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政治现象产生之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已高度成熟。政治随着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进程而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随之向前发展。到了现代，政治已经成了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巨大社会力量。现代中文里的“政治”一词，来自于日本人翻译西方语言时用汉字创造的相同的“政治”一词。当英文的Politics从日本传入中国时,人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孙中山认为应该使用“政治”来对译，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的这一说法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

西方的政治学家为政治下过许多定义，例如：①认为政治是国家的活动，是治理国家，是夺取或保存权力的行为。②认为政治是权力斗争，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③认为政治是人们在安排公共事务中表达个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活动，政治的目标是制定政策，也就是处理公共事务。④认为政治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⑤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的利益关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主要看法有：①政治是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本阶级利益而处理本阶级内部以及与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②政治是一定阶级或集团为实现其经济要求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活动，以及实行的对内对外全部政策和策略。③政治是主要由政府推行的、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活动。④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等。

政治是做什么的呢？政治就是人类为了确立和修正行为规则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这里的行为规则包括道德层面的和法律层面的；政治是文化的核心，关乎权力和权利的安排，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行为及其一切符号，这就是政治深度影响文化的人性根源，从而看出，政治也是一种人性的自我安排和相互安排。政治主要表现为一种集体表达和集体行动，政治的结果是权力和权利的边界得以确立或者重新修正。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就是社会力量对比及其变化，以及表现出来的斗争形式，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可能是妥协的，可能是和解的。

每一个人都是利益的产物和利益的载体，每一个人身上都发生着不同形式的收获和付出，每一个人都是权力和权利的载体。人的权力有大小，权利也有多少。尽管权力和权利在每一个人身上表现得各不相同，有些是欣喜，有些则是屈辱，但权力和权利确实加载到每一个人身上。权力和权利的边界怎么确立和修正，必然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利益，这就可以说，政治无处不在。人生在世遇到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政治。政治无处不在。经常有人说，我再也不谈政治了，这就像羊说我再也不谈狼一样可笑。羊不谈狼，狼就不来吃羊了吗？撒娇也不是这样撒的吧？政治对人来就是权力和权利，狼对羊来说生死攸关。(你不说话就可以不是政治犯？如果这样想就最终会发现，人家打你时你叫一声都会成为政治犯。任何想要逃避政治的想法只能是幻想，任何想要逃避政治的行为只能是徒劳。

当然，人们纷纷远离所谓的政治是有理由的，因为传统的政治主要是围绕权力安排开展的，这样的政治是请君入瓮的阴谋，是强盗的交杯酒，是政客的赃物。政治让大多数人避而远之，因为现实中被扭曲的政治都是大多为了权力而展开的，其中裹挟着迫害、血腥乃至死亡，政治往往是亡命者的政治。而大多数人对这样的政治避而远之正是专制者所期望的，这可以让迫害或者屠杀变本加厉，让自由、正义的勇士倍感凄凉。把政治视为“权术”、“统治术”。认为政治是为争夺权力和施展谋略和玩弄权术的活动，这就是传统政治的主要特点。重要的政治学家比如马基雅维里和韩非都在宣泄这样的政治观点，直至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它对政治的认定依然是：政治是为了获得、保持、夺取权力的各种活动的总称。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政治，大多是权力的存在，而很难看到权利的影子。

政治既可以是拥护某种权力或权利的主张，也可以是反对某种权力或权利的主张。政治垄断就是只允许拥护某种政治主张，不允许反对某种政治主张，但是自己又不得不永无休止地反对别人的政治主张，也就是所谓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专政，列宁和斯大林专政，毛泽东专政，金日成专政，都是类似的专政，当然也是累死的专政。不允许别人反对，这样的政治很累，就是累死的专政。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拥护和反对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有拥护而没有反对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只允许别人拥护，那么你就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反对那些反对你的人，最终你又不得不持续地镇压那些反对你的人。列宁利用契卡镇压，希特勒利用党卫军镇压，斯大林利用克格勃镇压，毛泽东利用红卫兵镇压，只要是专政就要镇压。不允许反对派出现，只能导致一种结局，就是镇压，人类专政的历史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中国知名学者于建嵘先生最近在不同场合多次公开宣称出现政治反对派会撕裂中国，对一个现代学者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从理论上讲，反对派的存在从来就是一个事实，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反对派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只有反对派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反对派，就没有政治，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反对从来就是一个常态。政治本就是双方和多方的事情，并不存在反对派独臂擎天就能撕裂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如果国家和社会真的被撕裂了，那也是政治各方的事情，而且主要是当权者的事情。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不得利益者只能依靠权力的施舍，如果权力施舍不够，就会发生动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把撕裂社会的责任归咎于政治反对是荒唐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六四事件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法轮功事件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跑马圈地和野蛮拆迁撕裂了中国，这是政治反对派所为吗？美国的政治反对派存在了200多年怎么就没有撕裂美国？欧洲的政治反对派存在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促成了欧盟的统一？这是于建嵘先生必须思考的一些问题。就中共党史来说，华国锋上台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了，到华国锋下台换成邓小平主政时就已经是第十二次路线斗争了。如果邓小平不纠集党内反对者发动对华国锋的冲锋，邓小平能上了台？显然不能。也就是说，没有政治反对，连邓小平的改革路线都不会有。邓小平改革路线在中国几十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反对的历史，中共党内斗争的臭事不谈也罢，那么，现在问一下，当权者这些年在党外搞的人权灾难还少吗？

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只能是更加极端的政治，只能是更加独裁的政治，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政治才是撕裂社会的权力根源。缺少了反对派参与的政治，是一种缺少了约束的政治。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时候就如魔鬼舞动的长鞭，每一次甩动都是撕裂社会的一击。中国当今的权贵之所以能形成利益集团，就是因为他们相互产生联系，但这些联系也会发生变化。利益既然会使他们凝聚在一起，也就会使他们分化，并产生争夺。而这时候，他们谁也无从在中国政治舞台独自表演，于是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依靠民间的反对派存在，就要从民间的反对派里汲取新的血液，虽然现在还不是适当的时候。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反对派也应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不能叫专制统治者撕裂这个社会。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的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未来中国的制度变革还要从反对开始，那么，反对就应该是从每一个想做公民的人开始，反对就应该从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开始。以反对的精神，走建设的道路，做一个光荣的反对派。如果你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那你就是一个反对派；如果你要唤醒别人去做一个现代公民，那你就是一个反对派。爱护这个国家就要爱护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公民，向危害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发展的一切势力表示我们的应有的反对。人们应该记住，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如果你想做一个公民，那你就要从反对开始。人们应该记住，只有争取到反对的权利，参与建设才是可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