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乐评人张铁志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举办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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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剪辑：艾晓明
平克（讲座主持人、《南方周末》记者、编辑）：
各位来宾，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个下午来到新港路的“学而优”，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嘉宾，他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摇滚与政治评论家——张铁志，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他刚才跟我说，特别要注明一下，还没读完。读了七、八年了。
（读者插话）他比博士生高一级……
主持人：哦，因为高级所以读那么久……谁知道是什么呀……还有他的名头，是现在台湾一本——不知道是不是台港唯一的新闻类的周刊，叫《新新闻》的副主编，他刚刚走马上任不久。当然对于他的情况，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我之所以刚才做这么长的赘述是怕有人走错门，在各种签售或者是讲座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其实他有两本著作在大陆出版，其中一本叫《声音与愤怒》，那是前两年。这本叫《时代的噪音》，都是讲摇滚乐、社会运动、政治、革命等等这些相关词。所以当我在网上听说铁志要来开这么一个讲座，说实话，我心里有点嘀咕：这个当口儿他来得了吗？可以我到这儿一来发现，好像人真来了，一个也没空，还算是不错。不过刚才由于电闸发生……结果还是空了张椅子……不过大家千万不要瞎联想，这个空椅子和别的没关系。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很多时候是不是他们多想，有时候是我们多想了。反正铁志今天来了，我们非常热烈地欢迎他。
张铁志：各位朋友好，非常感谢“学而优”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广州的朋友分享这个新书。
其实音乐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原声带，或者说它是扮演一个黏合剂，很多人听到这些音乐，听到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歌声，开始关心所谓的民权运动，开始关心反战运动。或者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些音乐，他们知道在别的地方，在另一个校园，在另一个角落，有人跟他们一样关心这些事情。所以它可以说是黏着或者凝聚了一个世代的青年文化。那这让我有很大的震撼，发现原来我从小喜欢摇滚乐，是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力量在。
后来我在台湾念研究生，就是念政治学，到了研究生继续念政治学，当时念政治学是有一个兴趣，因为台湾当时处于一个后解严时代的一个转型不确定期。台湾从1987年开始解严，解严就是解除戒严，过去是采用军事戒严的体制。台湾是号称20世纪最长的军事戒严体制，从1949年到1987年。那民主化之后，民主化初期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不知道民主的方向走向何方。
我们知道过去的体制瓦解，但真的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当时台湾的国会，也就是立法院还没有改选，所谓的总统也还没有直选。所以很多不确定，还有很多威权时代的法令，限制我们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以当时念政治学就是很想要知道：怎么去理解或者去研究，世界上最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什么？那最可行的体制是什么？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独裁这些的辩论，所以觉得很大的兴趣。
我从来没有想过写音乐的东西，自己觉得就是喜欢音乐的东西，听这些东西很棒。然后到了我研究生大概三年级的时候，1997年吧，当时就有朋友知道我，在媒体的知道我很喜欢音乐，就让我写写看。当研究生时我已经投稿报纸，写一些时评，在《中国时报》上。当时我记得最早开始写的，应该是些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吧，因为当时戴安娜王妃死了，埃尔顿·约翰做了一首candle in the wind，重新改歌词做这首歌。所以就发现，写音乐是个蛮有趣的事情。然后再把它跟政治联系在一起是因为1998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也就是当时英国首相布莱尔1997年上台，号称新工党路线。到1998年的时候，我就看英国的音乐杂志，一整期都在批判托尼·布莱尔，而且当时英国最牛的，我们最喜欢的英式摇滚的人。这里如果有乐迷的话，一定听过像什么Blur（污渍乐队）啊，Suede（山羊皮乐队）。这些著名的英国乐队，突然都变得很激进，在批评托尼·布莱尔他的政策是多么对不起工人阶级，对不起学生。上礼拜不是英国学生暴动，当时布莱尔也是删减了很多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因为要走向市场化。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一方面我对这些政治经济议题很有兴趣。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是一个乐迷。我想台湾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介绍，所以就想写一个东西，这是第一篇。然后第二篇也是，因为1999年的时候，U2当时开始参与反全球化，或者关于世界贫穷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他参与这些行动，可是大部分中国读者可能不知道，甚至Radiohead，Radiohead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乐团。他去参与了，1998年吧，在德国一个反对G8的一个高峰会。当时我觉得这些都非常有趣，因为这种反抗的行动是我从小就关心的，就像我刚刚说的。那再就是背后所涉及的议题，我觉得非常有趣；再加上自己的音乐理想，所以我想把它写出来。
后来就开始有比较，回头去看整个摇滚乐的历史，其实包括刚刚也有记者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要谈这种东西。我会说其实不管任何时代，任何一种文化领域。各位看，音乐也好，电影也好，艺术也好，其实艺术家很多时候都尝试在质问这个时代重大的历史问题，想要去质问这个时代重大的历史矛盾。各位看中国电影，从张艺谋到贾樟柯，我想都是想回答这个社会转型的问题——我是说以前的张艺谋。像得奖，比如说像刚刚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略萨或尤萨，他一直用作品反抗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换言之，我觉得这是艺术领域很重要一个传统。当然有的艺术家去质问人性，但很多艺术家想要去质问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
我觉得，摇滚乐特别有这个理想主义的传统也好，或者说跟时代对话的传统也好，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重要的音乐人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可能是一时的商业成功，但我们看每个时代，看1960年代我们谈鲍勃·迪伦（Bob Dylan），谈约翰·列侬（John Lenno），1970年代谈朋克（Punk），1980年代到现在，各位要是喜欢摇滚音乐的话，可能知道美国有个最大的摇滚乐队是R·E·M，他当时签华纳的时候，签约金最高。可能在英国爱尔兰的U2乐队，或者各位喜欢摇滚乐的，这十年来比较有影响力的可能是Radiohead或者Coldplay，每一个乐队其实都蛮关心公共事务的。那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力，超越一时的商业影响力，也是因为他们抓到了集体的、时代的焦虑或者是时代的想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脉络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才做这样的工作。这不代表我只听这样的音乐，或者只有这样的音乐才是好的。我也听很多失恋听来抚慰心灵的音乐，或者是纯粹拿来high的音乐，年轻人拿来跳舞的音乐。音乐确实有很多功能，摇滚文化也非常丰富，我觉得只是一方面，这个传统我想把它挖掘出来。这个当然也有我自己专业的关系。
2002年，我30岁，到纽约去念政治学博士。本来想出一本书，把自己青春时代的写摇滚的东西告别，同时好好专心做学术，毕竟摇滚属于青春期的冲动。没想到那本书就是刚才平克介绍的《声音与愤怒》，不但不是我摇滚旅程的终结，反而是我写作旅程的开始。在台湾出版之后，获得还不错的反响。当年获得十大好书，很多年轻人开始买这本书，开始有很多媒体邀约。所以就一路写下来，包括写政治、写文化或写音乐的评论。
不过我要说，我常常会很尴尬。常常有人说我是乐评人，我觉得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不恰当，因为我很少写碟评或者乐评这样的东西。我只是对摇滚文化或者摇滚跟社会产生兴趣，就像我台湾的另外一个朋友马世芳，我觉得他也不是乐评人，他更多的写一些摇滚的散文。所以我们号称台湾的两大乐评人，其实是非常尴尬的。
这本书就是《声音与愤怒》之后写的，主要是因为《声音与愤怒》出来之后，我觉得自己对于摇滚乐，对于摇滚跟抗议之间，还有太多的不了解，太陌生。所以这本书就是2006年的时候，在台湾一个比较好的杂志叫《印刻》文学杂志，邀请我写一个专栏。那个时候说实话也蛮高兴、蛮兴奋的，能去到文学杂志写专栏，自己写写音乐就变成到顶级的文学杂志，是有点小小的虚荣的。当时开始写，我决定写人的故事。因为人的故事会更有意思，比如说一个创作者怎么去思考他的时代，或者一个创作者怎么去面临其他的很多诱惑，关于明星、关于虚荣的诱惑……我觉得这都是艺术家面临的重大诱惑。比如说在U2，在很多乐团身上都看到这样的挣扎、思考。所以就决定写这样一个专栏。
当然时间不多，我今天想听五条人唱歌，所以今天不会讲很多。这个人叫Woody Guthrie，他可以说是20世纪美国民歌之父，他当时就去各地采集，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劳动者，他就到各地去采集人民的歌，并且为他们唱歌。所以我写他的标题是：“唱人民的歌”或者“为人民唱歌”。他后来非常成功，以至于后来美国的国会图书馆都邀请他去录音，录下这些来自各地的歌，因为这些民歌就负载了各地人民的苦痛、愤怒，他们的哀愁。
所以这个是民歌最早的定义。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是因为，要理解鲍勃·迪伦为什么唱抗议歌曲的时候，我觉得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民歌跟左翼运动有相当强的连接。尤其在20世纪上半期的时候，当时美国是有蛮强大的左翼运动，一直到冷战时期，苏联跟美国对立，在美国所谓的共产党才被连根拔起。就像台湾一样，台湾在1949年以后跟各位分离，在台湾出现了反共的风潮。当时一样，1949年以后在美国开始出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想法。可以在早期的时候是非常强烈的左翼运动，跟当时的民歌是非常强的……
Woody Guthrie做了非常多的公益歌曲，他到处为工人唱歌。有一首歌特别有名，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每个人都会唱的……《这是你的土地》：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这是你的土地，
这是我的土地。
大家看这个歌歌词很简单，这是你的土地，这是我的土地，从加州到纽约……这首歌一直被误解，在美国很大程度上被误解成爱国歌曲，因为好像在歌颂土地，一种传统的乡土的感情。但实际上这是一首很左翼的歌曲，因为它指的你跟我，就是你跟我，是没权没势的人，是一般的人。他说这个土地是属于你跟我，而不是属于那些有钱的资本家的，我想这首歌现在蛮适合在大陆唱的。我最近在台湾写了篇时评文章，就是用这个做标题，因为台湾今年也出现了严重的拆迁问题，就是怪手直接开到台湾农民的田地去要盖科学园区，我就用这首歌做文章的标题。
等一下我会放……跟Woody Guthrie同时的一个人叫Peter Seeger，这个人的故事也很有趣。他老爸就是美国社会音乐的始祖，开山祖师，也是共产党。他继承了父亲，又关心音乐又是左翼分子……他到哈佛大学念了一年就不念了，开始玩音乐。特别是开始研究斑鸠琴，他认识Woody Guthrie之后就非常喜欢Woody Guthrie，因为Woody Guthrie简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一个吟游诗人的形象，抱着吉他在各地流浪，他根本就是属于人民的一部分。这个人是哈佛的学生，不能说是纨绔子弟，是一个出身背景都很好的人。可是他开始跟着Woody Guthrie一样，在各地采集民歌。而且他们组成的乐团，开始为工人唱歌。
Peter Seeger，我自己非常佩服他，我觉得他几乎穿越了整个20世纪的斗争。从20世纪上半期，我刚才说的美国的左翼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白色恐怖，他深受其害，因为他跟共产党关系密切。然后到1960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他不能上媒体，成为一个敏感词。但这个敏感词，他更积极地参加草根的民权运动跟反战运动。到1970年代以后，他回到家乡，在纽约的上州，开始参与当地的环保运动。过去几年，在2000年，小布什上台，他出来跟年轻的乐队，大家可能喜欢的Sonic Youth一起办反战演唱会。非常牛的老头，去年90岁，还在不断地唱歌，一直不断地反抗。
我书里面写的故事，也是我在《纽约客》里面看到的故事，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实话，也在掉眼泪。各位可能看过这个书，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的朋友在雨天的时候，开车，下雨，各位知道纽约的郊区是很空寂的，就看到前面一个人怪怪的，举着一个什么东西，看不出来。车开更近的时候他看见那个人举着的牌子写着stop war，停止战争，但一个人站在那边，所有的车从他旁边开过。那是一个下雨的夜晚，当他的车开得更近的时候，他发现是Peter Seeger这个八十几岁的老先生。以他的名声，他大可以通知媒体，但他仍然有自己的坚持，每个月要去那边站几天，举起自己的牌子，告诉大家，要反对战争，反对伊拉克战争。几十年来，他都是这样一个坚持的人，我自己非常佩服。
他有一首歌，可以说是20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抗争歌曲，叫 we shall overcome，我们一定会胜利。这首歌本来是一首典型的民歌，不可考，不知道谁做的。只知道20世纪上半期的时候，在南方的黑人周末到讲堂唱的歌，因为平常工作很辛苦，被压榨，所以他们周日到教堂唱这首歌，我们一定会胜利，一定会克服。后来到1940年代有一天，在一个罢工场合，一群烟草厂的女工出来罢工，这个时候突然天降大雨。这不是我讲得戏剧性，而是我看到故事本身很夸张，太戏剧性了。一群女工手牵着手围着，天下大雨，就有一个女工突然唱起了这首歌，we shall overcome，我们一定会克服，这首歌就突然成为一首……你们知道教堂的那种励志歌曲，变成一首集体抗争的歌曲。
然后1950年代开始南方民权运动开始的时候，各位都知道民权运动吧，我不需要多加介绍，书里面写了一些。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民权运动的历史，我觉得那是20世纪很重要的一个少数人对抗不公平的权力，然后争取到权力，最后获得胜利，非常有启发性。这么多黑人被压迫，通过一个非暴力的方式，获得了，起码获得了一些表面的权力。虽然美国到现在黑白种族问题还是很严重，还是不平等。但这首歌，we shall overcome，Peter Seeger就到处在很多地方教唱，这首歌非常适合现场唱。各位等一下我们一句一句来教唱一下，因为这首歌唱的时候你会起鸡皮疙瘩，你会有一种越来越鼓舞人的感觉。我在台湾的街头教年轻人唱过。这首歌被翻译成各国语言的版本，在1980年的韩国光州事件唱过，在拉丁美洲的反独裁唱过，因为旋律很好听，歌词又很简单。
接下来鲍勃·迪伦（Bob Dylan）我想我就不多讲，因为我想这边叙述都很多，既有的书写都很多。我想讲一个事情，就是我这个书其实是想处理一个小小的问题。鲍勃·迪伦（Bob Dylan）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抗议歌手的代名词、代言人。但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抗议歌手，他只有前几年的时候，写了很多关于时事的歌曲。但是到1964年的时候，开始逐渐告别革命，开始不唱这些歌了，开始转向自己内心或者音乐从民谣转向摇滚。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我其实只是想问为什么。
后来我发现，所以我说，其实整个1960年代初期的民谣气氛其实是跟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整个20世纪的上半叶，民歌跟左翼运动其实是结合紧密的。那我觉得鲍勃·迪伦（Bob Dylan）作为一个刚进入民谣的人，他非常崇拜Woody Guthrie。大家知道，他甚至第一张专辑就写了一首歌叫song to Woody ，给伍迪的歌。他到纽约来，就是为了寻找Woody Guthrie的踪影；当时Woody Guthrie已经病重在医院了，鲍勃·迪伦（Bob Dylan）就去医院唱歌给他听。所以我觉得鲍勃迪伦（Bob Dylan）作为一个年轻的、学习民谣技艺的人，他当然很受那种传统的影响。所以他早期写了很多关于正在发生的、正在燃烧的一些种族的议题，或者反战的议题。我觉得他可能很快就发现，那不是他自己真正有兴趣的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对于鲍勃·迪伦（Bob Dylan）我就不多讲，对我来说，他真的是一个天才。我想讲约翰·列侬（John Lennon）。
时代的噪音：音乐如何介入社会（下）
http://dotsub.com/view/c01ba2c7-2859-43a9-b4a3-8728086bcdb9
因为刚刚过他30周年的忌日，而且我觉得列侬的例子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1968年的时候，他写了首歌叫《革命》，后来他成为了国家的敌人，这五个字应该不是敏感词。1968年的时候，这就是我这个书的命题，我觉得很有趣，一个时代的变迁，艺术家怎么去反思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想，1968是一个多么风云动荡的年代。大家知道，在美国或者在法国巴黎的学生大革命，大家知道布拉格之春；在日本，1968年是一个非常迷幻的年代，各种事情都在发生。我就好奇，那当时最大的两个乐队Beatles（披头士乐队）跟 Rolling Stones（滚石乐队）会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呢？结果果然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面对方式。我在书里面写了的一章专门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趣。
比如说，当时的披头士，是约翰·列侬写了一首歌，叫revolution。他当时一开始看到街头这么多暴力冲动，他是质疑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歌词当中说：
你告诉我这是一场革命，
你知道我们都想改变世界，
但你想要谈到破坏时，
你不能把我算进去……
因为他是反对暴力的，他当时其实还是一个嬉皮。他们前一年还做了一首歌，叫All You Need Is Love，你所需要的是爱。大家都知道嬉皮运动就是在1967年最盛行，所以当时列侬还是一个充满爱的嬉皮，爱才是解放的目标。所以下一句很好，他说：
你说你要改变体制，
你知道我们都想改变你的头脑，
你告诉我关键的是制度，
但你知道，你最好解放你自己的心灵……
其实对他来说，改变种种都没有用，最重要的是改变心灵。这个当时我觉得美国主要是两大派，嬉皮当然关心的是心灵，另一派左派可能觉得制度更重要。当时列侬站在心灵这一派，最后两句话跟大家比较有关的：“如果你要带着毛主席的照片上街头，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成功的”。大家知道在西方的左派是非常崇拜文化大革命的，手上拿着毛主席语录，仿佛觉得自己是西方的红卫兵。所以他质疑这样的街头暴力的倾向。
另外一个乐队，滚石乐队，我刚刚说到，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参与了当时伦敦的反美游行。他看到在海峡的一边，巴黎的学生革命，所以他写下一首歌叫Street Fighting Man，街头斗士，那一首歌从前奏听起来就非常像是一首战歌，非常的好听。
1968年的时候，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真的非常认真地讨论摇滚乐有没有可能作为革命的力量。所以他们看到米克·贾格尔的歌词Street Fighting Man，觉得非常兴奋。然后他们在那一期，就登了米克·贾格尔的歌词，还登了另外一个是恩格斯的《谈街头运动》。我觉得太牛逼了，一个恩格斯跟米克·贾格尔放在一起。而且他们另外写一篇文章批判约翰·列侬，说你背叛无产阶级，因为你不赞同我们的革命，你批判暴力。那这个语言大家都很熟悉，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约翰·列侬后来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回应，这个在我书里面都翻译出来了，这篇文章。他们就辩论到底改革、改变世界到底什么最重要。我觉得那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但更有意思的是说，历史在这边走了非常不同的两条道路。当时被视为，被左派视为政治英雄的滚石乐队，他其实也就做了这么一首政治歌曲，之后就再也没有做了，继续去做他们的摇滚政治明星。当然他们在摇滚乐上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乐队，然后就慢慢变明星，然后就变恐龙，到1980年代之后，没有再多大的太兴奋的音乐。
可是约翰·列侬1968年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就和一个女人，他认识一个很棒的女人叫洋子，小野洋子。小野洋子也一样，就跟鲍勃·迪伦一样，所以我觉得选择另一半蛮重要的。他认识小野洋子之后就变得更积极，因为小野洋子比他更聪明，是一个前卫艺术家，而且更关心政治。所以那一年开始，他开始更积极地涉入反战运动，他当时是很反对这类事情的。包括他们……大家知道的照片……他们去阿姆斯特丹度蜜月，在床上，施行了床上静坐的行动。做了歌曲，Give peace a chance 《给和平一次机会》之类的，也参与了实际的街头运动。
到1970年他搬到美国去，因为小野洋子，他开始跟一些左派，包括当时美国的黑豹党、新左派、艾伦·金斯堡这些人开始混在一起。他们想要掀起反文化的力量，去震撼政权。因为当时在美国，1972年是尼克森……尼克松……我知道大陆的翻译……要竞选连任总统。因为那一年美国要改变选举制度，从20岁降到18岁，也就是说会多出几百万个年轻选民，所以约翰·列侬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于是尼克松就害怕了，当时有参议员就跟当时FBI胡佛，调查局长胡佛就说，这家伙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毫无疑问，约翰·列侬，所以当时就把他驱逐出境。那从此，因为约翰·列侬当时在英国因为持有大麻被捕的例子，所以就开始，列侬开始跟这个国家打了持续4年的官司，到1979年才赢。大家知道，赢了之后他也没有快乐很久，在三十年前的12月，他被枪杀。
我记得几年前读到这个例子的时候觉得蛮夸张的，一个民主国家，会把国际巨星当做敌人要驱逐出境，这个当然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我自己也很喜欢，我这里面写到一句话，我觉得也是约翰·列侬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约翰·列侬是1960年代反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大家知道60年代结束了，其实好像没有换来多少东西。好像60年代没有沉淀下来太多，所以在1970年，约翰·列侬到美国的时候，他参加一场演唱会，他就说了，他说：60年代的花枝力量……就是flower power，就是嬉皮的东西，花枝力量失败了；那又怎么样，so what， 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牛逼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上一场、60年代那些想象、那些梦想失败了，那又怎么样呢？在这个十年的开端，我们重新再来一遍就是了。当然我刚刚也说了，虽然要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他撞墙了，撞到了尼克松政府。在1980年代，他并没有机会实行下一个十年了，这是非常遗憾的。
这个是我很爱的一个女人，叫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而且我很高兴她的新书，大家知道她的新书明年应该就会在“学而优“出现了。她的自传Just Kids今年获得了美国图书奖非虚构类的得主。不知道是不是广西师大要出，台湾也会出中文版。
在摇滚乐之前，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形象，可能只有Jefferson Airplane是比较凶悍的这样一个女子的形象，她就为女性开启一种新的可能。那我自己今年读到一个新的资料，我更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她说她一开始进入音乐的时候是以一种政治的角度进入的，这种政治不是狭义的政治，政治是说，如何影响年轻人的心灵。我觉得这个是说我们对摇滚乐的期待，都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196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肯尼迪总统，有鲍勃·迪伦，有滚石，是一个兴奋的年代。1970年代开始，一切都变得保守了。
她是1975年开始进入摇滚乐的。她希望打开年轻人的心灵，她希望美国保守的1970年代能够开启新的可能，让同志同性恋、让小偷、让黑人、让各种怪人有一个空间。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你不能说她没有做到。大家都知道在七十年代中期，因为她还有其他一些摇滚人，“雷蒙斯”(The Ramones),“传声头像\” (The Talking Heads)这些，确实打开了美国音乐一个新的空间，而且这个朋克运动流到英国，形成了英国的朋克运动。所以他们确实打开了新的可能，包括后来的音速青春（Sonic Youth）这些乐团都是受他们影响。所以在美国七十年代后期，整个音乐文化都是非常丰富的。包括No Wave这些实验噪音运动的出现。到八十年代的时候，1980年代她退隐江湖，跑去结婚生子，在密歇根。她说，本来我进入摇滚乐就不是为了成名，不是为了当明星，我是为了打开这个空间，现在我的任务结束了，所以她觉得我可以退隐了。而且她觉得，我没有太多的话要说。
我自己非常欣赏她这个态度，我觉得她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蛮坚持朋克精神的一个人。怎么说呢，什么叫朋克。我觉得朋克当时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把音乐的诠释权重新夺回到人民身上。摇滚乐到六十年代后期，发展得越来越庞大了。这个大家很熟悉，好像就是说，要上很大的地方，体育馆，一定要技术很牛逼才能玩摇滚乐。而朋克打破了这种东西，希望把音乐重新从商业机器中夺回来，夺到人民的手中。我过去，2006年去纽约，五年，我看了五次Patti Smith的演出，因为真的很便宜。她已经是一个这么传奇的人物，都还有这么便宜的演出。有一次在我们学校，哥大，表演，她跟他长期的伙伴莱尼·凯（Lenny Kaye）一起表演。她出一本诗集，只要7块钱美金，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7块钱，这么一个传奇的人物。然后又一次，她出专辑叫Twelve，十二，大家知道这张专辑，她在里面有翻唱涅槃的歌。出这张专辑，办发片演唱会，15块美金；而且还送专辑。不过当然了，因为是发片，她只唱了3首歌，是一个很短的set，当然我也觉得也很值回票价了。
更何况还有这个……这是我，这是追星族，这是小时候。可是我印象中是，不知道盗版碟有没有卖，她的一部纪录片，有卖吗？叫Dream of Life，这是Patti Smith去年的一部纪录片，前年吧。台湾金马奖也有演，那个纪录片拍得非常的诗意。这部纪录片在纽约演的时候，是在一个艺术电影院，很小。在那里演出的时候，她每一场都出席映后座谈，跟导演在现场聊天。因为这个戏院很小，宽度跟这个大概差不多。演完之后，我就去买咖啡。她也突然出现在我旁边买咖啡。这种巨星不是应该躲起来，或者旁边有保镖之类的吗。她竟然在我旁边买咖啡，我想不能错过，还是很害羞地上去，追星一下，跟她拍了这张照片。
这个The Clash，朋克乐队，我想也写得蛮多，我也不再多介绍了。我只想讲几句话，就是我自己写的几句话。我觉得这个话还蛮好的。我比较这个The Clash冲击乐队跟性手枪Sex Pistol。我说，如果性手枪是要拆解摇滚乐的神话，冲击乐队则是要改变摇滚乐，它成为一个重要的乐队。如果性手枪是无政府主义似的发泄年轻人的不满，冲击乐队则写下一篇篇激进的政治宣言。他们批判腐败的国家机器、社会贫富不均、青年失业，以及种族不平等问题。如果说性手枪是个人式的与虚无，是要摧毁体制，冲击乐队则要人们团结起来，要在破坏之后重建。然后那个主唱叫Joe Strummer，叫做乔。乔说，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相信无秩序，而是希望人们知道自己的权利。
这是他们的一首歌，叫Know Your Right，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争取自己的power，另外一个权力。他说，朋克音乐本质上就应该是抗议音乐，就是一种社会运动。他说我们试图做出我们认为对这个时代重要的政治工作，也希望这些工作能够进一步启发更多的世代。同样，我觉得这个Know Your Right这个歌也蛮适合放在现在的中国大陆的。
最后，讲大家都很熟悉的。讲了这么多古老的，终于到最贴近的U2了。我觉得U2很有意思的，很值得做一个分析。他们大概曾经三十年……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就是许知远那个《单向街》杂志邀我，就是前年吧。就是因为U2三十年，写U2 三十年的音乐与政治。他们三十年来的确都在思考他们那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八十年代他们刚出道的时候，他们作为爱尔兰的乐队，关注北爱尔兰的问题，关注波兰团结工联的问题。然后到八十年中期，1986年，最有名的专辑《约书亚树》（The Joshua Tree），他们开始关注美国在中南美洲的外交政策的问题。
其实当时我小时候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质疑。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因为《约书亚树》太多有名的歌曲，With or Without You，这些超级摇滚金曲，这张专辑也有一些比较不出名的歌曲，是讨论，是他自己去了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他看到当时的人权问题，以及美国如何扶持当地的右翼政权，造成了很多问题。因为他当时是跟大赦国际合作，因为U2当时刚刚跟大赦国际合作，Amnesty International，在美国做一个巡回演出。后来他去了，看到当地，美国如何破坏人权问题。到1990年他做了很多歌，关于两德统一的，2001年送给昂山素姬的，Walk On。
过去十年，差不多从1999年一直到现在，摇滚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人比U2的Bono，有这么强的政治影响力。他参与各种，比如达沃斯的座谈，世界经济论坛。然后跟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到教宗，跟所有的人去游说，让他们去解决非洲的贫穷问题。这个我在书里面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可是有趣的是什么，我发现，有趣的是，过去十年，当他的身影在政治舞台上无比巨大的时候，他却没有写这些歌曲。他说，我当然知道，拿着一个汽油弹在街头点火的形象会比拿着一个公事包，里面装着各种政策性的文件，更sexy，更性感。但是他觉得政策性的游说还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在书里面讨论了他说的是不是合理。甚至于说很巧的是，我在04年出版《声音与愤怒》的时候，当时括了他一句话。当时他接受《时代》杂志访问，他说他慢慢开始不相信，在大型的体育馆里面办演唱会，会比去从事政治游说更重要的工作。他说他开始不相信这些事情了。所以当时非洲贫穷问题，他没有去办什么演唱会。我这个书2004年出版之后，2005年，大家知道他们办了超级大型的演唱会。2005年当时有一个八大国家的高峰会G8在苏格兰举行，那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非洲贫穷的问题，非洲发展的问题。当时他们就在西方办了6场演唱会。同时办，取名叫Live Eight。
比如说我写到布鲁斯•斯普林汀（Bruce Springteen），斯普林汀早期写了非常多关于劳工的歌曲。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美国的超级大巨星了。他的演唱会是两秒钟之内就会卖完。我们台湾讲叫秒杀，我不知道大陆是不是这样讲。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演唱会，因为都是秒杀。就是两秒钟就杀光了，没票了。大陆有没有这样讲？这个台湾名词可以学一下，很好玩。可是我说了，斯普林汀不是一个像Peter Seeger或者我刚刚有一个图片的Billy Bragg，一个英国的社会主义歌手，他们不是像他一样，是一个Activist，不是一个运动者，或者鲍勃·迪伦。但我觉得又何妨，因为布鲁斯•斯普林汀以他是一个超级巨星的位置，只要他仍然愿意写出社会关怀的歌，他是一个公民嘛，我觉得这个公民的角色他就扮演得很好。我不要期待每一个都是投入运动者。就像我刚才说的鲍勃·迪伦或者周云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关怀。我也许喜欢抒情的诗，我也许喜欢讨论爱情，就像周云蓬，听说最近在《城市画报》开爱情专栏，蛮好看的，因为老周是非常幽默的人。
你到现在，各位有机会看到U2的演唱会的话，还是非常牛逼的演唱会。非常高级的声光效果，可是他还是有很多方法，非常煽情的，去传递他所要传递的政治信息跟社会信息。那我最喜欢讲的一个，放的一个视频，在大陆不能放。在台湾我都会放的一个Youtube的片段，其实没什么。就是1986年的时候，U2写一首歌，叫做Mother of the Disappeared，消失者的母亲。谁是消失者就？就是当年在独裁政权体制下,有很多阿根廷、智利的这些人被逮捕，被绑架、消失。后来这些人的母亲站出来，组成一个广场母亲的团体，所以说U2他们写了这首歌。1998年的时候，U2乐团到圣地亚哥办演唱会，那个视频在Youtube上有，我昨天晚上找了，在优酷网和土豆网上没有。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母亲一一叫上台。这些母亲就举着他们孩子的牌子，一个一个念着他们孩子的名字，然后他们开始唱这首歌。
歌词是这样的，他说：
午夜，我们的儿子还有女儿，
从我们的身边被带走，
我们听见他们的心跳，在风中，
我们听见他们的笑声，在雨中，
我们看见他们的眼泪，
听见他们的心跳。
我们的儿子赤裸的站在墙边，
我们的女儿在哭泣，她们在雨中垂泪。
然后他跟着唱了这首歌，就是Mother of the Disappeared，这个，说实话，我也是意有所指的，当然另外一群母亲也是一样。最后，我想放一首歌，作为今天这个报告的结尾……
片尾U2 演唱视频：消失者的母亲
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
Midnight, our sons and daughters
Were cut down and taken from us
Hear their heartbeat…
We hear their heartbeat
In the wind, we hear their laughter
In the rain we see their tears
Hear their heartbeat…,
we hear their heartbeat
Night hangs like a prisoner
Stretched over black and blue
Hear their heartbeat…,
we hear their heartbeat
In the trees our sons stand naked
Through the walls our daughters cry
See their tears in the rainfall
记录：李莹莹 整理：艾晓明
2010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