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九五七年将大批非党人士打成右派，不仅举世无双，而且也毫无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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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华：1951年生於台北，远赴大洋彼岸留学，1978年於纽约州立大学毕业，取得硕士学位，曾长住纽约光明禅寺，陶习中华传统文化。
二零零六年仲夏，「加拿大道歉」震撼全球。事情来龙去脉是：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二三年，加拿大政府硬性规定华人移民入境须缴纳「人头税」，由五十加元猛增到五百加元，相当於当时一名华工两年的工薪。在其后近四十年的时间内，加拿大徵缴华人二千三百七十八万加元「人头税」，足够再造一条太平洋铁路。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加拿大华人喊出了为「人头税」平反的强烈呼声，加国政府终於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五日首次向华人公开道歉。总理哈珀在众议院开口说出一句生硬的广东话「唔该（抱歉）」，让许多老华侨潸然泪下。人们不由想起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之一的反右运动的平反与道歉。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北京的大型会议上信誓旦旦敦请非党人士给中共提意见，帮助「整风」。然而，中国天真的知识分子做梦也想不到这一敦请居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阳谋」，居然是运用了对敌战略中的「引蛇出洞」和「诱鱼上钩」两条计谋，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除中共在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大肆处置非共人士，包括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外，至今尚未见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公然给其他政党成员予以处分。
尽管中国民众对於中共横行无忌的行径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但是，请中共扪心自问：在中共党章中及中共领导下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中，可有这种处分其他政党成员或非党人士的条款？可见反右运动不合法，理应全盘否定，向右派分子公开道歉。
中国宪法开宗明义：由於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遭到损失的公民，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所以，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人，在平反后补发了当初被扣发的全部工资。而右派分子在一九七八年十月「改正」文件下达以前二十年或更多岁月的工资，一毛钱也未得到发还。如同十年文革一样，反右的时间达到二十年，比文革长过一倍，为何厚此薄彼，公理何在？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希翎。一九五七年她正就读於中国人民大学，在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斗争中，心直口快的她自然在劫难逃，被划为了右派，而且名列大学生中的「大右派」，至今五十年过去了，一直未获平反改正。
如今，年过古稀的林希翎独居法国巴黎，贫病交迫，知其真实状况者，无不唏嘘恻然。对这样一个耄耋老人，中共能不能放下身段，对她右派分子的名号给予改正，道一声「对不起」？这一小小的要求，又有何难？如若这一道歉的讯息传到华人世界，多少人会额手称庆、拍手叫好，中共也让人见识自身如何从善如流、倾听忠告、具备公平正义。这看似一件小事，实则对於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件大事，中南海不可不慎对！本人提请中共就林希翎平反之事予以重视，万万勿使这位老人再苦等了。
中国有良知的人士都明白，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封建极权等级社会，邓小平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封建专制特权社会。在那场反右派斗争风暴席地而来的前夜，毛泽东乾纲独断，将国人的财产化私为公，实质上便是中共各级官僚按各自的等级分享民众的财产。邓小平假改革开放之机，率领统治阶级大搞特搞「特权阶级自由化」，大大小小的太子党联手无官不贪的各级干部，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蚕食鲸吞民众财富，「大共特共」国有资产，霸占了大批国家资产，形成了货真价实的官僚资产阶级，恣意享乐。大约从反右至今这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的资产，历经了上述两次「拉锯式」的掠夺侵占，几乎耗散殆尽。作为新的历史时期暴利行业的住房、教育、医疗的「新三座大山」，特权分子自然要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一厢情愿地希冀「稳定压倒一切」，当然不肯给反右平反。
因为，这个缺口一旦被打开，中共建政五十八年所推行的种种「运动」、「斗争」，无一不得不进行彻底纠正和平反，於是他们不寒而栗地意识到，其统治根基将动摇，既得财富将被人民剥夺和清算。从这一背景来考虑，彻底平反右派自然不是一件易事。
二零零三年离世的李慎之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明白人」，他穷毕生之心得，在晚年坚定地断言：「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
世界华人中有见地的政治家普遍认为，中共若打算浴火重生，必须彻底检讨历史上的错误，真心向人民忏悔，向广大受害者道歉，只有真正认错，中共才可能重沐曙光，才可能和平转型，才可能在未来保有一席之地。中共难道连敢於宣示「罪己诏」的清末慈禧太后也不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