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一个称号，叫大学生。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会把校徽戴在胸口，那个年代，大学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称号。现在大学生是什么呢，有个古老的笑话说，王府井掉下一砖头，砸中十个人，有九个是大学生。温家宝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我们看看，我们上的是这样的大学吗，我们还算不算是一个“大学生”呢？
我们现在上的就录取书上的那个大学吗？大学疯狂扩招加上房地产利益的推动，大学校园一扩再扩，大学城跑马占地。有多少同学现在不是在大学城分校区上学？我们说是考上了某个知名高校，可我们分校区的校园、氛围，跟这个校名有任何关联吗？在大学城里，我们的建筑都一样，走在大学城里，我们也分不清彼此。
我们记不住导师的样子。学校自己的讲师教授，根本不住在分校区，只在校本部里忙着自己的课题社交；很多随便从外面聘请来的“老师”，只有在上课时才能看到，下课后就不见了人影。没有大师，没有讲座，没有传承。当语言培训、优惠电话卡、交谊舞班、成功学讲座之类的海报贴满我们校园的布告栏的时候，我们曾否看到过一张文学、历史或哲学讲座的通知？没有了“独立思考、客观批判”的熏陶，这还是大学吗？
我们被放逐而自生自灭。出城一趟，要换几次公交。想出去看场电影、见个朋友，太晚了没有公交车，甚至无车可打。学校旁边的农民屋，大排档，钟点房，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的大学岁月，就在老鼠乱窜的地沟油大排档里沉醉，在钟点房那肮脏的床单上翻滚。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学，一到周末就被豪华车接走了。
从拿到入学通知书时就列明的学费，到报到时的住宿押金，到用水用电的预付费，还有挂科后不得不按学分补交的昂贵费用，每张单据都透着一个大字：钱。学校对于我们，除了“吸血”及一纸文凭，还给我们什么？奖学金是团委学生会那些马屁精学生干部的专利，助学金是给那些打小报告的学生信息员的奖赏。万幸的是，我们的父亲没有像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的父亲那样，因拆迁而被活活打死在自己的家里，所以，我们的父母还能东拆西借，把我们多如牛毛的费用一一付清。
万幸的是，我们没有像河北工业大学大四的同学赵伟那样，只是因为在返校的路上，向列车长反映了被乘务员奚落嘲弄，便在半夜被乘警带走，他的父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尸身伤痕累累；他的父母竟然被告知赵伟是在“大庆火车站跳楼身亡”。万幸的是已经回到校园里的我们，没有像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大一同学陈晓凤那样，在她那生命飘散的最后一刻，听到的还是富二代的叫嚣：“我爸是李刚”。我们也没有因为不堪重负，像有些同学那样从高楼一跃而下，所以，我们还能拿到一纸毕业文凭。
骗子们拿走了我们的钱，却没有让我们得到大学应有的教育，我们得到了文凭，面对的却是失业。问问我们的的师兄师姐，有多少比例的人能够在离校前拿到OFFER？父母已经为我们累弯了腰，我们有何颜面回去面对江东父老？我们不是薄瓜瓜，我们不是陈晓丹；我们的爸爸不是薄一波，我们的爷爷不是陈云；所以我们的学校不是剑桥，也不是哈佛；所以我们去不了摩根士丹利，也去不了中金，更去不了清华同方。
机会平等来自于权利平等。当一个政府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作出任何改变吗？权利和平等需要我们去努力去争取，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后代，为了我们这个国家。
熊培云先生文章“有不公，为什么没有大动荡？”中有一段话：
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一样，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他们未必是一群被驯化到不能自组织的愚民，但是在一个压力型社会里人人争做 “鱼民”各顾各也是无比真实的。由此，这种各顾各的家族救济一方面部分地完成了社会自救，另一方面也将这个社会分裂为两个“鱼民之家”：一是网里之家，二是网外之家。网里的“鱼民”虽劳苦却也因为网外的“鱼民”而看到希望，而自以为逃出生天的网外的“鱼民”同样因为网里“鱼民”的痛苦而知足幸福，不问世事与网事。其结果是，虽然都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存在，却也心安理得。大家各怀家事与心事，正义只在五米之内，抬望眼，数万里江湖，看似也波平如镜。
让我们看看“网里”、“网外”，如果我们不能“心安理得”，那就让我们用最低调的散步围观，走出校门，去发出我们最卑微的请求：
我们需要平等的权利，我们需要平等的机会。
我们的权利，请还给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