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张志华认识是在北京半步桥监狱里。1958年2月9日，我们乘同一辆囚车从北京大学校卫队被送到海淀分局，又从海淀分局送到半步桥监狱，然后又被分到同一间囚室，我们的铺位又挨在一起，我们就认识了。我当时听说张是《广场》的“秘密编委”，后来发现在编委名单中有他，那就不是“秘密编委”，而是公开编委。

他因为编过我的“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所以对我不陌生，我也很快就认同了他是我们的同类，躺下之后就小声聊天，聊天的时候，监室门上的小窗子时时打开，有人向室内探视，我们就停止。

我说我很饿，因为一个下午没吃饭，我问他饿不饿，他说我们一个下午坐在囚车上等你一个人（我是最后一个被押上囚车的），哪有饭吃，但是他说他不饿。第二天早上，每人两个小窝头，我还是饿，他还把一个窝头给了我。这样我同他交了好朋友。

很快就到了春节，好像是在嘲讽我们，监狱的管教队长还要我们写过年感想，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张写的“感想”，他引用前人的诗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们谁也不曾想过会在监狱中过“大年”。张志华从福建南安这个小县城，历尽艰难负笈燕园，只因为编辑刊物，却要在监狱中过春节。（我的印象他是中文专业一年级的学生。）

到茶淀农场（就是清河农场）之后，我们还是一个组，我已经当了组长，还是在一个小队。稍有空闲，我们就在一起聊天，天南地北什么都聊，经常在一起聊天的还有数学系的杨路。我同张志华讨论得最起劲的是关于美学，他认为美是有阶级性的，我则认为美是没有阶级性的，常常激烈地争论。

有一次他请病假在蓆棚中休息，把一根木棍修理成了铁锹把，我当时还是小组长，就向队长汇报，队长当众表扬了他，说这是劳教人员生产积极性提高的表现。第二天我到工地就把那锹把弄断了，木头不结实，同时也太长，他很惋惜。

他精神状态始终都有些忧郁，看人的眼光总在些幽怨，有一次我们配合苏联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那机器庞然大物，齿轮飞转，隆隆作响，我说“壮观”，他照样用他带有幽怨的眼光看着我说：“神秘”。

后来我又当了小队长，在漫长的四年时光里，他表现得既不积极也不消极，属于中等，虽然经常聊天，可是他的思想深处在想什么我还是不知道。1960年挨饿之后，我们都到了于家岭农场，饿得皮包骨之后，就没有能力讨论美学了，只谈吃的，有一次他说，有了面粉、油和糖这三样，就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吃到他做的好吃的东西，可是历史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1961年的冬天发了新的棉衣，——新的劳教服之后，他就一直反穿着，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他已经想“逃跑”了。1961年底或1962年初，他“逃跑”了，此事惊动了劳教农场和几乎所有的劳教人员，因为他是在整个劳教期间唯一一个逃跑的右派分子。

其实，逃跑也不是出路。从客观上说，是我把他放跑的。当时出工，如果要用较多的工具的话，就要派人事先把工具抬到工地去，一个小队三个组，每个组出两个人抬着这些工具先走，这两个人由组长指定，这六个人之外就要有一个“带队”的，这个人由小队长指定。一般来讲，那个人要比较“积极”可靠，可是张志华既不消极也不积极，因为我同他的关系好，所以那一天早晨我就派张志华带工具抬先走，结果他跑了，好像是我有意把他放跑的。如果我知道他要逃跑，我一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后来，著名右派作家、“大墙文学”创始人之一从维熙先生在他的代表作《走向混沌》一书中记述了张志华逃跑这件事，其中多有不实之词。从维熙说张是穿过整个清河农场，从南面跨过金钟河逃跑的，这不真实。于家岭农场（它是清河农场的分场）在清河农场的最北端，只要向北，越过一道不深的供水大渠就是老乡的地界，冬天无水，方便得很，他就是从这里逃跑的。同样不靠谱的是张到新疆的记录，从维熙说张到过伊犁，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要向他出卖自己，还说，张志华自认为他可以做这个女孩的爸爸，然后又说张买了火车票送女孩回四川，那女孩叫张志华“干爸”。可笑。第一，伊犁从1947年之后或者更早一些就不再是中国的了，它在中国境外300公里原苏联一侧，张志华怎么可能到过伊犁？如果他去过，那只能是中国的伊宁；第二，直到上个世纪末伊宁都不通火车，他怎么把那女孩送上火车？他要把她送上火车，只能乌鲁木齐去；第三，张志华也只有二十七、八岁，他怎么能做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的“爸爸”？

我不知道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是谁编造的，是张志华本人还是作家从维熙？我上面提的都是常识，无论是张志华本人还是作家从维熙先生都应该知道。

他逃跑的后果是，他在严管队严管了一年，同时又延长劳教期一年，但是他从严管队出来之后，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积极了，以至于很快就当上了小队长，大约在1965年，我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也当上了小队长，一年之后，他将以健壮的身体出现在我面前。但是历史还是没给我们这个机会，1966年我被发配到新疆，稍后两年，他又被遣送回原籍福建老家。天涯隔阻。

在给右派“改正”的时候，听说张志华带了一个女孩到北京搞商业，不曾谋面，再后来我打听到他到南安高中教书，我给他写了信，他回了我两封信，我其时刚刚结婚，他向我传授了一些性知识。

九十年代后期，我顺便到南安去看他，他已经离开南安高中，先是到一个民主党派工作，后来又到了“昆明南安商会”当秘书长，那次打电话他不在。回到北京之后再打电话接通了，他要我在北京找一个香料公司做代理，我给他找了，他的人却找不到了。不久，杨路给我来电话，说张志华死了，死于肝癌，发现时已经是肝癌晚期，他对谁都没有讲，默默地走了。我不禁无限地哀伤。

张志华很有才华，他又有生活，如果他从事写作会有很大的成绩，不知道他为什么热衷于下海经商，说什么也晚了，他已经走了好多年了。

2011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