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南方周末》上的果断表态，还在关心黑砖窑的民众只能以为，这件让全体国民蒙羞的丑闻，就要不了了之了。根据早先新闻的披露，知情者估计，有超过1000名未成年人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绝大多数山西砖窑属于无证经营，其长期运营的背后都有官员做保护伞；民间解救行动中发现了并不罕见的拐骗、暴力伤害、强迫劳动和非法拘禁。山西黑窑事件之所以震撼全国，一方面是因为其情节极端恶劣，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大量存在。但是，在一轮全民的激愤宣泄之后，事件迅速萎缩。至少在媒体的呈现中，山西黑砖窑虐工现象，缩小为山西省洪洞县广胜镇曹生村王兵兵黑砖窑虐工事件；与之对照的是，山西地毯式搜索解救出300多农民工，只有一行结论看不见详情。而洪洞黑砖窑虐工事件，当它以令人惊喜的速度走上司法程序之后，又戏剧化地弱化为三五个人的一两项小罪名：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当初中国大地人神共愤，舆论对黑砖窑的指控是反文明反人类；如今法庭现场和风细雨，黑砖窑主直称自己有立功表现，因为曾经赠与公安机关办案经费，引来旁听席上一众笑场——血泪悲歌怎么就变成了黑色喜剧？
于幼军开口便说，不会这样的！他说的是，黑砖窑事件不会不了了之的；他承诺，凡是网络、媒体和群众举报涉及的问题，都会有案必查、查实必处，绝不姑息。这承诺应该不是空话，在他的谈话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查证工作正在进行中。但是关于这些工作都缺少具体的报道，媒体似乎还在等待下一次新闻通气会，拿到下一条只有结论不谈详情的通稿——从什么时候起，媒体放弃了议题的主动权，转而成为发布官方消息的回音壁？
媒体在黑砖窑事件上呈现出两个让人费解的现象：其一是，事实调查粗浅，初期新闻构成中有很多都是未经证实的民间说法、网络留言，在后续报道中令人失望地不见深入，这给今后的“权威”说法留下了非常大的自由空间；其二是，在事件引爆之后，媒体很快替换了新闻主角，放弃调查被虐工人及其家属、施虐窑主及其背后的保护伞，转而聚焦整治行动中的公安机关和政府官员。
同样因为缺少事实披露，我们很难理解媒体为什么会有上述表现，只有几个调查记者表示，地方官员成为深入调查的障碍。但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这是不是全部的原因，我们很难下断言。仔细辨析，在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出批示之后，在全民的关注之下，地方官员仍阻挠记者调查采访，这本身已经可以构成重大新闻被给予突出处理，但是我们没看到这样的大新闻。同样，在媒体视野中迅速消失的寻子父母团体，还有最初曾作为个案被重点报道的羊爱枝，媒体为什么没有跟踪报道他们的故事？是不想报道还是无法报道，是没有寻找还是联系不到？寻觅当事人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大新闻，然而我们同样看不到。——媒体怎么了？是软弱无能？是懒惰麻木？是胆怯畏缩？是缺乏专业精神？
媒体黑砖窑事件中表现出的突然转折，其原因难辨，结果却很明显。
黑砖窑事件在媒体的披露之下成为公共事件，媒体从此便是这一公共事件中的重要力量。新闻报道和评论、民众情绪及诉求，还有官方态度及行动，正是这三者的互动促成事件不断向前向深入发展。其中媒体的责任，绝不仅是报道官方行动，甚至也不仅是传递民意，更为重要的是以独立的姿态，抱着怀疑主义的精神，去调查事实真相，去破解事件谜团，去揭露那些试图掩盖的黑暗。在这样一个全景呈现之中，对政府作为的报道才更可信任；在这样一个媒体力量之下，政府的作为才更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只有媒体成功地扮演了上述角色，民间与政府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理解，才有可能达成；只有政府、媒体和民众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互信互动关系，公共事件才能成为汇合全社会力量的公共事件：既不是民间潮涌的愤怒情绪，也不是政府关起门来孤军作战。
洪洞县广胜镇曹生村王兵兵黑砖窑虐工事件已经诉诸法庭，按照于幼军的说法，这应该只是一个开头，远远不是山西黑砖窑事件的结束。高层一再表明其彻查的决心，或许民众可以等到一份更完整的答卷，甚至或许，那份答卷已足以回应愤怒、惩戒丑恶。只是在这份答卷中，媒体并没有做足自己的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