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目录
一、历史需要再次反思
二、动力来自争霸
三、出路在于理性
四、三个文明阶段与中西文化碰撞
五、如何进一步划分农业文明的发展阶段
六、工商业文明的原发问题
七、两种不同的社会观念
八、满清王朝，盖棺难以定论
九、农业文明能“消化”工商业文明吗？
十、百日维新败在失策
十一、转型的导向类型
十二、大势已去“新政”必败
十三、辛亥革命的两重性
十四、“五马分尸”天下大乱
十五、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败因浅析
十六、军阀混战：罪在袁民，错在孙梁
十七、民族主义与“救亡的自我实现”
十八、结论：逆向前进，捷径原是迷途，迷途知返，倒退才能前进
一、历史需要再次反思
号称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荣光，也是炎黄子孙的沉重包袱。数千年雄居东亚文化领导地位而形成的“夷夏”观念，曾使我们始终无法放弃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民族优越感；“天朝上邦”、“中央之国”傲视环宇的妄自尊大，曾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又一个与欧美列强同步前进的历史机遇。
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蛮横无理地打开了国门，廉价的商品和害人的鸦片一起充斥城乡，列强纷纷在中国开矿山、修铁路、划租界，人们才痛感亡国惨祸迫在眉睫。
于是，焦躁愤激代替了倨傲不袭，一次次革命运动排山倒海惊天动地，一批批救国志士慷慨悲歌杀身成仁，人们恨不得立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使祖国变得和西方国家同样繁荣富强，乃至误以为“法乎其上”便能超越欧美……
就这样，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世纪即将过去。
回首往事，放眼环球，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感到迷惘惆怅：当局津津乐道的发展成就不可谓不灿烂辉煌，但与当代世界的国际社会生活相比，中国差不多还隔着一个时代。
这种情况，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长话短说，风云变幻原难测，世事如棋局局新，千头万绪只能归结为一点：中国人是否真正汲取了历史的教训？
历史学家黎澍先生说得好，每到重大转折关头，都有必要以新的眼光审视历史。
显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丢掉包袱，看准方向，轻装前进。
回顾人类的精神历程，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乃至华夏文明的核心儒教文化，无一不是公元前数百年中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对前此数千年文明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而获得的伟大成果。
相反，人类文明的滥觞古代埃及距今已有七千年历史，却由于缺乏这种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的反思，而对世界精神历史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至今天我们除了能看到它辉煌物质文明的代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外，丝毫无法感觉其超时空的存在。
今天，当我们谛听着人类纪元中的第三个一千年走来的脚步声时，不能不惊讶于中国还有那么多与工商业文明格格不入的“特色”存在，不能不担忧中国下一世纪的道路是否仍将和过去一样曲折迷离，同样饱经社会动乱的反复折腾，同样进三步退两步，同样需要开历史倒车以退出理想主义的太虚幻境？
芜杂的历史得由我们去扒梳，历史的逻辑得由我们去追寻，未来的篇章更要我们去谱写。作为历史性的反思，我们对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悲壮的戏剧和大量走出的人物作了新的审视，并得出了一些与时论大相径庭的评议。但是，这些评议绝不表明笔者否定、无视或者低估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尤其是先辈们探索真理的大无畏勇气和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恰巧相反，包括《和平宪章》活动在内的当代中国民主和人权运动正是这些伟大先行者的新时代传人，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些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我们也许有幸能成为他们众多追随者中的普通一员。
历史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前进，但否定者并不就归于虚无，而是在扬弃中发展，在蜕变中更新，在涅盘中升华。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睿智和胆略以否定历史，又何谈开拓禁区创造未来？作为近两百年来为中国现代化而进行艰苦卓绝奋斗的一系列先行者的当代传人，依靠历史的退馈提供的优越条件，我们理当比他们看得更深刻、更清楚、更准确、更遥远——须知我们是站在快速成长着的巨人肩上！
二、动力来自争霸
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同于其他任何动物社会，能够得到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显然，除了生物进化长河中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诸种因素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潜藏在人类每一分子身上由动物的生存竞争本能升华而来的创造性和进取性以及自我表达的欲望和能力。推而广之，一个氏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种文化，也都有这样一种在各种不同意义上超越自身、征服对手、逞霸世界的倾向，因此，不能称霸者就会看到别人称霸，不能征服对手者就难逃被征服的命运，无论人类社会怎么发展，这都是无法逃避的定数，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罢了。
在氏族社会中，它表现为好勇斗狠的血亲复仇和捕获异族人加以奴役，在古希腊的运动场上，它表现为争夺奥林匹克的桂冠，在中国的中世纪，则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为特色，在当今的世界就更加丰富多彩以致令人眼光缭乱了，重点逐步从军事争霸，政治争霸转向商业争霸、科技争霸、文化争霸乃至体育争霸，争霸的手段越来越人道，争霸的规则越来越公正，争霸的项目越来越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幸福和进步。但是，个人要表现自我，社会群体要争霸本身，却始终是亘古不变并将与世长存的，因为说到底它是人类社会进步最原始最基本的动力机制。
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康德对此曾有一段精彩绝妙的表述：“人有一种社会化的倾向，因为在这种状态中他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人，即比发展他们的自然才能要更多一点什么。但是，他又有一种个体化自身的强烈倾向，因为他同时有要求事物都按自己心愿摆布的非社会的本性，于是，这在所有方面都发生对抗。……正是这种对抗唤醒他的全部能力，驱使他去克服他的懒惰，使他通过渴望荣誉、权力和财富去追求地位……，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一步就这样开始了。……，没有这种产生对抗的不可爱的非社会的本性——人在其自私要求中便可发现这一特征——所有才能均将在一种和谐、安逸、满足和彼此友爱的阿迦底亚的牧歌式的生活中，一开始就被埋没掉。人们如果象他们所畜牧的羊群那样脾气好，就不能达到比他们的畜类有更高价值的存在……。这种无情的名利争逐，这种渴望占有和权力的贪婪欲望，没有它们人类的一切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引自《西方社会学思想进程》，侯钧生著，P456页）
显然，单纯以“美好理想”作为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追求乃至当作唯一动力实在是愚不可及的羊群梦幻，翻开人类社会的文明历史，没有哪一页不充满列强争霸世界的殊死争斗。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奥斯曼帝国都曾作过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西方古代世界的霸主，也正因为它们的相继崛起，人类社会才能直线向前发展；在以温柔敦厚著称的礼教世界，也同样是“中厚夷狄相衰盛，圣哲从来只自强”。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崛起乃至对农业文明的取代，说到底也不过是只具有中等规模的英伦三岛寻求实现其世界霸权所采取的特殊手段的副产品——英国工业革命的直接目的是为其商业利益服务，而通过商业自强乃至逞霸世界正是大英帝国许多世纪的国策，结果，它的政策的成功不仅使其一度成为“日不落”帝国，也将伟大的工商业文明时代带给了整个人类社会。
毫无疑问，无论是西方东方还是哪一方，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个人追求卓越，民族、国家、某种文化或文明争夺世界霸权，都是人类社会加速度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但这绝不是说，个人和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恰巧相反，越往现代和未来走，进行追求和争夺所需遵守的规则越多，追求和争夺的目的越应有益于人类社会，不仅那些有损于人类社会的目的将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禁止，凡采取侵犯他人和人类社会利益的手段者也都将被逐出社会和人类的竞赛场。
因为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社会道义力量在不断壮大，人道主义精神在不断增长，正义观念日益走向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衡量标准，公正观念则建立于契约制度之上——以当事各方平等地参与决策为前提，在矛盾无法解决时由无涉利害关系的专家以公认的规则为依据进行裁决。
这样，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从过去少数强者对个人荣誉、地位、财富的贪欲转变为大多数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高尚追求，从少数国家凭恃武力征服服异国逞霸世界转变为一切国家遵循同样的规则平等竞争、用自己的卓越成就和利他行为实现其崇高国际地位的追求。
三、出路在于理性
“摸着石头过河”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文明时代经验主义的至理名誉，如果靠“尝试错误学习”能造出航天飞机，那么宇航员就可以服灵妙药，像嫦娥一样飞上月球了。
工业文明的两大驱动力，一是调动所有人谋利动机的市场经济，一是建立在逻辑思维基础上的理性科学所推动的实用技术，而为工商业文明奠定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体系基础的，更是严谨深刻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根据社会生活需要营造的价值体系，既是社会正义的系统表征，也是一切社会考量的学理性资源的依归。
某位西哲早就指出：一个没有理性思维头脑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
所幸的是，“十亿人民一个大脑”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而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更两次从晕厥中复苏，并取得了某些令人瞩目的进展。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为当今中国的改革寻找更坚实的理论支撑点，并由此导致了一场静悄悄的观念革命——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社会哲学转变。
第二，深刻认识到与当代国际社会生活准则接轨的重大历史意义，即在各种游戏规则一元化的基础上实现各国游戏规则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并在理论和操作两个层面从体制内外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为了从不堪回首的中国近代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许多学者纷纷对清末的社会变革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并从中得出了不少新的启示。
作为对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走向的探索，本文广泛汲收了当代社会科学新成果、新观念，以期使立论建筑在坚实的时代基础上，同时，作为职业民运活动家，我们也毫不讳言自己绝不满足于慷慨激昂的坐而论道，而希望和包括执政党与政府在内的各种社会势力和全中国民众一道为中国和平地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转型而竭尽绵薄——这就是本文最根本的主旨。
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本文首先从世界的文明发展规律谈起。
四、三个文明阶段与中西文化碰撞
今天的中国无论从哪种意义说均不处于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没有谁会认为，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西方入侵以前它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东亚可以比拟——如果说它早已从“中央之国”沦为边鄙之邦对许多炎黄子孙来说从感情上难以接受的话，那么总不能不承认在世界近代史上不是中国在引导世界潮流，而是世界潮流在引导中国这一事实吧。用系统观点看，中国无疑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无论它多么重要，终归只是一个子系统，只有从总系统的角度进行把握，才能对它的全貌和它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前景加以充分了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对人类社会发展史有深切的理解，那么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和未来走向的判断也就较易于进行了。
说到人类社会发展史，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就是历史发展阶段问题。
自从人类开始自身和自身的历史进行反思以来，历史发展阶段问题就倍受关注。古希腊荷马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之类的说话，中国古代有公羊三世说，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更是众说纷纭。真也罢假也罢，由于当局的尊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它的高级阶段，故无本质区别），五阶段说在今日中国处于统治地位。这一说法表明，当局认为从理论上说中国处于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阶段。
原始社会，或称史前社会，作为人类文明产生的准备阶段，经历了从猿到人的漫长历史时期。对把它们看作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这点通常不会引起什么歧议，但在评价上则大相径庭。一些人对之推崇备至，如荷马将之视为“黄金时代”，中国中世纪诗人甚至梦想“圣代复元古，再使风俗淳”，我国当代的某些御用学者也称那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时代。事实上，史前社会从来不是什么“黄金时代”，今天的研究证明，像菲律宾丛林中以素食为主与世隔绝的塔萨第人那样的民族，是以艰苦的生活和进步的停滞为代价的，凡是进步迅速之处，均以民族和部落间不断冲突乃至进行残酷的战争为前提。正是这种冲突和战争，成了原始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至于当时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是因为当时尚没有什么生产资料可供私有，当时人们以叶为衣以穴为居，终年为生活奔波却常常不得温饱，其艰难的状况可说是现代人所无法想象的。
从漫长的和其他动物没有多少区别的狩猎和采集时代过渡到以饲养和种植为主的时代以后，劳动效率的提高开始加速，社会财富开始积累起来。特别是进入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后，私有制的产生大大加快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大大加剧了两极分化并导致了国家的出现。世界各地国家的出现历程千差万别，但所有率先自发产生的国家无一不建立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正是在它们的影响之下，一些游牧民族才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这样，从总体上看，正是农业文明提供的物质条件才使国家得以在数千年前在世界各地相继诞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各大文化群落在公元前一千年中的形式。
众所周知，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群落，当然是以两希（希伯莱、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影响极广的伊斯兰文化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和印度文化。
所有这些文化都是在农业文明国家建立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后，经过几代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对即往历史的深刻反思，在集该地区即往文化之大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在当时当地社会具有普遍可接受性并能够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体系。这些价值观念体系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在民间有了广泛的传播之后，逐步取代各种社会群体独有的图腾、信仰，而成为他们共同接受的某种意义世界的象征，并被统治阶级接过去尊奉为具有至上性的精神实体。
无疑，这种精神实体只不过是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但它却足以使人们感到尽管自己非常有限而渺小，由于它的存在和与自己的联系及对自己的 辉耀，不仅使之产生了强烈的自信心、优越感，乃至觉得受到了某种神圣力量的灌注，并使他和具有同样观念的人联成一体，具有同类的思维方式，遵守同样的行为规范，即使他们在物质上、社会地位上比外人低，甚至遭外人压迫，也很难使他们改变这一切，可能还相反会强化他们的这些观念和行为，增强他们的凝聚力，甚至转变成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
对此，有些统治者虽感到忌恨、惧怕，但最终他们都认识到只要接过其主导权，那么这些观念便能成为其不仅从生活中而且从精神上控制社会的最好办法。于是，他们也开始通过一系列物质和精神的、程序的和象征的方式，具体地说即神坛、碑塔、寺庙、宫殿之类的建筑、风俗习惯和道德论理之类的观念，礼仪、祷仪、奠祀之类的活动，还有各种相应的规范、制度等等，使社会依照着各该精神实体的宗旨严密地组织起来，从而使社会得到了比没有它时成十成百倍的巩固——社会成员的归宿感和自觉认同甚至能掩盖国家机器的强制性。
也正因此，文化不仅比国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而且具有更大的同化力。事实上，每一种成功的文化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都具有极大的带动作用。一方面，这种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吸引力，会将其周围松散的人群，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小民族小国家吸附上去加以同化，从而使自己的规模迅速膨胀，另一方面，它也使本来就有自己一定文化传统和凝聚力但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为了避免被其同化，作为弱势文化它们不能不努力学习对方的长处，将对方的制度、作法连同其观念一起搬过来为我所用，通过吸收和消化强势文化来抵消其进攻，说到底，也就是主动认同对方，这样，在融入对方原发的文化系统同时，不仅保留了自己的独立存在，而且能够形成自己的特色，甚至为自己超越原来的强势文化奠定基础。
从世界历史上看，没有哪一种文化的原发国能永远保持其文化强势，更不可能拥有这种文化的专利权，落后民族、落后国家通过认同强势文化赶上乃至超过后者的事例不胜枚举，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西方世界文化发展举世无双，正是得益于接连不断地出现这种情况，从古埃及、巴比伦到希腊、罗马再到奥斯曼帝国，最后轮到英国时，甚至干脆突破了农业文明的范围，走向一个崭新的文明发展阶段。
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尽管“中原夷狄相衰盛”，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却始终处于农业文明时代东亚文化的中心地位，从未受到任何强有力的挑战，这种情况对当时的中国也许是一件极大的幸事，但在它以汉字和儒学同化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同时，也养成了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禀性，从而导致了西方工商业文明勃兴并向东方大举入侵时，从不屑一顾到黔驴技穷的悲剧。
作为大英帝国逞霸世界的一种手段，用工业方式谋求商业利益的政策催生了一种崭新的文明，但在它初生之时并没有后来才积累出的那些惊人力量，故乾隆皇帝可以睥睨的眼光鄙视英国来使。到十九世纪中叶，当在工商业推动下国力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欧洲列强向始终只以算术级数增长的中国发动全方位入侵时，双方的历史发展阶段已经不在同一档次了。
必须指出，文化的同化活动从来不以弱势文化的意志为转移，而常常以强势文化的征服能力为依归。当年，我们汉人的祖先不正是常常以武力对付周边的弱小民族吗？例如诸葛亮七擒孟获虽然被我们传为美谈，但对那些被征服乃至被灭绝的一些少数民族来说，实在是悲愤填膺的痛苦经历。况且，康乾盛世刚把清王朝送上农业文明的顶峰，就在这时却猛然发现，崛起的西方竟使我们如同站在深谷之中，而且随时会摔进万丈深渊——被居于极优地位的异族文化所彻底吞灭。这种情况形成的巨大反差，使近代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我感觉比实际伤痛更严重百倍的痛苦时期。作为东方的强势文化，中国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时代有着太多值得骄傲的历史，面对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同化压力，它不可能不本能地持拒斥态度。何况心理学试验表明，一种方法取得的成功越大，形成的心理定势越强，在客观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以后要改变这种方法越困难。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作为东亚文化中心的巨大成就，恰恰成了它无视、抵制、阻碍工商业文明的原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很难明白入侵的并不是一种和自己格格不入的异族文化，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类型。
一种强势文化抵制另一种更强有力的文化，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文明和文化却是两种绝然不同的事情。这里，我们把文明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文化则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于一定地域民族或国家，具有特殊观念形态特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前文的叙述可知，人类已经经历了两种文明；史前文明和农业文明，从英国《大宪章》问世开始，人类的先进民族陆续进入工商业文明阶段，从前文亦可知，人类的文化丰富多彩，但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则是在公元前的一千年里通过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形成的几大文化群落，它们均各有其独特的观念形态。
这里还应补充的是，文明是有阶段性的，文化却是可以在不同文明阶段中生成、存在和发展、进步的，尽管在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文化首先只适应农业社会的需要并为农业文明服务，但只要产生了新的需要和新的服务对象，它通过适当调整后也同样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反观19世纪中叶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形式上确实具有基督教文化向东方扩张的意味，但今天已经没有人不明白，就本质来说却是工商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进攻。正因此，乾隆对英国要求通商的拒绝，就是对工商业文明的拒绝，保守大臣对维新变法的反对，就是对工商业文明的反对，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主义，就是对工商业文明的盲目排斥。
显然，自从西方的入侵开始，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是要用农业时代的儒家文化抵制被基督教文化包裹着的工商业文明的同化作用，还是不惜一定程度上被基督教文化同化而主动认同工商业文明。
基督教文化挟工商业文明席卷全球之威力在一定程度上压倒其他文化，对世界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来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对西方之外的强势文化来说，这虽常常是它们坚决拒绝，却又是认同工商业文明时必须付出的一点代价。
五、如何进一步划分农业文明的发展阶段
农业文明当然还可以分为一些不同的阶段，但是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进行这种划分的统一标准。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确实是一些国家农业文明中的两个阶段，但如果把这作为一个公式套用到一切国家上，无疑需要削足适履地任意剪裁历史。
奴隶制曾大规模地存在于古代埃及和罗马帝国，奴隶现象则差不多在较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国家都存在，但这与主要依靠奴隶进行生产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此，中国夏商时代是否有过以奴隶为主要生产阶级的历史殊堪疑问，周一良吴于廑完全照马克思主义教条编篡的《世界通史》也不能不承认，大部分古代国家并无经典形式的奴隶主占有制。因此，说到底，依靠奴隶进行生产，大规模实行奴隶制度的国家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国家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奴隶现象，但主要的生产阶级还是受超经济强制的隶农和自由民。
至于“封建社会”，仅从概念上看也十分可笑，试举中国最大众化的辞书《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例：“封建：①一种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在这些土地上建国，我国周代开始有这种制度，其后有些朝代也曾仿行。欧洲中世纪君主把土地分给亲信的人，形式跟我国古代封建相似，我们也把它叫做封建。②指封建主义社会形态。”一个同源概念，在政治制度上的意义和社会制度上的意义却指两个前后相续的历史时期，这对任何稍具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是难以置信的事情。
撇开中国人的说法不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它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指代上毫无矛盾。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它所谓的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均指在奴隶制崩溃后欧洲中世纪形成的社会制度，这种时代的结束也是工商业文明时代的开始。但是，当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自称是他信徒的人套用到中国时，不顾中国历史具有与欧洲各国不同特性的事实，硬要把真正与欧洲制度相近的“封国士、建诸侯”的政治制度划为奴隶社会，而把实行君主专制的中世纪定为封建社会，以便与马克思对欧洲历史的划分合拍。
可悲的是，这种按图索骥刻舟求剑的作法如同赵高指鹿为马一样荒唐，经过当局的认可和宣传，竟把所有的专家学者都糊弄住了，几乎成了无人置疑的定论！
所谓封建制，客观上只是农业文明中的一种政治制度。最高统治者由于种种原因，需要对宗室和臣僚进行赏赐，以巩固自己对各地的控制，就将大片国土分封给他们，使他们作为王公或领主对封地及其封地上的人民拥有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统治权，这就是“封国土、建诸侯”，亦即“封建”一词的出处。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和人民是最重要的财富，因此，“封国土、建诸侯”也是君主对追随者的最高恩遇。比起奴隶制来，封建制下的人民地位稍高一些，境遇要好一点，劳动效率也有相应提高，从政治控制上讲，政权层级的分化无疑增强了它的有效性。但这种制度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君主分封的封建主一般均可世袭。这样，从长远说最高君主反而为此丧失了控制他们并进而控制各地区的能力；第二，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诸侯割据，完全架空中央政权，形成大量的国中之国，使全国各地的人流、物流横遭阻滞，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力冲破封建柱梏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讲的。
问题在于，欧洲的封建制出现的时间和在历史发展链条上的地位与中国绝然不同，因此它在欧洲和中国的结束方式虽然都是君主专制下的科层制度，君主专制的历史作用却完全两样，顺便指出，日本在这个方面与欧洲相近而和中国完全不同。
在欧洲，“封建制”是随着奴隶制的罗马帝国解体而产生的。奴隶制的残酷暴虐，其末期大规模的奴隶暴动，以及日耳曼民族的入侵，使大片土地荒芜，庞大的罗马帝国瓦解为大量的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的君主行使权力时，纷纷将本国领土分封给贵族，使他们成为封地的世袭领土。这种欧洲古代的“分田单干”在刚开始实行时无疑大大刺激了生产发展，因为领主和人民都能从主动性创造性劳动中获得好处。然而，持续近千年之后，各领地的内在潜力早已耗尽，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流物流的要求日趋强烈，羽翼日益丰满的第三等级在生产经营上力图打破地区壁垒，在政治领域更渴求平等自由，于是主张铲除封建制度，在君主专制下重建统一的强大国家的马基稚弗利这样的政治家也就应运而坐。
这样，在中世纪末，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成了弥合被贵族和僧侣瓜分的国土的唯一出路，在第三等级要求打破“封国土、建诸侯”造成的地区壁垒，为工商业发展创造条件的历史性冲动推动下，它反而获得了巨大的历史合理性，并成为其向工商业文明过渡的重要杠杆。
这种情况不仅是欧洲近代历史的显著特点，作为后发工业国的日本，能够顺利地完成社会转型，与它同样是在睦仁天皇统治下取消了封建诸侯领地，改变了藩国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同时进行“明治维新”具有高度相关的。
中国的情况与欧洲日本大相径庭。极盛于周代的“封国土、建诸侯”被秦始皇大一统江山下的郡县制取代后，虽然在汉初曾有短时间的复兴，但不久以后汉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它的弊端而废止了。从此以后，诚如毛泽东诗云“百代都行秦政法“，专制君主制下的强大中央集权成为中国农业文明的最大特点，郡县——科层制使庞大的官僚集团与中央集权相伴而生。应当指出郡县——科层制是中国对人类社会政体制度的一大贡献，和传统的家族式管理不同，一方面它因附着于君主专制而使天下大事定于一人，另一方面它自身又起到了分散风险分担责任的作用，郡县制使国家分为许多平行的行政区域，每个区域的长官必须对上级甚至直接对君主负责，科层制即分科执掌分层负责，这样在每一层级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人，而根据工作需要从提高效率出发将权力分散到各个层级各个科室，使整个社会控制机构各级别各部门均有职责和极限，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管理系统，从而能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而及时的治理。这种制度通过中东传到欧洲，成为一切现代管理的先声和基础。
然而，它在中国的早熟，一方面使中国在农业文明范围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却因官僚体制的庞大僵化反而阻碍了中国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
中国的面积与整个欧洲相差无几，正是这种形式的君主专制，以其对庞大帝国强有力的刚性控制，对一盘散沙的农业社会起到了极好的组织作用，不仅避免了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十个大小国家，而且使用国家权力对民众生活的侵犯受到了当时条件下的最大限度的制约——它所谓的“王道”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就是皇帝一人治下的法治。固然，皇权无边常常形成对法治的破坏，但“暴君面前人人平等”，皇权之下大小官吏也同样必须相对平等地遵守一些法律，这就使社会仍然逞高度序化状态，各级官吏既不能成为封建领主那样的二级暴君，也不能利用职权为所欲为。这样，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时代，是不存在，至少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封建割据、地区壁垒的。这些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马基雅弗利推崇君主专制希望在意大利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原因。
但是，自秦汉以来历时两千余年的绝对君主制，也在中国造成了一系列西方学者所无法想象的严重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无论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社会行为都变得极为僵化保守，它不仅顽强地反对变革，而且通过对国家进行封闭式管理，实行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以及涉及国家重要财源的商业活动均由官营的政策，这种以社会稳定为政策取向的作法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生机，使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的自发势力受到极大的压抑。因此，不仅使商业活动无法形成足以冲破农业文明的强大进取力量，而且在西方工商业文明向它发起进攻时仍企图进行注定徒劳的抵制，迟迟不能认同这种更高级的社会文明阶段。
不过，在君主专制下中国社会绝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长期停滞不前的，但问题在于它的发展始终局限于农业范围之内，地域上也只限于古代世界的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脉和天山山脉以东，西伯利亚以南的东部亚洲。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和地域范围之内，它不仅一直在发展，而且就世界农业文明阶段来说取得了其他国家和民族所不可企及的成就。不幸的是，这种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阻塞了中国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道路，却又注定不能不和西方迅速崛起的新兴工商业文明较量。这种以锄头对拖拉机，以锤子对蒸汽机，以刀矛对枪炮，以专制禁锢对民主自由的较量固然“英勇顽强”，其最终结果当然是不言而渝的。
这样，中国在步入近代历史时，情况与欧洲日本主要是依靠君主专制摆脱封建割据从而进入工商业文明时代不同，它面临的问题本身就是如何从由庞大的官僚结构支撑的君主专制制度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问题。在欧洲不过是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过渡的政体形式——君主专制，在中国却是农业文明中持续了两千余年的一个漫长历史阶段，所以它自身就是这种过渡难以进行的症结。
也正是因此，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仍然困难重重，最大的阻碍之一还是来自君主专制的变种——打着道德理想主义旗号的一党独裁下的官僚政治，由于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越南朝鲜也才遭受着同样的命运。
六、工商业文明的原发问题
工商业文明的产生并非只有必然性，而西欧成为工商业文明的原发地也绝非历史的偶然。
有些中国学者坚称没有西方的介入，明、清时代的中国自己也有步入工商业文明阶段的迹象，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至少要大打折扣，就是说，在有西方介入的情况下，经历了近两个世纪这一转型也至今未能完成，完全依靠其自发生长又安知需要经过多少世纪？
对农业文明初始阶段的社会发展来说，地理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诚如梁任公所云：“我国文化夙以保守的单调的闻于天下，非民性使然，环境限之也。西方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为文化三大发源地，而以地中海之介，遂得于交相师资，摩荡而共进，我东方则中国，印度为文化两大发源地，而天然……使不能相闻问。”（《饮冰室合集•专集》P57）由于在南边系浩瀚无边的海洋，北边是戈壁沙漠和冰天雪地，只有西面才有同样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却又被世界屋脊组成的天然屏障所隔绝，数千年间，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虽不绝如缕，但从来没有形成足以催生新文明的文化碰撞，因此，“近亲通婚其生不繁”，高度同质化的中国文化发展一直以单向直线为特征，种种情况使它不能不具有僵化、保守、固步自封的倾向和西方工商业文明产生的历史背景相比较，我们将会发现，它所缺少的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工商业文明的原发因子。
被印度洋、大西洋、红海、地中海隔开的欧亚非三大陆的交汇处，不仅有着极其复杂的地理条件，而且一直繁育着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的众多民族、种族和国家，几千年来，它们之间的无数民族、种族、国家和宗教、社会、政治乃至军事冲突虽然使之遭受了巨大灾难，但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各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也均锤炼出了极其顽强的意志，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不仅加强了各自内部的凝聚和认同，而且通过对抗优化了各自的社会品质，同时，各自在文化上通过与其他文化的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均获得了杂交优势。另一方面，复杂的地形和众多的国家加上多种多样的气候使它们在出产上大不相同，商业交往便成为极其有利可图的行业，地中海又为这种互利往来提供了极其优越的天然条件，商业和海上航运业也就一直是这些国家之间和平交往的主要形式。
因此，自古以来，地中海沿岸的各国人民之间就一直在冲突与合作这两个方面进行交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互相容忍互相尊重的理性增强，和平的商业竞争越来越显示出促进社会进步的巨大价值。强大的国际压力和奋发图强的内部驱力使重商主义成为大部分国家的政策，宗教战争、民族战争、土地战争渐渐被以军事为后盾的商业战争取代，扩大市场渐渐成了战争的主要目的，政治、军事成了经济利益的支柱。而经济本身，也因为提高竞争能力抢夺更大市场的需要而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还有什么比利用自然力来代替人力和畜力更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产量呢？于是，在强大资本的扶植下，商品生产发生了从手工到机器的革命性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又反过来通过占领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大的利润使资本自身迅速积累乃至膨胀起来。
最后，工商业通过市场的作用终于开始了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行程。
与此同时，由于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教包括准宗教的礼教不同，它有着使自己立足于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传统，科学在欧洲自古以来就受到比其他任何文化更大的重视，加之从古希腊开始，欧洲人就继承了古埃及、巴比伦的数学、天文学知识，而且发明了科学思维的工具形式逻辑，使各种自然知识通过理性的反思植根于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样到中世纪末期，欧洲的自然科学体系不仅基本确定而且门类齐全，从而在社会经济生活受商业利益驱动而极大地刺激了实用技术的发展时，科学与技术在资本增殖基础上的联姻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此外古希腊人文精神于中世纪末在欧洲的复兴，尤其是人人都有权靠勤劳智慧追求幸福，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情为自己开拓新生活的积极进取的现世生活观念，更推动着市场精神不断向周边世界进行全方位拓展，乃至形成了一个最终将整个世界吸入的巨大经济漩涡。
凡此种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西方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很难说它们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不重要，正是它们各自在适当的时候影响了历史进程，才构成了工业文明的原发基础，避免了像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那样的停滞和印度文化，美洲印第安文化那样的倒退命运。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西方视为一个整体，有意无意中甚至把它们当成一个国家拿来和中国比较，殊不知恰恰因为西方从横向说有众多互相激烈竞争的国家，从纵向说有着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奥斯曼、荷兰到英国多次发生的社会、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并在转移中不断进步，才终于使工商业文明在创化开新中诞生。
显然，原发工商业文明绝不是哪一个国家自身的事情，也不会因农业文明的成熟而水到渠成的自然生成，而是在一定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由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催生的结果。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原发地，绝不是因为它要创造一种新型文明，更不是它对科学技术有什么特别偏好，如前所述，工业革命对它来说不过是以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一个孤悬海上的岛国而梦想称霸世界的副产品罢了。它找到了以自然力代替人力来进行商品生产，从而通过大规模生产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积累财富、增强实力、占领世界市场、击败一切商业乃至军事上的敌人的办法，并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此而已。哪曾料到，它的这一争霸策略，竟高出了古往今来的一切对手，导致了一个辉煌时代在全世界的来临呢？
显然，以上各种因素在所谓中国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并不具备，无论怎么机缘巧合，若非西方介入，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内中国绝无自发发生工业革命的可能。从世界范围来说，原发工商业文明如果不发生于英国，也可能发生于西欧、北欧或南欧，西亚、北非、东欧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日本、中国、印度的可能性当然更小，至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澳洲当然比希望不大的美洲更加不可能了。
必须指出，一种新文明的原发国比起一种文化的原发国来，更不可能享有发明它们的专利权，更无法对它们进行垄断。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埃及在农业文明阶段没有做到这一点，人类历史上的另一个工业国家英国曾逞霸全球而号称“日不落”帝国，它也没有主宰工商业文明的永恒特权。
因此，从人类历史上看，原发性的文明固然值得骄傲，后发国只要能迎头赶上也同样光荣，和个人在生活中一样，家败莫提旧业，功成不问出身，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当下。相对落后的情况对任何国家来说在一定时候都在所难免，重要的是认清现实找出差距然后奋起直追，尤其是在飞速发展的当代，为曾落后挨打而耿耿于怀，为一点点成绩而沾沾自喜，都只是弱势文化弱势国家神经衰弱的过敏反应。要摆脱这种边缘文化心态，只有通过正视现实，理性地研究问题，对世界现状和发展前景加以审度，再采取适当的对策做出最佳的抉择并付诸实践，只有这样，再加上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有希望重新崛起。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