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超低价买卖房屋、妻儿挂名领薪、情妇（夫）收钱官员办事等10种受贿方式，今后将纳入法律惩治范围。此前，这些隐蔽复杂的受贿活动，在腐败案件查处中往往遭遇异议，此次两高提出明确处理意见，有利于及时查处此类隐密高发的权力腐败。
最高法、最高检的联合意见，是近来高层反腐的连环举措之一。5月底，中纪委下发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提出了八项禁止性规定。其中罕见地提出，自规定发布后三十日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舆论称之为三十天大限。此次两高实施的司法解释，即与中纪委的八项禁令相衔接，将中共党内的整风肃纪提升到了法律追惩的高度。
三十日大限如今已过。在大限之内，各地各部门曾要求党员自查，并填写《登记表》，白纸黑字记录在册，上交各级纪委机关。不过，大限令效果有限。除河南一省公布有979人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外，再无其他省份公布有党员官员主动坦白。场面离奇冷清且不合常理，个中深意却只能玩味。以大限形式整饬吏治，实质是借中央权威阻遏贪腐。原以为大限如剥笋，壳尽而笋出，不料所剥却是洋葱，层层褪尽而所剩无他。大限无果，损伤最大的其实是该政策的权威性。
作为反腐连环举措之一，此次两高的司法解释直指隐蔽高发的腐败活动。前有党内三十天大限号令威严，又有坦白从宽的利害诱导，辅之以今年来持续走高的反腐态势，舆论对于一场反腐风暴的到来已成期待。民众自然不愿接受三十天大限的惨淡景象，如能加以法律惩治，继续深化浩大的反腐大限之效，不仅显示了中央权威，于公众走低的信心也是一种挽救。因而，两高的司法解释，既可能是三十天大限之后的雨点，也可能是更大的反腐风暴之前的雷声。
但雷声和雨点，公众都不能只剩期待。因为只能期待，也只有期待，腐败之于公众，事实上已成为不得不接受的社会现实，复杂冷淡的公众反应便相伴相生。这也是三十天大限调门高亢，公众内心却依然苦闷的原因。此次司法解释，将官员超低价格买卖房屋、官员亲属裙带挂名领薪、情妇收钱官员办事等10种受贿称为新型受贿活动，但事实是，这些腐败形式存在多年，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污染已到相当程度，细微处的民愤忧心也此起彼伏，今日虽有法律立意追惩，但政治对公众义愤反应迟钝也须承认。
这使反腐的推力问题再又现身。凭公心论，反腐至今，这一浩大工程一直在由高层推动。诸多的反腐制度，也是置于从上往下的反腐思路中进行。这使迄今为止的反腐制度建设只是单方面的法规完善和方式创新，而真正激活制度有效运作的公众监督与政治参与，却一直未能有效改善。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官员财产申报、官员家属出国备案、官员配偶和子女从业情况申报登记等制度不可谓不多，但真正有效的没有几个。公众监督与反腐制度之间的体制隔膜始终未能打通，是反腐新政频出却收效不彰的原因所在。
此次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司法解释，于反腐法律的日趋完善，当为一喜；于低效难张的法律处境，又生一忧。法律不是摆设，腐败却是现实。如何将法律嵌入现实，这不只是两高司法解释的前景问题，而是当前制度反腐的全部问题。如果不谈公民的政治参与，不谈反腐制度的公众激活，不谈自下而上的权力监督，想反腐创新不致遭遇公众失语，真是难上加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