政治上专制、腐败、压制言论自由，当时中共及其它民主党派都反对蒋介石“经改政不改”的政策。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指出：“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5页），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管国民党或其他任何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规，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69页）蒋介石的经改政不改的政策，导致国民党的惨败，共产党夺权的胜利。蒋经国痛定思痛，终于放弃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制度，开放报禁、党禁，国军由党军真正成了国家化的军队，使台湾出现了经济奇迹后，又成为大中国的政治开放的特区，证明了“中国人素质低不能搞民主”是骗人的谎言和托词。国民党的起起落落、失败与成功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其敢于开放党禁、报禁和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性政改，对大陆中国具有现实意义。

从东欧的巨变到正在发展中的北非茉莉花革命，均未出现“让子弹飞”的“六四”悲剧。这教育世界上专制国家领导人，只讲经济发展，导致特权阶层以权谋私、权钱结合、两极分化，并必然出现秦晖20年前的预言：“不公正的改革，将导致对改革的革命”。中国老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特别厌恶以权力造成的不均，蛋糕做大了，绝大部分被权势者家族夺走了，而公正、公平、尊严却没有了。因此人们呼吁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改，起码能让百姓喊喊冤、上访、讲讲话，出出一口不平之气。如果连这一点宪法给予公民的自由都没有，在高压稳维的压力锅内，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会爆炸，出现崩溃的局面。

“六四”、“八一九”、“柏林墙”事件一个接一个发生，韩国、菲律宾和印尼的贪官总统被清算了，突尼斯和埃及等国的总统下台或即将下台……下一个是谁？突尼斯没有台湾岛，其总统只能远飞异国他乡；东德的昂纳克接受新政权的审判后，被驱逐出境，苏联、中国都不敢接受这位独裁者同志，只有远飞南美洲流亡。中国大陆不少贪官高官将子女安排在外国，入籍、购豪宅，是否也在未雨绸缪，预作准备？正像大地震前，敏感的小动物本能地狂躁不安，预先逃离。当局大肆宣传“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而这些官僚及其后代最知根知底，他们对之没有信心，才远走高飞。程长清在长途电话通知在美国的儿子：“多留点绿票子（美元），共产党不行了。”

面对国内外深刻的历史悲剧和北非的现实政治，中共领导人有必要重温毛泽东的教导：废止“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中国只能走这条道路，这是历史法则，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

四、突尼斯可能是中国的明天

22年前的1989年，邓小平血腥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维持了中国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但是，“六四”枪声点燃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燎原大火，摧毁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22年以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群众示威的吼声中仓皇出逃。这证明只讲经改不搞政改，以为发展是硬道理，维稳压倒一切，实际是一厢情愿的梦想，眼前的突尼斯就是证明。

2008年突尼斯的GDP比1986年翻了6倍，平均年增长率达4.5%，人均收入达到3700美元。《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2009-10-13）曾宣传“在本?阿里总统的领导下，突尼斯人民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但实际上，突尼斯是宪政民主联盟一党专政、本?阿里一个领袖——在1987、1989、1994、1999、2004和2009年连任总统，突尼斯是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但本?阿里在群众示威中，他没有“让子弹飞”，死了几十个人以后，他下令安全部门不得向民众开枪，而选择自己出逃。

中国官方《人民网》也曾宣传，突尼斯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最稳定、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全球竞争力排在非洲之首。但是，政治体制僵化，腐败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丛生，群体事件发生时，以维稳方式打压，突尼斯没有言论自由，批评总统就得进监狱，把反对党打入地下。威权式政治集权，表面上稳定，实际上地火在进行，活火山一点就爆发。维基解密的一个电文，揭露出本?阿里女婿豪宅中有罗马时期的文物和宠物老虎，用私人飞机从法国运来酸奶等。一点火花，烧垮了本?阿里的专制王朝。

突尼斯的今天，与中国当今现实十分相似。权贵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经济发展了：人均GDP也接近4000美元，两极分化严重，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年拉大；贪污腐败制度化、普遍化，突尼斯、埃及的问题在中国都存在。突尼斯、埃及政治上没有真民主，但是形式上还有选举，中国在这点还不如人家。突尼斯总统、军方领导人都下令不向民众开枪，远比“六四”的邓小平人道，他们不曾越过以人为本的底线。突尼斯、埃及的领导人在10多年前是反对旧制度、老领导的革命者，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而1989年以后的中共领导人，不仅背上了邓小平遗留的“六四”的政治包袱，还要抬出“毛泽东思想万岁”，继续背上毛泽东遗留的从土改、肃反、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沉重包袱——还不完的血债。有朝一日，逼上梁山的民众，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一笔笔都得清算。如果复仇情绪一旦爆发，将比北非茉莉花革命，甚至比文革更残酷、更野蛮、更无序。而且中国也没有北非等国的反对派可以整合群众，一旦天下大乱，矛头将指向“领导一切的党”，新账老账一起算，而在位的当权者更是众矢之的。冤有头，债有主，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突尼斯、埃及近在眼前的教训和苏东30年前的教训，应当使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认识到：只有经济发展，没有政改，中国只能走上苏东、北非的死路。突尼斯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首要的不是维稳，而是需要听赫鲁晓夫的话，及早认错：“20大承认斯大林的错误，就是请求人民宽恕；21大认错，就晚了，可能要接受人民的审判。”由于及早认错，苏联得以和平演进，没有出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惨剧。所以，从突尼斯群众和平示威和“让总统飞”的理性处理方式看，中共需及早认错，中国宽容的老百姓还可以再等待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欠了血账的中国当权者死不认错，死不政改，拒不否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到了群众忍无可忍时，结局将非常悲惨。作为中国人，绝不希望出现第二次文革式浩劫，但愿十八大新领导人能择善而从之。

2011-2-3立春之日

▲居住在山东济南的孙文广教授发表文章：孙文广：埃及变天对中国民众的启示

埃及民众经过十八天的示威集会抗议之后，埃及总统独裁者穆巴拉克终于下台，结束三十年的统治。埃及民众是中国民间学习的榜样。埃及人口非洲最多，埃及变天的事实说明，只要民众民众克服恐惧，充分利用宪法给予的表达权，就能争得自由和民主，所有的专制和极权统治，都是建立在压制、剥夺公民表达权的基础上，他们制造恐惧，封锁视听。

埃及变天启示中国民众，勇敢些，再勇敢些，战胜恐惧！表达自己意向，在公开的场合用语言，用行动表达自己的好恶。让统治者惧怕民意。

现在有些民众，已经走上广场，诉说自己的苦楚，揭露社会黑暗，批判揭发官场的腐败。这就是民意表达。为此有的演讲者受到恐吓、骚扰，但是并没有阻挡住民众表达民意的强烈要求，说明不少人已经克服了恐惧，他们相信正义一定战胜邪恶。认识了“我的权利我做主”。

多少年来，当局在民间利用各种方式制造恐惧，对不信邪的人采取官方的骚扰、恐吓、传唤、拘留、逮捕、甚至判刑。开始使用煽动颠覆政权罪，对争取民主的人士判处5年以下徒刑，结果未能使后来者停步，于是将刘晓波判处十一年重刑，结果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说明在中国争取自由的活动，不但能够获得国内的拥护，也能够获得来自国外的支援。

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在反对威权和极权统治过程中，坐牢都是一项必修课，像南非的曼德拉，韩国的金大中，波兰的瓦文萨，台湾的吕秀莲陈菊，坐牢可使人的思想沉淀、升华，青年人不该怕坐牢。

从突尼斯和埃及的事件中，可以充分的看到，民意表达权是靠公民的奋力争取才能够享受到的权利，他们用演说，争取到言论自由权利，用聚会、集会争取到了集会自由的权利，争取了游行示威的权利，群众一旦掌握了言论、集会、游行权利，民意得到充分表达，独裁者就会在十几天内垮台。

有人问：北京再度出现8964，当局会不会开枪？我想，不要首先想到是否开枪的问题，现在六四已经过去二十年，世界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一旦民众上街成为事实，统治者难道不会想到自己的下场吗？“屠杀罪”是审判独裁者的首项罪状，萨达姆如此，其他国家的独裁者基本如此，为什么埃及的独裁者不敢开枪，他们是想给自己留一条活路，中国的民众应该奋起用自己的行动争取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相信正义必胜，自由必胜，民权必胜的信念。

中国的寒冬，已经过去，民主的春天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