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民文化的概念
我们在“帝王文化与士民文化”一文中已经给出士民文化的概念，它就是“与帝王文化相对立的文化”，“这里说的是‘士’民文化，不是‘市民文化’，‘士’是指知识分子，‘民’则是民众的意思”。士民文化不是单独存在的文化，它是与帝王文化相对立而存在的文化。
我们在“帝王文化统治中国四千年”一文中，还给出了帝王文化概念：就是“帝王文化就是帝王统治思想体系，就是贯彻帝王的统治意志的文化，其根本理念是：普天之下，唯我独尊，君权神授，代天牧民。他们还自称天子，它是十分专制的”。
与此相对立，士民文化就定义为“抵制或反对帝王专制统治的文化”，它就与帝王统治的出现而同时出现。
我们说过，最早的士民文化是隐士文化，代表人物是巢父和许由，出现在中国的帝尧时代，虽然那时帝王统治的力量还相当薄弱，帝王的生活水平同平民相差不多，《韩非子》说：“尧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虽监门之养不敌于此矣。”但是，终究他还是被称为帝尧的，有一定发号施令的权力和地位，不然，巢父和许由不会远离他。有帝王了，却不一定有思想体系，而隐士文化却已经出现了。
二、士民文化学
“学”，是指学科或学问，大的“学”，有物理学、化学、数学、经济学、政治学，小的则有光学、量子力学、销售学、剩余价值学说、无形价值论等等。
“学”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对所选定的对象进行研究的，对所选对象产生的历史根源、发生发展、它的内容，它的演化以及这一对象同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的。
士民文化学就是对士民文化进行研究的。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土壤环境、主要内容等等。
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近代和现代，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和客观需要的原因，对历史上的士民文化暂不进行研究。
近代是指鸦片战争之后的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研究的对象设定在辛亥革命前后；现代则指1949年共产党掌权之后的时代，主要是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言论，这些言论，在现代，具有士民文化代表的意义。
三、近代的士民文化学
我所说的近代的士民文化产生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它的社会特征是，中国传统帝王统治受到外国列强的强烈冲击，国家逐渐沦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传统的专制帝王统治难以为继，社会动荡，国力衰退，对外割地赔款，白银与财富外流，人民生活日益困苦，整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于是，社会矛盾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
在列强侵入中国之前，社会的矛盾有两个：一个是被统治的普通民众同专制帝王统治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虽然后者较之两百年前已经弱化了，可是它仍然是一个牵动很多汉族士人心理的骾骨。
列强入侵，除了它本身造成了帝国主义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之外，还改变了中国“内部矛盾”的状况。
在此之前，社会意识并没有彻底打倒帝王专制统治的概念，它是在接受这种专制统治的前提下，研究如何改善统治的政策和技术，如何弱化矛盾，如何“长治久安”，统治者不要太贪婪了，被统治者也能够安居乐业。就是说，帝王的专制统治并没有成为被否定的对象。
列强入侵之后则不同了，外国的民主共和体制传进了中国，经过艰难的探索，中国的救国理论，就从“师夷之长以制夷”、“洋务运动”、“工业救国”、“教育救国”走到了彻底废除专制制度，变皇权体制为民主共和体制的道路，于是就发生了辛亥革命。
很不幸，辛亥革命只完成了它的一半的历史使命，它推翻了中国的最后一个专制王朝，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家天下”，也结束了满人的政权，但是，由于众多的历史原因，它却没有能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共和国家”，它只是有一个“共和国”的虚名，实质却成了一个往复不断的“党国体制”，它被著名政论家罗隆基不幸而言中：这个革命党革命成功了，中国就成了这个党的“党天下”，另一个革命党革命成功了，中国就成了另一个党的“党天下”，中国在名义上是一个共和国，实质上还是一个专制的政体，是一个党、而远远不是人民的天下。“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刘军宁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273页。）
中国为什么始终落后？就是因为她的政体始终都是专制的，专制的政体为什么造成国家的落后？因为专制的政体束缚人民的积极性，人民的各种合理诉求始终被压制，生命力得不到发挥，创造性被压制，统治者始终都把维护自己的统治放在第一的位置。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都以不损害专制统治为前提，而专制统治始终都阻碍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始终都走不出一个怪圈：建立专制统治，先是励精图治，逐渐腐败，招致反抗，冰消瓦解，建立新的专制统治，然后又腐败，然后又瓦解，……往复循环。
西方列强为什么发达？为什么先进？因为他们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居民的生活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的幸福，同时也就造就了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他们的居民生活得有人格，他们的尊严得到尊重，而在专制政体下生活的居民，他们生活得没有尊严，人格得不到保障，他们普遍生活在奴隶状态。在有皇帝的时代，他们是皇帝的子民；在党国时代，他们只是被组织随意拧来拧去的螺丝钉。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自然是要落后的。
民主政体的本质是什么？民主政体的本质就是保障居民的自由：保障居民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人身的自由、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通信迁徙的自由，就是保障居民主人意志实施的自由，也就是保障人权，只有保障居民这些自由的实施，创造力的发挥，社会才能和谐，才能发展、繁荣和富强。
这里说的自由，是从两个方面说的，一个是居民本身有自由的意志，有自由的愿望和追求；一个是社会的管理者或统治者不限制居民的各种自由，而居民本身自由的意志和追求，处于主导地位。如果居民不能容忍任何专制，专制制度就无法建立，我们不能想象，伏尔泰或者卢梭会向法国皇帝三拜九叩，屈膝下跪，还要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中国的臣民以此为常、为天经地义。
统治的实现，是以被统治者的服从为条件，就像领导的实现，是以被领导的跟从为条件一样的。强调个人的意志，强调个人的主权，这就叫自由主义。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从文化意识上来说，就是要提倡自由主义，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文化层面。于是，自由主义就成为近代那一时期思想运动的“主旋律”，就成为那一时期士民文化的主体内容。
由于个人历史知识的贫乏，我们对那一时期士民文化的研究，主要就取材于《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
四、现代的士民文化学
孙中山先生早年建立了三民主义，是个民主主义者，但是到了晚年，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5年他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号召向苏共学习，要“以党治国，党在国上”，在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同时也使中国的帝王文化发展了一个新的阶段——党国文化的阶段。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之后，也就在中国建立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的实体，不过，这个党国体制和党国文化只是“初级的”。
它的初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国民党这个党组织并不直接就是行政，“党政”是分开的，省党部书记和县党部书记权力有限，他们只管党务，不直接向民众发号施令，他们没有那个权力，行政上还是省长、县长说了算；另一方面是，尽管有新闻检查制度，可是还没有那么严格，攻击国民党的言论，攻击党国体制的言论还有生存空间，言论自由还有一定空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资料是私有的。
但是，共产党的党国体制则完全不同了，共产党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生产资料国有，也就是共产党党有，党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个单位的“第一把手”，从中央到省市县、到街道和村庄，都是书记说了算；在言论上也完全控制住了：形式上并没有新闻检查的立法，但是，中宣部的一个电话，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不让你出版，不让你发表，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共的党国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支部建在连上”，全社会所有的人都控制住了。国民党抓了“反革命”，枪毙了事，不追究家属责任，他也无力组织“批斗会”， 无力在精神上折磨你，可是，共产党的专政则不同了，由于他的统治触角可以伸到他们治下的任何地方，在没有法律的支持的情况下，也可以无休止地组织批斗，对精神的折磨超过了对肉体的虐待，多少仁人志士，在各种批斗中不堪凌辱，愤而自杀，以死抗争，整个中国成了一座大监狱，其中有无数屈死的冤魂。地主和地主崽子，反革命和反革命家属，右派和右派家属，不一而足。在再也找不到几个反革命的情况下，“思想犯”就成了党国体制主要的追击目标，“思想反动”就成了主要的定罪目标。在这种环境了，士民文化没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在整个党国统治六十余年间，没有可能出现像样的与党国文化对立的士民文化，只有间歇的几次冲击，但是，很快就都被击溃了。在党国体制建立的最初几年，党国体制还在形成的过程中，许多问题还没有暴露，也不会有士民文化与之对立。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民主党派的国家副主席与副总理的椅子都搬人大去了，是一个信号和标志，党国体制来了。到了1956年，随着对私改造的完成，态度变得越来越骄横，党的专政与人民要求民主政体的矛盾日益激化。
其实，在中共掌权之后，就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引起了知识分子的不满，由于打压，这股怨气是憋在肚子里的，这时的不满升级，尽管噤若寒蝉，没有言论，可这种情绪还是让人能感觉出来，想打掉这种不满情绪，却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只有让这股怨气发泄出来，才好“聚而歼之”。从而才能在思想意识形态里面，进一步确立党国体制。于是，共产党开始整风，为了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在运动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于是最早从费孝通的“早春二月”开始，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始敢“鸣放”。整风运动开始之后，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动员民主党派上层和高级知识分子“鸣放”，右派言论出来了。
北京大学学生的情况与此不同，中共一开始并没有要在学生中抓右派，所以并没有动员学生“向党提意见”。相反，他们不希望学生们赶这淌浑水，5月19日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贴了大字报，掀起了“五一九民主运动”，党委对学生的这种举动“不予支持”就是明证，可是，北大学生还是跳了出来。
所谓整风运动，就是在整顿共产党被称为“三害”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口实下，要求民主党派的上层和高级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实际工作和政策层面的问题，北大学生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们多半讨论的是基础理论问题。在大约两个多月时间内，贴了数千张乃至近万张大字报，给我们这个万马齐喑的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在党国体制建立的六十余年中，有过几次大的反抗运动：第一次就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隔了19年，1976年发生了一次“四五运动”，也称是“天安门广场事件”，主要的武器是诗歌；1978年，又发生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又隔了11年，1989年发生了以悼念胡耀邦为名的“北京之春”的运动，最后导致死人流血“六四惨案”。在所有这些反抗运动中出现的思想、言论，都是党国文化下出现的士民文化，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里程碑，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但是，这些运动都是昙花一现，没有来得及展开，就被打压了，其中，时间最长的当数1957年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了，以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为代表，历时大约两月，有时间思考，留下的资料最多，我们讨论这一时期的士民文化，就以北大保存下来的这些资料为主。这些学生和教师，理所当然地都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受了从戴帽子到劳动考察、到劳动教养、到劳动改造的一系列处分，被打入“另册”。
作为批判资料，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了一本《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简称文献一）；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了一本《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简称文献二），我们的讨论就以这两个文献为依据进行。
文献一收集60人的156篇文章，20万字；文献二中，校内和校外的右派言论是放在一起的，其中，关于北京大学师生共收集24人的45篇文章，10万字，两个文献总共收集北京大学师生64人，201篇文章，30万字，二者收集的作者有重复，但是收集的文章不重复，两者要同时看才全面。
还要做一点技术说明：《文献一》由地质系右派俞庆水兄委托他人录成电子版，由化学系右派纪增善兄校对；《文献二》由物理系右派王书瑶把其中的北大部分摘出，亦由俞庆水兄委托录成电子版，由王书瑶校对，我们发现两个文献中的讹错与不通之处甚多，有的人写大字报连底稿都没有，一挥而就，容易出错；在太阳光下抄录大字报也容易出错；排版印刷也会出错；在录成电子版时也容易出错，在此处引用的时候，我们对有些明显的地方改了过来，实在不明白的就只能随它去了。至于它的内容，我们在“帝王文化与士民文化”一文已经做了一些简要介绍，不再赘述，请看以次各篇的正文。
2011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