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十、百日维新败在失策

电影《甲午风云》一片以邓世昌为国捐躯的悲壮画面结束，不能不使人感受到极大的艺术震憾。实际上，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中国朝野的政治震撼作用更大。中国受辱于欧美尚可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自慰一番，面对本为中国不耻的东瀛倭寇，“洋务运动”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最大骄傲北洋水师竟如此不堪一击，不能不令最保守的清庭臣僚也尤如醍醐灌顶，再也无法安于旧制了，就连前述绕开东交民巷使馆区走的大学士徐桐，也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主持全国的改革。因此，不管歧议多少，变法维新一时差不多成了朝庭上下的共识，甲午战败这个坏事，似乎将成为中国通过维新向工商业文明全面转型的好事。

所谓“维新”，就是仍处在农业文明时代国家的统治阶级在工商业文明压力下，认识到必须进行观念更新和体制更新，建立市场经济，因而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变革。和“洋务运动”不同，“维新”突破了“东体西用”观念，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和民生政治制度的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因此，无论其运作之成败，中国真正向工商业文明时代进军的第一页篇章，无疑是由此开始的，而“洋务运动”则只不过是它的序幕。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运动，是中国坦然承认自己已处于世界边缘文化地位，主动认同工商业文明的开始。

由于此时满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尚丝毫没有动摇，社会上不存在无法控制和不服统驭的政治对立面，因此利用传统王权实现社会转型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的。但是，这场运动为什么差不多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呢？回答很简单，其实它的失败主要是运动的领导人自身素质欠佳致使策略失误造成的。

本文写到这里时，正好看到《新华文摘》95年十一期所载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再反省”——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一文，其中一些论点颇具启迪性。该文将享廷顿把土耳其现代化之父基马尔的改革概括为“费边式的战略”的观点作了介绍后，指出康有为变法战略的四大错误。其一是“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一开始就以传统官僚体制中枢六部的撤除为目标，甚至当康有为奉召请训，荣禄问其如何改革时，康有为竟回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人微而言重，位卑而言高，是帝王时代宫廷政治的大忌，导致丢命的不知凡几。他的说法，自然当下便引起荣禄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忌恨，起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徒然增加改革的阻力，孤立了变法力量自身，并因将皇帝拉到改革派一边而使之失去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其二是“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使新老交替过程不是老树新枝，在老的机体中自然萌发新生命进而取代，不是循序渐进系统发育，环环相扣地天然生成，而是不顾客观条件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和转型中的社会秩序，所有方面同时开始另起炉灶，以致光绪在103天发布了两三百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上谕，完全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生活，并导致许多重要的社会阶层利益受损，许多重要的社会机制失效，新的制度一时又难以建立和健全，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失控局面，为保守派鼓动慈禧发动政变提供了口实；其三是“对传统中心象征的挑战”，即力图以自己匆匆草就的文章，很不成熟的思想，去取代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将本应冷处理以避免麻烦的“务虚”问题挑起来造成了作茧自缚的局面；其四是“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作者指出王朝时代宫闱内幕外人无从得知，信息不足是康有为此一决策错误的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他本人一贯不注重搞统一战线更是铸成此错的重要背景。作者最后指出：“要想使改革取得成功，以上所有这些客观因素作为变法的制约因素，恰恰是考虑问题与作出政治选择的前提与基础。”

固然，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导致传统的官僚体制根深蒂固，使保守派阵营格外强大，这样，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难度大大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但也正因此，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更应深谋远虑，就像两军对阵时，处于战略劣势的一方一开始务必避免正面决战，而以精锐轻骑袭击小股敌人，化战略劣势为战术优势，积小胜为大胜，待局面有根本改观以后再伺机决战全面破敌一样谨慎行事。然而，他们的维新策略却与此完全相反，特别是康有为本人，用梁启超的话说是从来不听任何人的意见，从不考虑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可说是一个恃才傲物轻率莽撞的主将。

作为人微言不轻的五品官员，康有为要担负起这场改革重任，在羽翼未丰、大权未掌之时，首要问题便是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维新大义不可不伸明，但采取行动时应像基马尔那样“谨慎地把一个一个的问题分开，这样就能避免保守的反对者联手对付他的机会。……在每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上，得到相当数量的人，甚至多数人的支持。”“改革次序，从可以取得最大多数人支持的问题上开始，然后逐步移向可能遭遇到最大阻力的问题上去。这种先易后难战略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改革决策者可以从比较容易着手进行改革的成功中，获得新的威望资源，并运用这种资源来支持下一步更为艰巨的改革动作。”“在推进某一项具体改革措施时，经常暗示已经到此为止，并无继续向前推进的意图，而不是把全部计划和盘托出，因为这样只会徒然使‘愚昧者和反动者’得到毒害国家的把柄。当推进某一项变革的条件一旦成熟，又采取闪电式的战略，迅速地加以推行，使反对者来不及积聚力量来阻止改革。”（同前，萧功秦）然而，康有为和光绪帝的行事差不多总是与此恰巧相反，结果，到下诏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传出时，从授人以柄到自毁基业的路也就走到了尽头。

以剪辫子激化矛盾导致旗人怂勇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改变，无论从哪种角度说都太不值得了。当然，政变（实际上最后的因素是袁世凯出卖光绪帝密诏）即使不因辫子而起也不能不为其他失当举措而生，这里的关键倒不是慈禧太后一定要反对维新，这一点后面再作分析，而是维新派的主将们粗心、求快、行轻而少谋，这样，纵有再大的雄心壮志、献身精神仍然于事无补。

“百日维新”因戊戌政变而告终，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时期的第一场悲剧。当经历了太多的悲剧之后，我们在司空见惯之余不能不省悟到，许多悲剧其实还是与主人公们自己的行为取向高度相关，而不应始终只归咎于客观环境的险恶。

康有为以五品微官充任维新主将，光绪帝作为青年君主领导改革，前者在当时的朝庭中无疑有少年得志而盛气凌人之讥，后者对慈禧太后来说更时时有恩将仇报反目夺权之嫌，而他们又都因未经磨难而虚浮狂躁，这样，尽管拥有成功地领导转型的天时地利，对从权术上战胜老奸巨滑又心狠手辣的保守派与慈禧太后而言，宏观条件再好又有何助益呢？

这里的历史教训恐怕是：大大咧咧地做大事业只能酿成历史悲剧，尽管在关键时刻敢于拼搏才能开创历史，但大事业成功的基础永远是小心谨慎。

十一、转型的导向类型

以上是对康梁维新败因的主观根源进行剖析，这里，再从世界近代史看，撇开作为殖民地被强行同化的情况（那对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并不是绝对的坏事）不谈，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成功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帝王导向型，第二类是第三等级导向型，第三类是思想家革命家导向型。下面，我们来对这三种类型逐一进行简述。

所谓帝王导向，就是借助传统权威自上而下地进行社会变革，这样，帝王导向型并不一定非要一个贤明的君主自始至终领导转型，只要传统权威能用来保证转型的进行即可。

应当再次指出工商业文明不是哪一个平民或帝王创造的，而是西方各国商业争霸的产物，是经济竞争的必然。商业争霸、经济竞争使工业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当帝王站在市场经济主体第三等级一边，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社会政治的变革，制定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社会转型就会特别成功特别顺利，英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在后发工业国中，帝王导向的作用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就是说，当本国尚处于封闭保守的农业文明阶段，既不存在市场经济也不存在具有商业致富冲动的第三等级时，英明的君主可以通过向原发工业国学习，制定一系列政策促成市场经济的产业和发展，并进行相应的社会政治变革，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从而逐步完成社会转型。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完成转型要因难得多，完成之后反过来人们也会明白这种帝王是多么值得崇敬和感谢。众所周知这方面的成功典型正是我们东邻日本。

所谓市民导向型，是指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市民已成为社会最富有活力且人数庞大，足以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进程，而帝王或其他典型的专制者的政策又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专制势力和特权阶层也拼命压制市民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市民不得不奋起反抗，从而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摧毁特权制度，清除专制势力，举起博爱、平等、自由的权利本位观念大旗，通过彻底变革上层建筑，来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全面转型。市民导向的典型是法国，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市民出面完成社会转型任务的光辉范例，20世纪90年代大部份东欧国家的民主变革也属于这种类型，由于这种转型具有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广大的市民的直接参与，故在革命震盈之后社会能很快地进入成熟的工商业文明阶段。

思想家革命家导向型是许多后发工业国家完成社会转型任务的方式，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通过帝王传统权威来完成社会转型任务失败，思想家从精神领域革命家从社会生活领域站出来，以体制外的途径自下而上的要求变革，通过激烈的竞争取得社会转型的主导权，进而努力完成转型任务。

必须指出，通常人们总是把市民导向型和思想家革命家导向型看成一码事，因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自下而上和暴力革命。然而实际上这二者具有本质不同。例如法国大革命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必然结果，因而革命家在其中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市民的普遍觉醒使革命结果只能是权利本位观念的确立，拿破仑专制得以确立的原因也正在于他从经济到政治社会诸方面均推行了有助于市场经济、契约社会的政策，因此 ，其个人的绝对权威是建立在市民社会需要之上的，与农业文明中义务本位的君主专制虽然在表现形式上相近，实质内容却恰巧相反。中国和俄国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则主要是思想家革命家在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对农民阶级和激进青年的煸动人为发动的革命，因此，作为其主力的成员意识形态大都还是义务本位观念的奴隶，这样，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有了保障，是否能迅速完成转型不仅取决于革命能否速胜，还取决于革命领导人掌权后的政策取向。

由此可见，市民导向具有顺利完成社会转型的必然必然性，思想家革命家导向的革命成功后其社会前景却琢磨不定，转型的成败快慢是革命政权的政策及其政策变化决定的。

由上可知，尽管原发工商业文明国家和后发工商业文明国的家社会转型均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形式，但两者之间的情况大不相同。须知，后发国一开始并没有社会转型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是原发国的商业乃至武力入侵从外部强加的，显然，在这种国家里能通过接受原发国的启发将社会转型内化为本国需要的只有四种人：

第一首先是官僚阶层中的精英份子，因为只有官僚阶层最先接触工商业文明。

第二是君主帝王，他们作为统治者随时需要掌握国内外动态，故也能最先感知或通过官僚阶层得知工商业文明。

这两种人如果能高瞻远瞩合力同心，自上而下的进行变革就较容易取得成功。

知识阶层具有价值建构道德传承的使命，作为民族文化的守护人，他们中的精英当然也会最早认识到转型的需要，并通过文化工具向上层统治者（即前两种人）转达，对下层民众进行思想启蒙。

当社会对传统权威开始失去信心时，从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中产生出新型领袖人物——社会革命家就会应运而生。但社会革命家要主导社会转型，就不能不以取代传统权威为前提，因为后发国要想快速转型归根结底离不开自上而下的变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下而上的革命只是手段，目的仍是利用社会控制权进入社会控制中心，并通过社会控制中心对社会进行工商业文明所需的改造。

已经阐明，后发工业国要完成社会转型使命，基本任务是促成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成熟，无论是帝王导向还是思想家革命家导向，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在市场经济不强壮，市民社会不成熟的情况下，社会对权利本位观念的需要也不强烈，这时革命倒是很容易发生，但革命的目的也容易从社会转型扭曲为义务本位观念下的改朝换代，武装夺权。众所周知，义务本位观念中权力至上，“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政权必然落入野心家之手，这种武装夺权的革命结果，自然也与社会转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从而很容易使革命由社会转型的手段变成了为新型专制主义者上台的工具。因此，事实表明，后发工业国真正成功的典型不是革命而是帝王导向。

文明的特点之一是需要社会权威，帝王的传统权威用于社会转型无疑使转型过程变得最直接最简洁，虽然这种转型的最终结果实行平民统治并化解帝王权威，但在转型的开始和很长一段时间内二者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在这里，最大的关键是帝王能否认识到这种历史的必要性并坚定不移地稳妥进行。所谓帝王导向当然也不是帝王个人极其家族的事情，而是通过帝王的最高权力动员起社会固有的权威系统，包括能够为转型起动阶段服务的官僚集团，原有的规章制度，传统文化中的超历史因素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格局等等，让它们一起来为转型服务，使新型工商业文明因子像树种扎根在枯树上一样，把它们作为新型社会机制的生长点，从而在体制内把反对转型的保守势力消弥于无形中的同时，使之成为新机制生长的营养源。用这种办法创造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及培育新型文明因子并不直接威胁社会原有即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害，故阻力相对较小，成功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一旦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均会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向工商业文明全面转型就是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人们的善良愿望或理性的设计所能决定的，当它因为种种原因失去帝王导向的机会后，社会便不可能不另起炉灶重建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和帝王导向比较起来艰难多少，副作用大多少，思想家革命家导向都取得了历史的合理性。

同时，无论革命还是其他类型的大规模社会变革既然无法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这个基本任务的历史要求，那么它就应迅速完成权力结构重建这个首要任务但也只是派生性的任务，从而尽早回到解决更根本的社会问题上来。然而，在没有强大的市民社会压力的情况下，建立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型权威系统的努力本身极易被传统式的争权斗争所取代，而夺取了权力的革命家也因拥有不受约束的强大权力而容易走上通过独裁而长期垄断政权，忽视乃至无视社会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建设的基本任务。因此，在思想家革命家导向的国度，社会转型情况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固然，在革命后迅速完成其历史性的基本任务是有可能的，但也容易陷入无休无止的争权斗争和新型的独裁专制的泥潭。在后两种情况下，国家和人民都将为转型付出物质上、时间上和生命财产上的巨大代价。
不幸的是，我们中国恰恰遭遇到了最坏的命运，在革命后不仅未能迅速建立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而且既经历了无休无止的争权竞争——历时四十年的军阀混战，又在此后陷入了至今无法脱身的现代专制主义的泥潭。

十二、大势已去，“新政”必败

康梁维新是中国在帝王导向下转型的一次尝试，由于光绪帝权威有限，更由于康有为变法策略失当，导致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康梁维新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帝王导向型的社会转型尝试。

帝王导向转型并不特指某一位帝王本身成为转型的导向者，而是泛指通过传统的帝王权威来完成转型，正因此，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以后实行“新政”，也是帝王导向转型的一次尝试。

的确，正是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断送了百日维新，但她与光绪的矛盾与其说在于守旧与革新，不如说是具有缓进与激进色彩的权力之争。史实表明，甲午战败之后，朝庭里的保守派也大都开始赞同革新，而慈禧太后更以一贯支持革新自居。据当代史家称，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后，慈禧太后曾对光绪表示，她平素亦有变法之意，并举出自己于同治初年采纳曾国藩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为例，表明支持变法的一贯立场。在扼杀百日维新并稳定政局之后，她又适时地调整了政策，大力推行所谓的“新政”以跟上时代的变化，这些“新政”措施不仅是“百日维新”的继续，而且大大超出了它的范围。

“新政”运动包括：废除科举大办学堂，广派青少年出国留学，培养了一大批新型人才；设立了商部，允许成立商会，制定了商律，奖励实业发展，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和成长创造了条件；编练新军，整顿海军，加速了军事现代化建设，以后又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直至预备立宪等等。

特别是在1908年，清庭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自次年起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颁布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要求在1912年内城镇乡地方自治达到初具规模，第八年城镇乡、厅州县地方的自治一律成立。设立咨议局、资政院、调查户口、编纂法律等有关政治改革的措施也开始逐步落实。

显然，如果中国的社会转型以此为契机自上而下地持续开展下去的话，其结果将是任何社会革命所无法比拟的，但是，这场“新政”为什么还是归于失败呢？当代中国学者朱英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清末新政失败的直接原因”，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格局演化状态来看，“新政”失败也具有历史必然必性。

与“百日维新”败在策略有误完全不同，“新政”的失败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时代原因。

“百日维新”开始之时，中国社会尚基本处于农业文明时代的静态状况下，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尚完全处于潜在状态，社会上既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市民阶层也没有形成近代知识分子集团，中国与外在世界在精神上也相隔一个时代，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遭到传统势力的顽强反对，却没有任何体制外的力量对它的领导权进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社会进程的唯一场所在宫庭内部，所以，只要维新领导人策略得当，始终稳住中间派，孤立少数极端保守的顽固派，牢牢掌握最高权力，通过改革的成功事例不断扩大权力的合法性资源，就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然而“新政”虽是“维新”在社会转型意义上的继续，从政治上讲却是后者的敌人之所为，仅此一点就决定了它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政治力量。更重要的是，“戊戌政变”还促成了中国其他在野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即除了流亡海外的“维新”领导人之外，又催生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新政”的实施也使立宪派在体制内获得合法萌生的温床，这三种势力对清庭的国家权威、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均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中国社会进程已不再由清庭的最高权力而由它们之间的力量消长所决定。

“戊戌政变”之后，中国社会的市民化进程明显加快，因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大都市迅速发展出工业时代的城市功能，由于现代新闻机构的兴起，各种最新的世界思潮开始对中国社会发生即时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近代知识份子阶层已形成，并通过文化、教育、新闻诸种方式对社会发挥重要的启蒙和导向作用，这样，中国社会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从思想方面，均已进入清庭即无法控制又无力引导的自发转型的失序状况。众所周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维新”副将梁启超虽身居海外，都成了执中国與论界牛耳的天之骄子，从这种意义上说，清庭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领导权。

对“新政”更直接的威胁，则来自“戊戌政变”间接引发的满汉民族矛盾。“剪辫子”风波虽导致了“维新”的失败，却是满汉矛盾激化，满清少数民族统治问题受到国人严重关注的开始，从结果上看，也是慈禧太后和晚清统治者“新政”必败的象征。在“维新”官员纷纷逃亡国外，海内外激进人士开始对清庭绝望的情况下，革命势力也迅速崛起，作为彻底变革社会的先锋派人物，他们在尚处于农业文明时代末期的中国最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口号当然不是民主人权而是反对满清的少数民族统治，正因此，孙中山“驱除挞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不仅能得到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汉人的无条件支持，在清庭内部也具有极大的分化瓦解仅占极少数人却控制着决策权的皇族和高级旗人与占大多数人而行使执行权的汉族官僚的关系的作用。

因此，对“新政”来说，其成败已不是自身的策略问题。面对迅速壮大的野势力和无法遏止的满汉矛盾激化状况，清庭的权威无可挽回地彻底崩溃了，其合法性的消失虽不是“戊戌政变“的直接结果，却是它的必然命运。

具体地讲，慈禧太后在发动政变以后无论采取什么政策推进社会转型，也无法改变清庭主导这一进程所需的道义权威完全丧失的现实，只能依靠所剩无几的传统权威和力量权威。这样，她在世时尚能勉强支撑残局，在她死后不仅传统权威进一步下降，力量权威也因掌握在北洋势力和地方势力（两者均以汉人为主体）手里而名存实亡，而清庭又连个像样的皇帝继承人也找不出来，因此，其前景之暗淡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已经在各种意义上催生多层次的加速度变化，这里，我们只简单地谈谈其中的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百日维新“本身的影响，对维新派的镇压、革命派的起义和立宪派的和平请愿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推动，工商业文明的“欧风美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如果说，以光绪主导维新的话能够稳操胜算其最大的筹码在于他走到了全国民众的前头，那么，“新政”时代社会已经因为“维新”的启动而进入自发的转型时期，社会需要已经走到了皇权的前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清庭要想调和各个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互相冲突的要求，对社会变革进行统筹安排，牢牢地掌握社会转型的主导权也绝非易事，何况上述各种势力本身均在体制内外与它争夺权力呢？

第二，清庭内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已经极大地不利于皇权。早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时期，清庭的军事指挥、调度、招募、管辖权就因镇压需要而下移，开始直接为督抚统辖，致使湘军淮军迅速膨胀，战后这种局面就延续了下来。与此同时，财政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中央政权已无法对地方上加以控制，只是由于各省督抚的任免和调署权仍由朝庭控制，才继续维持着大一统的局面。1900年清朝对外宣战诏书颁发后，东南各省督抚竟私自与列强达成“两不相扰”的东南互保协议，这种作法无疑为后来产辛亥革命时代纷纷宣布独立埋下了伏笔。

第三，前面已简略地提到，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萌生的各种社会阶层已进入迅速成长阶段，尤其是私营工商业数量骤增，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其中外资和租界对新兴工商业的推动作用尤其不可低估，这些社会力量作为新型工商业文明的基础，不仅从根本上说最终会使一切皇权陷入崩溃，从当时来看也已经成为反清力量产生的温床。

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本身就是一个极不平衡的动态过程，随着转型的开始，新的政治经济文化集团不断产生壮大，旧的集团则不断萎缩，消失或者变化，新旧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不仅会迅速激化，而且十分错综复杂，绝不像农业文明社会内部的矛盾那样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进行硬性控制的，要保持对这一进程的主导作用，不仅要求主导者具有坚定的意志、高明的策略和灵活的应变能力，更需要有对工商业文明的充分认识，从而产生创造历史的宏图大志。可是在慈禧之后，清庭连一个传统型的权威人物也推不出来，而同时去世的傀儡皇帝光绪的接班人更是一个年仅三岁的幼儿，以这种软弱无力的朝庭在风诡云谲、瞬息万变的转型时代，怎么可能维持一个几十万人的少数民族对五亿汉人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统治呢？

所以，应当说清庭的“新政”无疑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自上而下地进行全面转型的又一次尝试，这种尝试本身是值得称道的历史事件，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变化是由于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借社会转型之机迅速高涨）它却只能必然地无可避免地归于失败，尽管这次失败的原因绝然不同。

然而，当我们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的时候，却并没有理由为辛亥革命使“新政”失败而庆幸，因为满清王朝的覆灭并不仅仅是清庭的悲哀，更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注定要倍受磨难的象征。

君主专制和民族统治在二十世纪走向式微是历史的必然，但作为历史造成的现实如能以它们来主导并完成社会转型也未尝不是好事，如前所述，英国、日本都是如此，意大利、德国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须知，帝王的权力崩溃，在后发工商业文明国家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支撑，而具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大都又和农业时代的思想观念具有某种直接间接的联系，因此，革命的结果不但不能保证全面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反而可能像控制论告诉我们的那样，在失控之后，任何最微小的外力都可能使系统无限地偏离原来的正常运动轨迹，如此一来，社会为转型付出的代价反而比暂时容忍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大出许多倍了。

既然清庭“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异族统治，那么，我们不妨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太平天国革命成功，中国的社会转型将会怎样？

应当肯定，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的确为中国在汉人君主统治下进行社会转型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如果抓住这个机会，实行“新政”时民族革命干扰社会转型导致中国走向军阀混战的历史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那么，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呢？许多人把它归咎于太平天国的内讧和帝国主义势力直接帮助了清军。（像范文澜就把它归结为三个主观原因即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和安乐思想以及两个客观原因即外国侵略者和满清勾结、没有工人阶级领导），这类看法或许忽视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本文前述清朝早期将中国推向世界农业文明顶峰这一事实使当时汉族的知识精英仍然认同满清王朝，因此，满清王朝的道义权威在大部分中国人中间尚丝毫没有动摇。

这一点，仅从太平军内部几乎没有什么著名知识份子，而镇压太平军的主帅曾国藩倒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儒将之一即可看出。而事实上因镇压太平军为清庭“同治中兴”立下汗马功劳的汉族知识精英以曾国藩、左宗梁、李鸿章为首形成了三大集团，正是他们作为晚清政府适应时代变化的一翼与由满洲贵族、官僚、绅士及八股士人组成的顽固派共同支撑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反观太平军内，由于缺乏知识份子，更没有一个知识精英集团，因此，无论哪一方面的政策不是幼稚可笑便是过于理想主义而无法实施。比如1853年英使文翰亲去南京“视察太平天国实况”，太平军视央为“属国”（外交），再如一方面实行严格的等级制，一方面又倡导国与国、人与人、男与女、贫与富的平等，从而使社会实践与社会理想完全对立，反对天主教而和基督教做兄弟，完全否定儒教、抛弃孔子牌位而不顾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否能够接受这种作法，甚至连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政治策略也未能始终一贯地加以运用（政治、思想、宗教），作为太平天国基本政治经济思想的《天朝田亩制度》，更以一刀切的办法按平均主义思想指导分田法，这种闭门造车的空想政策当然无法实施，至于“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之类的政策，更是荒诞不经，无法实行的自毁之道。

正如毛泽东所云，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无法战胜敌人的，任何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知识精英的骨干作用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尽管满清是少数民族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阶层从总体上说仍拥护皇权而反对造反，并由此创造出一个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则不仅说明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尚非常巩固，而且表明汉族人的民族主义意识若非社会转型需要引发，是很难在清王朝将中国推向世界农业文明顶峰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面前抬头的。

因此，中国失去在汉族皇权下完成社会转型机会一事，只能表明满清王朝因其早期的巨大成就而具有继续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在这种情况下，到清末“新政”时期，民族主义借社会转型之机高涨本身，就仿佛重病初愈的人服了大量激素，一时觉得自己力大无比无所不能，但赢弱不堪的体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改变，真正想干成点什么事必然力不从心。应当说，正因为这种情况，才导致了中国现代史上“救亡的自我实现”的悲剧，这是后话，适当时再重新提起。

十三、辛亥革命的两重性

中国大陆史学界为配合当局的政治需要，不仅常常任意剪裁历史，而且喜欢对历史事件任意定性质定调子，然后再从这些原则出发去演绎历史。例如关于辛亥革命问题，有人称：“理论的挑战首先来自海外，因为曾经盛极一时的形形色色‘绅士运动’说和我国某些台湾学生的‘全民革命’说，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以至根本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为了回答这种挑战，不仅需要说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具体情况，说明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它们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而且需要着重从理论上说明到底应该怎样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五期《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如何深入》章开源P114）学术上有不同观点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也正是它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为定于一尊而“回答挑战”，就不是为了深入地认识历史而是为专制主义张目。

史学研究的第一要点是尊重事实，但同一事实可以有许多绝然不同的解释，每一种解释又可以找到各种证据加以似乎理由充分的说明，正因此，其中许多争论必然会长期持续下去，人们的认识也由此而不断深化，在这种情况下，倒是那些不许置疑的理论原则，就像从来没有得过伤风感冒的人一样对疾病的抵抗力最差，一旦遇到挑战就很难站得住脚了。

辛亥革命最先不过是一些下级军官的仓促起事，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庭宣布退位，也仅仅在武汉、上海等少数地区发生了革命军与清军之间的对峙，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社会变革来说这是规模很小的战斗，其他许多省区只是以脱离清朝统治宣告独立的方式归附革命而已，更重要的是，清庭重臣袁世凯在此关键时刻背叛旧主拥兵自重，他挟革命以制朝庭、挟朝庭以制革命，以清庭逊位换南北休兵，通过宣布效忠民国将国家权力揽入怀中。

这一简单的事实表明，辛亥革命的所谓“资产阶级性质”即使属实也没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场革命的成功并不是革命者的力量大到足以发动一场成功的革命，而是仅仅作为一个发火装置引燃了清庭内部的汉族官僚排满自立的干柴，从而烧毁了清庭的最后一点残余权威。

正因为革命势力在辛亥革命中只起了十分有限的实际作用（当然也起到了最根本的意义作用），其他因素则使它结出了巨大的果实，所以，这个果实也就主要不是由革命势力来享受，而由其他因素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空谈它的革命性质对深刻地理解中国这段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多大价值，进一步说，科学的研究中定性是重要的，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只有全面具体的定量分析，才有希望弄清事物的全部意义，何况，仅仅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也并不完全准确。

事实上，凝聚在孙中山、黄兴周围的革命力量，当然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和促成因素，但从戊戌政变以后，维新派在海内外广泛开展的活动对这一进程的作用绝不可以低估，尤其是與论骄子梁启超在当时的宣传启蒙作用，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维新派在海外、立宪派在国内的发展，而且使许多知识青年通过他的启蒙然后又加入了革命派的阵营，从这种意义上说，革命派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得益于维新派的活动，不要说革命思潮历史地讲也建立于维新变法及其失败的基础上。至于立宪派从体制内外推动清末“新政”运动，则不仅是对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预备工作，而且也通过公开、合法的活动极大地削弱了清室的残余权威，起到了流亡海外的维新派和秘密准备起义的革命派所无法发挥的作用。这样，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中发挥了作用的在野力量除开革命派外还有维新派和立宪派，它们三者既形成一个历史进步的梯次，又构成促成辛亥革命的三大派系。

然而，把这三大派系的力量全部加在一起，也根本不足以完成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何况它们三者也绝不可能完全凝聚在一起去颠覆清庭。

真正颠覆清庭的力量在满清王潮体制之内，那就是在镇压太平军后崛起的地方势力和清庭编练的新军北洋势力，甚至武昌起义本身也不过是潜伏在新军中的革命力量揭杆而起。

在大一统的中国，正常情况下地方军政长官只不过是中央集权政府的工具，但自古以来，只要形势一紧张，中央政府控制能力下降，有个风吹草动后地方势力就会拥兵自重，伺机扩充实力，不仅互相残杀，而且随时想问鼎中原。作为少数民族统治，清庭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没有被地方势力肢解，反而获得了“同治中兴”的转机，说明其政权曾是相当稳固的。但是，从根本上说，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府是不可能解决地方瓦解中央的威胁问题的，何况一个仅占总人口数百分之几的少数民族政权呢？一旦各种社会诱因引发民族矛盾，异族专制的中央政府当然顷刻间就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再说北洋势力，作为清庭编练的中央直属新式军队当然是为其统治服务的，但编练新军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对清庭都是双刃剑。固然，在现代条件下只有新军才能有效地保卫国防和政权本身，另一方面不仅新军的训练指导思想从很多方面说与君主专制格格不入，而且其官兵只能以汉人为主体，这样，它也等于在训练一支从思想到人员都必然会反对清庭自身的强大的军队。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不仅一部分新军或迟或早直接成了反对清庭的革命力量，而且它的主力在袁世凯控制下最终也成了对清庭进行逼宫的反叛势力。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从军事力量对比上说，如果清庭是汉人政权，那么袁世凯非但很难作出背叛皇室的决定，新军主力与革命势力进行决战也势在难免，它们彻底打败一无军事后援二无财政支持的非正规化的革命力量将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武昌首义能否发展成燎原之势也殊堪疑问，因为没有少数民族统治这个前提，江南十余省相继宣布脱离中央的局面也几乎不可能出现。

从辛亥革命时中国社会的心理层面来看，普通民众既没有民主共和的主观愿望，也没有受到什么启蒙教育（中国的启蒙时代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主要是“五四”前后），根据笔者青年时代从老一辈市民中的直接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情绪特征是汉民族的民族复仇情绪在迅速高涨，社会上纷纷传言“八月十五杀鞑子”，根本没有什么人指望民主革命，更不知会带来什么别的结果。

显然，清王朝的覆灭并不是被要求进行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全面转型的新生力量造成的，也不能归结为哪一种社会政治力量爆发造成的结果，而是由五种互相冲突甚至格格不入的社会政治力量——体制外的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和体制内的地方势力、北洋势力共同瓦解的。这五大势力之所以有意无意，而且主要是无意地联合起来瓦解清庭，唯一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绝大部分人是汉人，它们也均以汉人为主体。

对清王朝来说，这正是近三百年统治中最可怕的梦魇成真，对五大势力和全体汉族人来说，则无论他们互相之间有多大的矛盾纠纷，推翻满清少数民族统治对他们统统都有益无害。

所以，历史的结论是：就辛亥革命的宗旨和起因而论，它是一场以社会转型为目标的民主革命；就辛亥革命的成因和结果而论，它却只是一场汉民族的民族革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