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十四、“五马分尸”天下大乱

既然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地方势力和北洋势力在推翻清庭中均起了作用，而且正是它们的合力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覆灭，那么在分享辛亥革命的成果上，当然不能以革命派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善良愿望为转移，而首先取决于上述五种势力的实力对比，其次取决于它们的分化组合、阴阳消长和斗争结果。当然，整个局势的最终变化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高度相符。

应当放弃简单地把辛亥革命看成一种社会进步的观点，因为从社会转型角度看，情况要复杂得多——本来，直接由清庭主导时，问题只是“怎么办”，辛亥革命以后，“怎么办”却退居其次，首要的问题都变成了由什么人来主导，即“谁来办”。由于革命家导向不可能像第三等级导向那样在革命后迅速解决“谁来办”的问题，因此“谁来办”的问题在各种势力争权、尤其是专制主义残全势力犹存的情况下，又会变成“谁来掌权”，“因什么方式取得和维持权力”，“办不办”（社会转型）的问题。这样一来，从社会生活实质上说，历史进程因问题的复杂化反而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倒退，而中国真正要完成社会转型，还是得等到权力争夺的尘埃落定之后，再从“怎么办”重新开始。

我们早已指出，真正具有社会转型意义的革命，其结果必然发生从义务本位（即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观念的全面转移，并相应地从官本位向民本位、从政本位向法本位转移，这样，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成功后，权力的产生程序必然从武装夺取转变为由民众权利通过普选来授予。既然辛亥革命只是一场虽以民主革命为目标却只有民族革命之结果的革命，那么，作为目标而产生的“临时约法”对中华民国而言虽然是有形式上的至上性，其实际价值却不能不由参与这场革命的诸种势力所决定，民众权利决定社会权力的法定程序也和民众权利本身一样毫无保障。总之，形式上已确定的权利本位，民本位和法本位与北洋势力地方势力乃至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骨子里在不同程度上残存的权力本位，官本位、政本位思想之间的深刻矛盾，不能不以鲜明的色彩和尖锐的社会冲突形式表现出来。

给各种势力贴观念标签是没有意义的，由于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影响，无论我们对哪一种最民主的最先进的势力进行分析，都不难发现它们身上以及它们的制度和它们的行为方式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其制政治——权力本位、官本位、政本位观念残余，另一方面，由于世界潮流和中国历史的进步，无论我们对哪一种最专制最保守的势力进行分析，也都可以发现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顺应时代并愿意推进社会转型的可能。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对它们不加分析地一律予以肯否，而是指出一个人们普遍忽视了的事实：那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度里，工业文明的压力和影响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在没有丧失政权恐惧的情况下，专制政权自身也会从社会经济角度着手开始向工业文明转型，就像满清王朝曾经做过的那样；相反，在多种政治势力并存，又都不愿意遵守权利本位观念下的一元化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各种政治势力——哪怕最倡导民主的政治势力也可能为一党私利而率先践踏法治原则，从而形成一个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时期没有多大区别的武装割据，军阀混战局面，而这也正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演化的写照。

应当说，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是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它们均是以社会转型为宗旨的进步力量，也均以政党政治建设为已任到维新派、立宪派和部分北洋学以王揖唐为首的统一党中多袁世凯集团人员，1917年后在段祺瑞授意下组织安福俱乐部，从而完全回归北洋势力）将他们的共和、民主、统一立宪合并为进步党，宋敦仁也先期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成国民党的时代，两党之间的政调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了。到第一次正式国会开幕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了。到第一次正式国会开幕时，国民党的政钢是：一、促进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实行种族同化；四、注重民主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进步党的政纲是：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行。显然，国民党政纲所强调的发展地方自治和实行种族同化从根本上说与进步党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界限已经不是根本性的政治方向，而是各自的实际政治利益，就政党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对他们来说事关最高原则乃至是休戚与共一损俱损的。也正因此，如果他们能求大同存小异，在互相竞争的同时共同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以法治原则高于党派利益为行动方针，那么，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政局演化很可能朝有利确立民主政治和法治法律的方向发展，从而顺利地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全面转型。因为这样一来，它们在和清庭内部分裂出来共同促成辛亥革命并承认“临时约法”，也确实具有一点顺应民主潮流意愿的北洋势力的地方势力的颉顽中始终掌握历史的主导权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至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也并不能和袁本人划等号，起码他们中的多数人是认识到复辟帝制绝无出路的，其拥兵专权固然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在社会走向动乱的时代，这么做也未尝没有不得已的成分，此外，像筹安会元君子复辟帝制的清愿除了个人利欲之外，或多或少也有着一些重建强大权威惟加速富国强兵的理性故虑，例如开中国近代译述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先河的严复，晚年参加了共产党的杨度等人，恐绝不能目为与袁无异只想通过称帝捞取个人权势的野心家，当然，无论他们客观上有着多么善良的理性意愿，在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应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以后逐渐演变成军阀的地方势力情况也同样如此，首先，他们并不是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的人，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现代文明精神的熏陶濡染，尽管确实有小部分是像张勋那样顽固的帝制派，或像张作霖那样的蛮横悍匪，但多数还是能够尽职尽责的地方导政长官，从总体上说，他们的人品、能力既不比其他时代的同类人更好，也不比那些人更坏，使他们变成军阀的原因并非是这些人的自我设计，而是政局混乱中自保自强导致野心膨胀的结果，如果总的社会局势是往法治社会方向演讲，那么，他们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必然均会扮演维护稳定的重要角色。总之，就他们的个人行为中的专权和残暴及给社会带来恶果而论，他们本人当然难辞其咎，但就整个地方势力的军阀化来说，却因属形势使然而应予以理解。

当然，在辛亥革命后的政局中，北洋势力和地方势力作为即得利益者和实际当权人物，即因传统的影响也因形势的有利，很自然地成了维护权力本位、官本位、政本位的落后势力，尽管他们大都并非冥顽不化，愿意有条件地认同民主政治，对《临时约法》也表现了一定的尊重、敬畏，但一旦破坏约法的现象在进步力量方面出现，他们也就开始毫无顾忌地践踏法制原则，公然推行武力至上的强权政治逻辑了。

值得指出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毕竟进入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时代，从历史的必然性上看，无论强权政治如何猖獗一时，也没法避免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境地的命运，这样，对国政局演化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北洋势力、地方势力，而是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即进步党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从这种意义上说，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和法治建设归于失败，国家一步步陷入分裂、内乱乃至军阀混乱的泥潭，虽然就形式上看犹如五马分尸一样将清庭覆灭后的中国扯了个七零八落，但主要原因只能从作为进步力量的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自身的不成熟导致的政策和策略错误方面去寻找。

当代学者谈论这段历史时，十分强调当时的社会经济承受能力之低是比袁世凯称帝和军阀专权更基本的致乱因素，因为没有市场经济和契约社会的一定成熟程度为依托，离开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对社会自上而下的刚性控制，社会就必然陷入松散混乱状态。这种看法的正确之处在于其指出了后发工业园。革命家导向完成社会转型时的艰难和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演进方向的不确定性，但从社会的必然进步有赖于充当它的自觉工具的先进力量的现实活动方式上看，也就是从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上看，上述看法恰恰忽略了导致法治权威崩溃、社会失序加剧以致酿成几十年军阀混战的根本原因——作为历史导向力量的进步党和国民党的一系列错误决策。

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供今天中国社会全面转型作借鉴的角度说，研究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和法治建设共败的主观因素更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十五、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几因浅析

清朝末年，中国国内最活跃的政治力量并不是处于地下状态的革命势力，而是能够公开活动的立宪派，对讨论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建设问题而言，立宪派领袖汤化龙正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尽管民初民主力量中进步党的影响远逊于国民党，在进步党内汤化龙的影响也远逊于梁启超，可是，就始终一贯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以及民初政党政治的兴起和衰败过程来说，汤化龙都是一个提纲挚领式的人物。因为在清末正是以汤化龙为首的各省辖议局联合会一再组织全国各地的立宪志士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反对清庭仿效日本搞集权立宪，要求像英美那样分权立宪，并为此而遭到清庭的迫害。民国初年，他和其他立宪派人物一起成立了民主党，然后和梁启超为首的共和党，王揖唐为首的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与整个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政党国民党在国会中相频频。到1917年，孙中山因段祺瑞解散旧国会而令国民党籍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进步党人不久也被北洋势力挤出新国会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建设尝试既已宣告失败，次年九月汤化龙遇刺身亡，梁启超因厌倦党争而在此前已宣布脱离政治，进步党也就在群龙无首的状况下自生自灭，从而为民初政党政治尝试画上了句号。

作为进步党主要组成部分的荼和党，是在北方组织共和协进会的籍忠寅在辛亥革命后，南与下原属光复会后改为民国公会的黄群，陈叔通一起到武汉，与孙发绪、孙武、时功玖等人组成的民社会晤，然后由三会合并而成立的，后来，梁启超才应邀加入并成为精神领袖。以王揖唐为中心的统一党人数最少，临时参议院成立时，经多方联络，北洋系议员纷纷加入，人数才有较大增加。

1912年8月，各省依照临时约法和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1913年1月10日公布第一届正式国会召集会，4月8日上午11点，全体当选议员到北京举行第一次国会。经统计，国民党议员将近五百人，在参众两院均占绝对多数，共和党议员不足三百人，民主党议员不足百人，统一党议员也只有一百多人。

据说，袁世凯对国民党势力之强深感震惊，逐促使梁启超、汤化龙、王揖唐把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进步党，以便与国民党在国会中抗衡。

但是，三党合并的更重要原因至少还有两条，首先，它们均属清末在体制内外从事和平变革的重要力量，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大体一致的政治理念和相对温和稳健的策略，其次，此前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了“毁党造党”说，主张国内各政党求大同存小异互相结合，造成两个对立的大党，以作为责任内阁制的良好基础，宋敦仁正是受此说启发，先期（1912年8月）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为国民党，因此，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应主要它们的内在条件和国民党的先例所促成，即使袁世凯对撮合三党起了重大作用，他的这一举动也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对形成最简约的政党政治——两个大党在国会中互相抗衡——也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他的这一做法对民主政治建设应说是有功无过。

1913年2月29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公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那彦国、孙武、王揖唐、王印川等为理事长，林长民为秘书长。进步党以国权主义为宗旨，与国民党的民权主义相抗衡，前面已经谈到过，这时两党的政纲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进步党的政策相对而言比较保守，这样，许多较稳成的旧官僚纷纷加入，一些主张缓进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包括后来的中共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也加入了该党，并在梁、汤手下主编机关刊物《晨钟报》）。进步党虽由三党组成，只有共和党的梁启超、民主党的汤化龙和林长民等人对党务很热心。此即进步党成立时的概况。

1913年4月26日，参议院选举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因民党仍占上风。4月28日，众议院选举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进步党获胜。

应当说，至此为止，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民主政治建设的第一步是非常成功的，各方面的运作手段均符合民主政治要求。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丰，显然，如果就此形成良性循环，上下一心，循序渐进，那么，要不了十几年，中国就能奠定坚实的民主政治基础，并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调控能力，顺利完成契约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建设，从而使中国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

此时，欧洲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边缘，西方国家对中国不仅没有什么压力，而且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求于中国，所以，从国际环境方面看，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建设也十分有利。

然而，国运不昌的齐县神州却让宝贵的历史机遇再度失之交臂，不仅未能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反而一步步陷入军阀混战状况。究其原因，人们通常总是将责任归咎于“窃国大盗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北洋军阀政府，事实上，这种看法未必准确。

对民主政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遵守法治准则，然而，民国初年最先践踏法准则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均奉为中国民主革命领袖的孙中山。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于上海东站，据说，主持刺杀的是袁世凯的内阁代总理赵秉均，当上海特别审判厅公布审讯和候缉结果并传赵秉均到案时，袁世凯立刻命其党徒制造“血光暗杀因”之类的案件让北京高等审判厅传讯几个国民党要人；随后，袁世凯又秘密同英法美俄德“三国银行团”谈判借款，待到成交时才突然宣布出来，并不顾国会的反对命令经办人于四月二十七日签订了合同，据说，这次借款的目的，是为了扩充军备以对付国民党人。

在这种情况下，身为民主政治的创导者，孙中山不是用法治手段来对付袁世凯的违法行为，而是完全无视由他本人参与制定的民国约法和国会的权威，公然号召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发动了以“二次革命”著称的“宁赣之役”，姑且不说这次行动在军事上的轻浮莽撞，从政治上说，国民党内的大部分国会议员也是坚决反对的，他们正确地提出了“法律倒表”方针，可惜身为民主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却置若罔闻。

与此同时梁启超及进步党根据其一贯保守稳健的立场，认为当时中国的惟一药方是开明专制，只能由此逐渐开导人民，实行所谓的“保育政策”以期渐进于民主，梁在国会开会前夕特地发表了《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阐明了上述观点，并指出“革命之后必然接着革命，其结果只能是‘生灵涂炭’，‘国事日非’”。从今天来看，梁启超的这些看法已被历史充分验证，二十世纪上半时的军阀混战乃至连续大半个世纪的“不断革命”表明从理论上讲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乃至英明的，但是，就当时的政治而言，他把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从而对袁世凯的滥用权力乃至施展暗杀手段持完全姑息迁就的态度，则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决策错误。因为袁绝不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根本没有把社会转型重任放在心上的帝制遗子。这样，1913年6月13日，梁启超作为主席召集进步党开会经多数成员同意决定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结果，到10月初国会开会制定宪法和选举总统时，却摄于袁世凯的淫威曲意迎奉他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旨意，并在袁所派军警和所谓“公民团”包围国会相威胁的情况下，经过一天半的艰难折冲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这个帝制遗子之所以在近两年时间里不敢轻举妄动，无疑是因为民国约法对他尚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他约法的真正权威当然不是那一点文字，而是包括国民党、进步党乃至地方势力在内的全世国民众的共识，正因此，他才不敢冒天下之大韪而专权乃至称帝。但是既然孙中山已经通过发动“二次革命”而践踏了约法和国会的权威，国会又已经将大总统的帽子正式戴到了他的头上，进步党人更对他一味姑息迁就，他亲自出面摧毁约法和国会的时机当然也就成熟了。十一月四日，袁世凯借口国民党人举行过“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章、证书，从此，参众两院再也凑不足法定人数，国会事实上停止了活动。

这样，由于孙中山错误地放弃法律手段而武装讨袁，国会内部的民主力量又对手握强权的专制势力残余一再姑息迁就，致使袁世凯反而利用法律手段达到了完全破坏民主政治游戏规则，建立自己个人的独裁专制权力体系的目的。

从孙中山来说，发起武装讨袁的作法表明他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会像辛亥革命那样武昌首义全国响应，却不知道我们在上一节中早已指出的道理——辛亥革命并非是革命势力强大并战而胜之，而是地方实力派和北洋系统背叛清庭才得以成功。现在他把实力雄厚的北洋势力当成了革命对象，地方实力派又本来就和北洋势力同根共命，连维新派和立宪派组成的进步党乃至国民党中的许多人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或至少是保持中立，“二次革命”怎么还会重演辛亥革命的故事呢？因此，从很大程度说，他的这种作法会授人以柄。因为袁世凯手握军权，一心建立自己的独裁专制政权却苦于师出无名，孙的武装讨伐正好给了他凭借实力清除异已的极好口实，使他不仅从军事上打败了国民党，还有理由把他们从国会中扫地出门。

回过头来谈进步党，该党处于十分微妙的境地，就历史渊源而论，它的成员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与地方实力派同属满清旧臣，因此与它们有着天然的亲属感，但北洋势力和地方实力派由于是因尊奉清室而自上而下地获得实权的旧官僚，比之他们多年从事社会转型活动而言无疑具有许多本质上的不同点，那就是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从既得利益上看均更倾向于权力本位、官本位和政本位。从这种意上说，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才能生存，发展的进步党和国民党的利害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

遗憾的是，既缺乏政治经验又未能坚持原则的进步党出于一党私制，竟希望通过拥护袁世凯抵制国民党而获得组阁机会，以致反而被深诸权术的袁世凯利用后再一脚踢开。以梁启为灵魂的熊希龄内阁跟在袁世后面亦步亦趋五个月之后，不能不被迫辞职。接着，袁世凯又下令取销国民党的各省议会议员，致使全国上下诞生不久的立法机关全部摧毁殆尽。随后，他竟悍然不顾一切，先组织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设立约法合议修改元年约法，又成立参政院实施总统制，废除国务院，立政事堂，最后，不仅进步党想利用袁世凯提高自己在国会中地位的美妙幻想彻底破产，连国会本身也因袁世凯下令解救残留的国会议员和各省议会而不存在了！

袁世凯作为辛亥革命向专制势力妥协的产物，作出践踏法制摧残新生的民意机关的各种劣行应说是不足为怪的，怪只怪民主政党自身未克服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痼疾，全然不以游戏规则为重，毫无美国先贤那种在反对对方的观点同时，坚决维护对方权利的胸怀胆识，不仅未能联合起来和专制势力进行斗争以巩固新生的民主制度，相反，却都在一党私利和民主政治原则二者的抉择中见利忘义，虽然始作俑者是进步党，但国民党动辄以起义、革命相威胁，则和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距离更远。

显然，如果孙中山始终采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方法运用法律手段反对袁世凯，并且在以后的历史事变中也坚持这一方针，那么，不仅袁世凯未必敢于一步步在专制道路上走下去，其称帝野心断断不敢公开，约法和国会的权威也绝不会迅速崩坍，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治秩序之可能则大得多，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将改写。

进步党内，一些人对袁世凯的作法也十分不满，对国民党被取缔更兔死狐悲，但在袁世凯的分化拉拢下，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反对表示，反而因被袁分别委以职任而沉默下来，如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次要人物梁善济为教育次长，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兼参政院参政，汪大燮为参政院副院长，林长民为秘书长等等。

汤化龙身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无疑在国会人士中负有最重要的维护约法、维护国体之责任。因为参议院议长张继是国民党人，作为被袁褫夺了议员资格的当事者已失去了最高权力机关领导人说话的份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不能拍案而起捍卫国体，反为因蝇头微利苟且偷安，无论“为党受职”怎么减轻了人们对他牺牲国会捞取官职的责难，作为一个民主政治的有力倡导者，他的这种作法无疑是一个不可饶怒的错误，其结果更是一误国家前途，二误个人声誉，最后还间接误了自己的性命（这是后话），实在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试想，如果他能像八十年以后苏联8.19事变时叶利钦跳上秦派前往镇压俄罗斯议会的坦克上慷慨演说那样，表现出一点杰出政治家的胆识与魄力来，于国于民于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良性影响！

汤化龙在教育总长任上，力主废止读经，只在修身教科书上节取经训，努力争取增加留洋学生名额，设立学术评定委员会，编纂教科书等，做了一系列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奠基性工作，却一再受到袁及部属的刁难，于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指使外交次长曹浅霖与日本签订卖国21条约时，他召集部下密议一番后秘密出走，到天津才补上辞呈，并从此与袁世凯正式决裂。

梁启超先是辞去制币局总裁，1915年又被袁聘为高级政治顾问，7月6日成立宪法起委员会后又推动为委员。同年10月，袁世凯称帝妄想已是司马昭之心尽人皆知，迫于其淫威日甚，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佯不赞成，当表监视稍懈，蔡锷于1915年12月在东渡日本再转赴云南以武装及袁，他本人也因反复劝谏无效而以南下省亲和出洋名义离京赴沪，旋即发文谴责袁世凯称帝野心。至此，进步党与袁世凯才彻底决裂。

在反对袁世凯称帝问题上，国民党与进步党进行了一些合作。袁死之后，不仅两党开始互斗，各自内部也开始出现麻烦，均进而分裂为几个小党派。因进步党主要干部改组为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为标帜，不以党名，也未设支部，进步党的名称无形中消失了，而代之以研究系。

黎元洪任大总统时，进步党研究系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分岐情况更形复杂。黎元洪想借助国民党来抵制北洋势力，从当时讲，他的这一主张客观上无疑有助于民主构架的建立，因为这时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大威胁显然来自于北洋势力的军阀化，遏制它的唯一可能就是作为民主力量的国民党和进步党研究系团结起来共同维护法治尊严。

然而，鼠目寸光的汤化龙只顾一党私利，坚决主张黎元洪与段祺瑞联盟以削弱国民党，从当时来说，这种主张表面上倒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可是，这种利用只有权力野心而极少民主建设诚意的北洋势力来对付以民主建设为宗旨的强大政党（何况此时国民党还没有走军阀化道路）的作法，客观上却无异于引狼入室或说自掘坟墓。

更为糟糕的是，平定张勋复辟势力，段祺瑞政府再度成立后，各方面均希望恢复旧国会以利于和平统一，进步党研究系却为了一党私利坚称民国约法已随张勋复辟而消灭，应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而反对恢复旧国会。它的这一主张不仅大大激化了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而且使局面进一步向全面失序转化。

段祺瑞正感国民党人占多数的旧国会不易驾驭，竟公然借此机会宣布废止旧法另定新法并重新召集国会。在黎元洪坚持引咎辞职的情况下，段派人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并采纳梁启超的主张对德绝交，继而公开对德宣战，宣战的目的却只是借参战之名向日本借款扩充军备，以使用武力解决以“护法”为旗帜在广州另组军政府的国民党。因为此时当段祺瑞解散国会之时，凡持法统论者，均谓解散令为非法行为，云南督军唐继尧首先通电拥护约法，西南各省纷纷响应并宣布独立。而两院议员中的一部分在孙中山号令下又自行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举杯森为参院议长，褚辅成为众议院议长，另组成以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的军政府与北京政府抗衡。

这样，南北战争又打了起来，国家再次陷入分裂状况，至此，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建设局面已基本毁弃，中国政局已演化成南北两个政府和多种势力交织在一起的武力夺权斗争。

可悲的是，梁启超、汤化龙等进步党研究系人士为扩大势力置法统于不顾而支持北洋势力段祺瑞，却再次像当初遭袁世凯玩弄一样反而被段利用。新国会选举前，一切实权已操在北洋军阀安福系手中，进步党本身早已分化，王揖唐本人便成为安福俱乐部的组织者，新国会的准备事宜均由王揖、唐秉承、徐树铮意旨一手办理。汤化龙所任内务部长本为办理国会的最高指导机关，籍忠寅又是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他们以为将来新国会选举时必可获得多数议席，讵料，在安福系操纵选举实权的情况下，汤化龙辈不仅未获组织一党内阁的多数席位，而且连原有的也丢失大半，这样，在参加段内阁仅四个月后就被挤了出去。

此时，进步党研究系人士虽明白北洋势力只笃信武力，不可能为政党政治所用，情况却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他们既失去了在国会中的地位，又失去了在政府中的地位，在武力夺权成为中国政局特点的历史背景下，在政坛上再也难以有所作为了。

从此以后，新国会完全被北洋势力控制，成为其走向军阀统治并谋求武力解决孙中山组织的广州军政府的法统依据。

正因此，当时在汤化龙主办的《天民报》任编辑的华觉明，事后回顾此段历史时曾沉痛的指出：“……南北战争又起，国家无气因之大受损伤。推原祸始，实由于研究系反对恢复旧国会而主张召集新国会，致铸成此六州大错，不但误段，而且误国”，更误了进步党和汤化龙本人。

进步党及其后续组织研究系的所作所为十分令人惋惜，却并不一定应当谴责。该党作为一个没有军事背景也不谋求武装后盾，真心实行政党政活的进步力量，其前途和命运并非一党私事，而关乎中国当年政党政治和民主政体建设的成败。固然，它因策略上的一再失误而被袁世凯段祺瑞利用，说明其政治素质不高，因一党私利而不顾大局乃至视法统为玩物的行为不仅丧失民主政治家应有的原则，而且实属自毁其立足之地安身之本，但是，它之所以会被当时中国的政治竞争淘汰出局工不是因为它违反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太多，而且因为它违反得太少，也就是，没有走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权力至上的专制政治道路。当时，北洋势力凭借军事实力不仅控制了中央政府，而且一心要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的国民党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稍不如意便横刀而出，乃至分裂国家另组政府，地方实力人物更纷纷趁机以独立为名行武装割据之实走军阀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进步党及研究系虽未能坚持民主政治理念高于一党私利的原则，更不理解辛亥革命的唯一成果民国约法对当时中国政局具有何等重要的象征意义，却始终致力于和平的政治建设，承认民主政治中法治原则的至上性（废旧法定新法重新召集国会是政治策略的失误而不是政治原则上的背叛），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中国当时唯一纯粹的现代政治组织，当它作为反淘汰个案被排挤出中国政坛时，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建设的希望也就彻底破灭了。

显然，在抛弃了进步党后，中国政局已回至与几千年来多次出现的改朝换代差别不大的“天下草昧、群雄竟起”的武力争权时代，北洋势力、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的斗争结局只能以战争胜负为转移，所能建立的国家机器也只能是权力本夹、官本位、政本位性质的专制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民党大获全胜并统一中国，一时与政党政治建设也风马牛不相及，在一党独大的国度里，是没有民主政治可言的。

1917年11月，进步党研究系的阁员们退出段祺瑞内阁后，在内部聚会时大家都觉悟到北洋势力实属专制余孽，不足与谋宪政，尤其是段本人迷信武力，决难共事，从而深悔从前与国民党火拼的反理智作为。遂由汤化龙在进步党的《晨报》上发文，说明当时国家形式为国民党、进步党、北洋势力（其实还有地方势力）相持的局面，及该党苦心调停，希望共同制宪，纳国家于民生政治的法治正轨，文中对北洋派多谴责语，对国民党多谅解语，一时颇引各方注意。旋即汤化龙、林长民两人同赴日本故察，汤本人又从日本带秘书赴美到处联给华侨，并参观访问，作公开讲演。1918年9月1日，汤化龙在温哥华侯船回国期间，被国民党海外部长陈树人以五千元代价派国民党籍理发师王昌刺杀，因身中三枪而当场毙命。

此事使梁启超深感震惊，眼看民主化的政党政治建设已至穷途末路，武力夺权和相互仇杀的恐怖气氛日益增强，他本人也因失去得力同道而孤掌难鸣，既然回天乏术，与其作徒劳的抗争和无谓的牺牲，不如激流勇退，从事自己所推重并擅长的学术研究，或更有利于国家社会。1918年十二月，出洋游历欧洲之前，他在上海与张东荪、黄溯初等“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了一翻。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此微力”（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水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1920年1月返国后，开始创设讲学社，专以砥砺学问为宗旨，与欧美学者杜威、罗素互音讯，不再卷政治活动中心。

汤死梁去之后，进步党群龙无首，遂逐渐走向式微。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后撤销了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的命令，宣言继续民国元年第二期常会，但1924年秋国会再遭解散，从此进步党从中国政坛消逝。

至此，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建设彻底失败，作业清朝末年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共同理想的民主政治美梦从此破灭，渐渐地，甚至连清末就有的和平的社会生活和宽松的政治氛围也被军阀混战和专制与恐怖所取代。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建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政治活动家的导向错误造成的，这些错误使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转型归于失败，也使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而这一失败的最大教训，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政治观念从权力至上到权利本位是最关键也最困难的一环。政党政治必须建立在权利本位观念的法治原则基础上，但在民主制度的确立时期，则尤其要求各政党以建设性态度为指导方针，借用“文革”中毛泽东对各地造反派成立“派委会”（即以自己一派为主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采取的对策来说，就是“只准补台，不准拆台”。当然，毛的作法是用专制主义手段重建被他自己的号令砸烂了的基层专制政权，故可以强迫命令为后盾，民主制度的建设时期，则只能靠各社会阶层和民主政党的自觉、自律，因此难度上就要大得多。但是，如果谁对建立权力的程序不满或对权力的产生有意见就可以搞：“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或者因为人家小拆台自己就绾起袖子大拆台的话，民主政治的权威就永远建立不起来，社会就要陷入混乱，而混乱中产生的新型权威只能是专制。

因此，无论进步党还是国民党，在民国初年如果都一直坚持以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这正是当初它们能在掌握中失和各地军政大权的北洋势力和地方势力面前昂首挺立的主要资本，也是它们作为民主政治建设者能发挥历史导向作用的原因——保卫辛亥革命成果“民国约法”的神圣性和第一届国会的合法性，始终用和平地行使权利，即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及法律方面的方法与专制势力践踏游戏规则的作法进行斗争，当时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应是大有希望的。

不应忘记，从民国初年到二十年代末，中国大中城市的公民权利是有史以来直到今天为止最少受到制度性侵犯，因而也是最自由的时期，所以，那也才是中国继春秋时代之后出现的第二个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时代。恰恰是所谓的民主政党国民党用武力基本统一了全国之后，中国人的公民权利才一步步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乃至在推翻它之后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专制君主更加荒唐暴戾的个人独裁——十亿人民只有一个大脑。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除了开明专制之外，人们怎么可能期望得到更好的政体呢？因此，反观民国初年，民主志士未能把与其他政党和平共存视为立足之本，实在是一个最大也最不应该发生的失误。

总之，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失败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袁世凯、段祺瑞为代表的专制遗子的倒行逆施或市场经济契约社会的过分稚嫩。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活动的方法不同，其结果将大相径庭。如果民主政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毫无希望，那么《临时约法》就不可能结出第一届国会这个重要果实。历史的前进当然会受到邪恶势力的阻挠，但归根到底是由进步力量主导的。如果这种主导从总体上说举措得当，即使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仍然会多有坎坷，但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废法之类的事情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出现，尤其是随后的军阀混战和一党专政或多或少都是可以避免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