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是人类文明史上不愉快的一页，但是，因人家言论要治人家罪，而且能治了罪的事，还就是有很多。在欧洲历史上，所谓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由于政府太弱，有记载的文字狱好像并不多。而在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下，倒是出过一个苏格拉底因自家的舌头丢掉性命的案例。在进入所谓文明曙光的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之后的文字狱也特别的多，文人学者，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宗教法庭丢到火堆里去。
文字狱这个词，本是国人的发明。都说起源很早，有人把周厉王止谤，也算做文字狱，其实有点勉强。如果孔子诛少正卯的事属实，倒是可以算，但据说此事并不确实。从孔夫子平日的言行，还真也不像如此凶残之人。所以，真正的文字狱起点，应该还往后推，秦始皇焚书坑儒，应该是文字狱的一个最辉煌的开始，皇帝烦了儒生咶噪，干脆都给埋了。
详细论起来，古代中国，因言获罪大抵应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皇帝的臣子上书得罪了皇帝，因而被降罪。一种是因为平日的言论，或者在家著书立说，被有关部门觉得有了问题，告到皇帝那里，从而身陷囹圄。
显然，第一种情况相当多，历朝历代都有。赶上不讲理的年月，别说跟皇帝，就是跟上司说话，都有风险。摊上暴君，拍马屁拍不好都可能丢了吃饭的家伙。但是，话说回来，这种事多少是臣子们自找的。责任攸关，食人俸禄，忠人之事，如果是言官，就更是应该的。干什么都有风险，做官的风险，就是这个。当然，很多的人是会规避这种风险的，说模棱话，含糊话，两头堵的话，见风使舵的话。或者做皇家的立仗马，干脆不说话。但是，就是总有一些好事之徒，非讲话不可。不仅要讲，而且讲皇帝不爱听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纯属找死，像海瑞那样，说之前，先把棺材准备好了——这种人，求的是死后的名。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自己名垂青史，累及皇帝背着骂名。
反过来，清代以前，今天人们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其实不多。说皇帝专制统治，但真正专制到家的皇帝，能有几个？那时候没有专门的检查机关，文人写了什么，印刷出版与否，皇帝操不过来这个心。真正在乎文人文字的皇帝，出在清朝。这是因为一来他们是少数民族当家，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非镇住汉人士大夫不可。二来汉化程度高，懂行。三来，相对军事实力没金元时代那么强，神经紧张。此前也有过少数民族的统治，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统治者，以及后来的金元王朝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不是汉化程度不够，就是过于强势，不大在乎汉族文人那点小肚鸡肠。元朝文人墨客地位低下到了八娼、九丐之下，靠写小曲编杂剧生活，腹诽都编进了剧本，也没见有过文字狱。金元时代，汉人文臣因文字贾祸，多半是因为拍马拍得过于文雅，异族的皇帝又看不懂，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当然，汉人自己的皇帝，也是有懂行的，如果他们看到了某些大不敬的文字，也是会生气的。但是，但是，一来特别敏感的人不多，不会见到“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就觉得是对清朝不利。见到“维民所止”的四书章句，就怀疑是雍正去头。再说，这样的事，一般得靠专门的御史来检举。但是，那时规矩，御史不大管这种事。真要是管了，一是因为党争，比如北宋苏轼的乌台诗案。二是由于某些人个性过于强，得罪人太多，言论又过于离经叛道，比如明代的李贽案。即便如此，这种文字狱处理都不严厉，李贽自己在狱中了断了，然后就拉倒了，而苏轼则不过是发到黄州降级使用。这样的事，如果落在清朝，不株连九族都是便宜的。
庄廷鑨明史案，是清朝第一桩文字狱，系顺治年间的事。一个闲得蛋疼的富家子弟，忽发奇想，要立言留名，留下部著作给后世。自己又没这个本事，于是买来人家的稿本（朱国祯明史遗稿），雇人加以删增，变成自己的。结果被一个革职的知县吴之荣告发，遂酿成大案。据说此人原本就是想诈庄家一点钱，好去贿赂上司谋取开复，但庄家就是不买他的账，结果事闹大了。此案轰动江南，全案牵连上千人，七十多人被杀，其中十四人被凌迟处死。庄廷鑨已死，被剖棺戮尸，他的弟弟庄廷钺顶杠，被凌迟处死，整个家族都被株连，男人赴死，女眷发配黑龙江为奴。江南所有被庄家花钱请来作序，校阅者诸多名士，好些人根本就没看过书稿，均被一网打尽。连此书的刻工，发售者，甚至买书的人都一并处死。当年的刻工，很多人连字都不识，人家雇来干活，哪知里面有无犯禁？无端遭此大难，丢了脑袋。地方官上至巡抚，下至学校教官，被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最轻也是革职。如此株连，简直是骇人听闻，创了人类历史的奇迹。晚清人许指严言道，这种事情，放在其他朝廷，顶天不过焚书劈版，罚款褫夺功名而已，而在清朝，“顾乃戮尸夷族之不足，牵连及于亲朋故旧，杯酒酬酢，竟坐相收。妇孺颠连，尽投荒裔。”其实，此书的所谓关碍之处，无非就是有的地方按照汉人的习惯，依旧把满人当狄夷而已，而且这样的地方并不多，事初发时，庄家在第一时间就删掉了碍眼文字，上呈“洁本”，可见需要删的地方没有多少。
当然，按照满人皇帝的标准，哪怕有一个字触犯禁忌，都是大逆不道，都得按谋反大逆罪来追究。几个关碍的文字，就等于一次起义造反大案。人家就是这样横，你有什么办法？于是，江南的士人，就因为一本小小的明史，遭人排头砍去，这么多人头落了地。更恶劣的是，那个打小报告的吴之荣，不仅得到了庄家的全部财产，而且官复原职，此后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四品大员，都察院的高官。开了一个鼓励告诘，即背后告密的头，从此士大夫人人自危，道德大坏。
的确，像某些清史专家讲的，清朝的皇帝，跟最近的明朝比，的确没有所谓的昏君，个个都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是，这种雄心的背后，却是严苛的文化钳制，思想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不惜反应过度，神经过敏，用前所未有的残忍手段，大肆杀戮来震慑士人。甚至，清代的皇帝，连臣子提意见都不赞许，武死战可以，文死谏则不行。谁敢提批评意见，重则杀头，轻则发配。皇帝错了，也只能是由皇帝自己意识到，自己改，改不过来，天下是他们的，干士大夫鸟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多少代都值得赞许，到了这儿则违规了。
所以，到了清末，残忍没有道理的文字狱，令士大夫万马齐喑久矣。这个国家的知识界，少数精英钻进故纸堆做考据，多数则迷陷八股制艺，丧失了对西方介入的反应能力。因此，在西方的冲击面前，连皇帝带士子，一并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