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主权，通常是指国家固有的对内对外保护独立自由的权力，是对最终统治权力的高度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更重要的是指一种观念、一种理论、一种原则。主权在民，又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集中表达了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理念，确立了人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明确提出主权在民并进行系统阐说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1712～1778）。卢梭认为，主权意味着执行公意，主权者是由组成国家的个人组成的。当国家根据社会契约建立之后，所有公民的一致同意便是公意的表示。由于国家是契约的产物，那么国家权力只能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和认同，这才是政府及其权力存在的唯一合法依据，政府行为一旦违背人民的授权和公意，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从法律的含义来看，主权在民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平等地拥有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对于国家事务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是，从管理的角度看，主权不可能由所有公民共同行使，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大国，还是梵蒂冈这样的小国，都只能由公民中的一部分专门人才和专门机构来代行主权在民，即通过“授权”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公民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依照正当程序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代表，由这些代表行使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权力，人民享有国家主权的“所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罢免不称职的代表或其它政府官员，这就是主权在民原则制度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民主国家，这个过程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则是一样的。既：经过人民授权，政府才有最终的合法性。
有限政府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政府的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必须经过人民的授权。公民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依照正当程序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代表，由这些代表行使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权力，人民享有国家主权的“所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罢免不称职的代表或其它政府官员，这就是主权在民原则制度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民主国家，这个过程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则是一样的。既：经过人民授权，政府才有最终的合法性。当今世界，依照国际法具有主体地位的政府有二百多个，有民主政府，也有专制政府，这些政府只要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在国际法领域就是合法政府，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但是在国际法上合法的政府，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合法政府。在国际上，一个政府是否合法，不看它是否得到了本国人民的授权，而是看它是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是看它是否得到了主流大国的承认。这里所说的合法政府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那些得到本国人民授权的政府。前者讲的是“承认”，后者讲的是“授权”，就这么一点点区别。
有限政府的第二层意思在时间上体现，政府必须定期更换，定期获得人民重新授权。其他的政治人士被制度化地排除，而一部分政治领袖和他们的后人持续把持公共权力，这就不是有限政府；其他的政党被制度化地排除，而只允许一个政党组建政府，这就不是有限政府。在专制制度下，一个政治领袖或者一个政党数十年把持政权，生杀予夺，这在当今国际政治现实中也是司空见惯的。北朝鲜共产党领导人金日成把国家元首的位置传给儿子，儿子又要传给孙子，在这样的景象下，北朝鲜政府就不是有限政府。相比之下，毛泽东身后的中国共产党就要比北朝鲜共产党好很多，但中共依然不是有限政府，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搞自由公正的普选，而是换了一种叫做“集体接班”的传宗接代方式。毛泽东等前一辈革命家已经相继故去，但现政权中当家人的主要还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儿孙，或者是和他们有裙带关系的人。中国大陆不实行普选，但每过五年就要“选举”一次，实际上是任命和推选。在“两会”召开的时候，你观察参会名单就容易发现，投票“选举”的是那一拨人，“候选人”也是那一拨人，而平时主理政务的也是那一拨人，换来换去就那一拨人。
有限政府的第三层意思在空间上体现，政府必须有所不为，甚至有些领域永远不能进入。在文明政治中有这样一种精神，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违法；对公民而言，法无限制即自由。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机构设置有多少，职能范围有多广，立法要合乎什么程序，执法要合乎什么规范，违法了要受到什么惩罚，这些都有明确而严格的法律条文做出有效限制，这就是有限政府。在当今中国大陆，“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违法；对公民而言，法无限制即自由”这样一种理念近年来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但是一纸《行政许可法》并不能在中国大陆建立有限政府，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有些根本没有进行，尤其是行政管理的理念、方法、制度等都存在诸多问题。在政府的实际工作中往往还是这样，既：“对政府而言，法无限制即自由；对公民而言，法无授权即违法”，与普世价值正好相反。特别是基层政府，它们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是否授权的问题，而是政治是否正确的问题，这就必然造成对普通国民的人权伤害。在一党专制之下，虽然也会有诸多法律条文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但是因为政治高于法律，所以法律的有效性就打了折扣。
当然，有限政府，不是仅仅是说法律能够有效约束它，没有这么简单。有限政府最前置的含义是说，有一些东西它不能侵犯。就是：生命、自由和财产。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然权利”作了这样解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必须注意，这些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公民不能把这些权利转让出去，政府也不能侵犯这些权利。美国宪法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确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它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国会万一“一不留神”通过了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权利的法案，那就是违反了宪法，这样的立法行为和由此立出的法，就是非法的，就不能成立。这就是“非法之法不是法”的意思。很显然，这一条款的矛头不是对准政府的，而是对准国会的。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宪法正文中已经有过类似条款了。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规定，联邦议会“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和追溯既往的法案”。紧接着，在第10款中，惜墨如金的美国宪法又重复了一遍，规定各州也不得通过这样的法案或法律。可见，这是美国宪法一以贯之的精神，但也正是我们中国大陆所缺少的精神。
真正有效的政府，必然是有限的政府。有限的政府，它的权力界限非常清晰，不该它做的，它就不必要去做，人民知道它没有相关权力，也就不会责怪它。如果一个政府的权力很大，边界也不清晰，该不该它做的事情，它都要去做，最终就是很多事情都做不好，而民众知道它的权力很大，就会责怪它。比如各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旦政权在握，总是要领导一切，人们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它什么都想管，一旦管不好，人们就会骂它，甚至想把它轰下台去。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往往就有这样的现象，工作不顺心都会大骂共产党，当然是悄悄骂，人们大多不敢公开骂。反过来再看有限政府，有限的政府责任非常明确，不该它做的事，它可以不做，但该它做的事情大多也做得很快很好，很有效率。你看日本政府救灾快不快？你看法国政府轰炸卡扎菲快不快？你看美国政府斩首拉登快不快？都很快。所以应该有这样的结论：一个合理的政府，理所当然地只能是有限的政府，不仅因为它政治合法，而且因为它真正有效。
主权在民的原则始终站在政治伦理的最高点，对一切政治行为进行道德审视。主权在民就要求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不能侵犯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它只能为着保护人们的权利而成立，并且人们能够通过法律有效约束它。怎么才能有效约束呢？就是从技术上把政治权力分开，使之相互制衡，也就是三权分立。在民主国家，人民有最终的主权，他们能决定、选择和参与公共事务，政府依照公民的需要而成立，但是政府掌握了权力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强大的身外之物，一旦遇到各种机缘，它就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合法权利，那么在选票之外，也就需要对政府做出更有效的限制。经过千百年的政治实践，人们发现了这个窍门，要想对政府做出更有效的限制，就是把它们的权力分开，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然后再共同服务于全体公民。
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权力，美国比较彻底地接纳了孟德斯鸠的想法，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根据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在当时这种宪制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至今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仍然是众多民主政体中比较彻底的。而美国大部分的州政府亦有相同的宪制架构。
当一个人，一个机构或者一个组织权力无边的时候，它对人民利益的侵害也许就会随之而来。那怎么办呢？惟有走分权之路，并让不同的国家权力机构相互制衡，不让一方过于强大，在制度内容设计的时候，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让立法和行政机关相互制约。这样，当一个国家机关发生侵权时，另一个国家机关可能会制衡它，并纠正它，而公民可向另一国家机关寻求保护。血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权力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公民才是安全的；权力自由了，人民就有祸了。分权制的实质就是限制权力、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防止强人独裁专断以保障“有限政府”，并实现“人民主权”的目标。
从“主权在民”，到“有限政府”，再到“三权分立”，这是一个从自由到民主的概念序列，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序列，也是一个实践的序列。各国民主化的历史也已经证明，只有先争取到“人民主权”，然后才能实现“有限政府”和“三权分立”，不可能说在人民没有权利的情况下，依靠专制政府就能实现权力的自我约束。权力的自我约束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它只会在压力下被约束。压力应该来自何方？当然应该来自人民，来自每一个争取自由的人，来自每一个争取权利的人。
有不少中国大陆学者认为中国能够走上一条从法治到民主的道路，即：先实现法治，再实现民主。这种想法很有善意，但这显然是一种给专制政府让路的思维。对中国社会必须认清一点，它不是个法治社会，有法律而无法治。法治的第一原则是：平等权利，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普通人、总统、政府、企业和法人等，概莫例外。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人民平等权利吗？显然不能，它要领导一切；特权集团愿意与中国人民平等权利吗？显然也不能，它要掠夺一切，这两个问题是要害。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之下，根本就不存在法治社会的基础，根本不可能建立一党之下的法治，所以从法治到民主的道路是一种空想，是一厢情愿。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人民在推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不能借助于现行法律，恰恰相反，正式因为没有法治，特权集团才肆意横行，无法无天，所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争取自己的权利，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主要动力，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动力。中国人民要走上民主的道路，最终还是要通过借力打力，按照《零八宪章》指引，开展公民运动，实现政治革新，落实主权在民。然后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框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法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