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被西方人误读的“后伊斯兰革命”

作者：Olivier Roy(博讯boxun.com)

翻译：鸟博/出头鸟

欧洲人往往把当下北非爆发的革命与当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相提并论。有些人想当然地预测伊斯兰兄弟会和各国的伊斯兰组织会是这次革命的领导核心，可是在这波人民运动中，人们却惊诧于伊斯兰组织处事的低调和谨慎。大家不禁要问：“伊斯兰组织到底哪里去了？”

然而，如果我们探究一下这次革命的主体——年轻人，显而易见，他们已经是属于后伊斯兰时代的新生代了。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兰革命是他们的父辈推动的，意识形态鲜明；而如今的新生代年轻人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他们的口号具体实用比如“走开、下台”。他们并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借助宗教来呼吁团结。他们所呼唤的，是对腐败的专制的痛恨和对民主的渴求。当然，并不是所有上街游行的都是非宗教人士；而他们普遍认为，伊斯兰教义并不比当下的政权能更好地协调社会秩序。他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世俗化的政治空间。同样，游行示威者里面也有民族主义者，但民族主义并不是这个新生代的主流价值观。更加意外的是，在这次群众运动中“阴谋论”销声匿迹——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被指责为阿拉伯世界不幸的源泉。泛阿拉伯主义也没有在这次运动的口号中出现。必须注意到，从突尼斯到埃及、也门，一种新的政治现实在阿拉伯世界里成型了。

这次群众运动中展现给世人的，是一个多元化的新生代，他们显然比他们的前辈更加注重个人主义。社会学分析显示，这个新生代比他们的父辈教育程度更高，生活在一个核心家庭组织中，生育较少，同时他们失业普遍、正失去社会地位。这群新生代消息灵通，比较熟练操作通讯工具，能够通过社交网络而不是通过结社而与其它个人进行点对点地交流。年轻一代知道伊斯兰政权是独裁政权：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对他们来说毫无感召力。在埃及街头游行抗议的年轻人与在伊朗街头游行抗议阿贾德的年轻人毫无两样。他们有可能信教，但他们把宗教与政治诉求分开。由此可见，这次群众运动是世俗化的运动。而宗教在运动中的实践则完全是个人化的行为。

他们首先是为了尊严和对人的尊重而战。尊严这个口号完全是普世的。北非阿拉伯人民诉求的“民主”，不是“进口”的民主。它不是布什总统在2003年用军队推广的民主，而是出自阿拉伯人民本身的诉求，这一点上，这次群众运动的民主更加具有政治合法性。美国在中东地区政治势力的衰退与奥巴马政府的务实态度，也使得这种本土化的民主成为可能。

当然，一次起义并不能改变所有。这次群众运动没有领袖，没有政治党派，也没有有效的组织，当然这是与它的民主运动的性质相符合的，但也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民主的制度化问题。专制制度的垮塌并不带来必然的自由民主。在这些阿拉伯国家中，经过专制政府多年的打压，除了伊斯兰分子和弱化的工会，还找不出其它像样的政治势力来。

伊斯兰分子没有消失，但转型了

伊斯兰分子是指把伊斯兰教义作为政治理论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人士。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圣战”分子基本都已经离开了政治舞台，要么在沙漠地区加入了基地组织、要么在巴基斯坦或伦敦的郊外隐姓埋名。他们失去了社会基础。而全球圣战组织则完全脱离了现实，在这次北非大规模社会运动中销声匿迹。当然，基地组织也尝试着把这次群众运动宣传为穆斯林世界反抗西方压迫的运动，但也毫不奏效。盖达组织招募的成员都是些与社会基础割裂的人员，他们与邻居朋友甚至家人都割裂了联系。因此，基地组织在他自己的封闭逻辑中不可自拔，无法在穆斯林社会建立一个政治体系。况且，盖达组织的行动目标也只是西方社会，对他们自己的家乡的社会影响则毫发无伤。

另一种视角认为，阿拉伯国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一种“再伊斯兰化”的社会趋势，这也会导致政治上的极端化。可是这种视角无法解释，如果阿拉伯社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更加深刻，那么为什么在这次群众运动中我们看不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口号？这就是“伊斯兰化”的矛盾之处——它将伊斯兰教“去政治化”了。这种社会与文化上的伊斯兰化（比如鼓励戴头巾、建造清真寺、增加传教士，以及宗教电视频道的开辟）非但没有扩充清教徒的势力，反而稀释了他们的能量。清教徒们失去了解释古兰经的垄断权力，伊斯兰教面对着这一群更具个人主义色彩、爱好变革的新生代，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总之，伊斯兰清教徒们，已经失去了在公共领域独断话语权的能力，这与80年代的伊斯兰革命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专制政府通常出于精神控制的目的，青睐一个保守型的伊斯兰教会（除了突尼斯），可公开露面但不让其涉足政治。政府的保守心态还遇到了伊斯兰教本身的变化，这种变化着重于个人的伊斯兰化而不是社会的伊斯兰化，因此导致了伊斯兰教的平民化：当所有都是宗教的时候，宗教就不存在了。在西方人看来的再伊斯兰化实际上是伊斯兰教的平民化，从快餐到女性的时髦用品，所有都成为了伊斯兰教的。然而虔诚的表现形式也个人化了：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建立信仰，他们去找传道士讲述自我价值的实现，就像埃及传教士AmrKhaled，人们不再相信伊斯兰国家的乌托邦。清教徒们也只能做些维护伊斯兰符号和宗教价值方面维护工作而无法涉足政治。这些人没有在示威运动中出现，虽然埃及街头有很多妇女参加了示威，但没有一个全身裹罩着黑袍«burqa»的妇女出现。还有区别于伊斯兰清教徒的苏菲教派也在重生。更有甚者，在伊朗和阿尔及利亚，还有很多人转化为基督教。这一股宗教的多元化趋势也弱化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力。

西方人犯的另一个错误则是误把独裁者当作是克制宗教狂热、维护世俗政权的法宝。而事实上，独裁者非但没有将社会世俗化（除了突尼斯），反而将宗教改造成新型的原教旨主义。他们操纵伊斯兰教规并驯化了宗教机构，让他们服务于政权。这样，战战兢兢的神职人员根本不敢从事政治活动。在面对一群开放的新生代的时候，他们也无法向信众提供新形势下的精神慰籍，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与群众运动脱离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