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唱红歌运动正在向全国蔓延。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忡忡。
不少人指出，唱红歌运动是极左路线复辟回潮。日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会见港澳媒体时为唱红歌运动辩护。薄熙来说，重庆的唱红歌绝不是极左运动，而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是对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种负责任态度。
薄熙来的辩护是站不住脚的。重庆的唱红歌运动当然是极左运动。所谓唱红，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一是形式。第一，唱红歌，什么是红歌？红歌如何界定？所谓红歌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讨论，暂且不谈。我这里要说的是第二个问题，关于形式。重庆把唱红歌搞成了运动，搞成了由政府主导的所谓群众运动。这个问题更严重。
象重庆唱红这样的，由政府主导的所谓群众运动，别说民主国家没有过，就连一般的威权国家也没有过，只有极权国家才会有。在中国，只有毛时代才盛产这种运动。不错，自四人帮垮台至今，一直有人在唱红歌，在舞台上，在电视上，不过那是表演，不是群众运动；也有群众聚在一起唱红歌，但那是自发的，不是政府主导的。
重庆的唱红则不然。重庆的唱红是政府主导的所谓群众运动。在重庆，领导人发号召，提要求，出文件，运用公权力安排部署，花纳税人的钱，占用公共场所，占用公务员和民众还有学生的休闲时间乃至工作或学习时间，公开地或隐蔽地使用威胁利诱手段，强迫或半强迫群众参加。这种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在毛时代可谓司空见惯。近三十年基本销声匿迹。如今重庆又使之死灰复燃。
关于重庆唱红运动的强迫性，有必要多说几句。乍一看去，唱红运动似乎没有多少强迫性。政府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参加者要受处分受制裁。但是，凡经历过这种运动的人都知道强迫性无处不在。负责官员要求红歌“人人会唱，人人能唱，人人爱唱”；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根据你会不会、能不能和爱不爱唱红歌，对你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做出考核、评比和鉴定，从而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到你的升迁，你的荣辱，你的待遇，乃至你的生计。
这种做法对公务员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它比搞面子工程还要坏。搞面子工程，好歹还要你拿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唱红运动却完全是玩虚的。有的官员在做好本职工作上乏善可陈，但可以借着唱红运动而大出风头。相反，有的官员能做好本职工作，但是对唱红运动不积极甚至抵制，那就会遭到上级的冷眼。事实上，热衷于发动类似唱红运动的上级官员，其本意就是以此来考察下属对他个人的忠诚度，以及作为排斥异己的手段。
这种做法也会分化和分裂民众。民众的爱好和习惯原本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人爱唱歌有人不爱唱歌；同样是爱唱歌，有人爱唱红歌，有人爱唱别的歌。如今政府却出头搞起唱红歌运动，把爱不爱唱红歌当成政治问题，把民众区分成积极分子落后分子，这就破坏了社会的自然和谐。
有人说，唱红运动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确实有不少群众是真的热衷于唱红运动。这并不奇怪。研究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早就指出：在极权社会里，由于民众被剥夺了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社会缺少真正的公共空间，因而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很孤独很寂寞。然而，人是群居动物，天生就有过集体生活的需要，有参加公众活动的需要。在极权社会里，那些组织动员群众的手段之所以能奏效，完全是因为它们能够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以替代真正的团结的共同体，从而解决群众成员的的孤独问题。更重要的是，极权主义在不存在公共空间的情况下为人们的参与愿望提供了一条出路，给他们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感。
三年前，胡锦涛有次讲话，提到“不折腾”。“折腾”这个词本来没有确定的政治内涵。且不管胡锦涛说的“折腾”是指的什么，不过我敢断言，一般人反感毛时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嫌毛时代太爱折腾，其实也就是太爱搞运动，没完没了地搞运动，把什么都变成所谓群众运动。除了搞阶级斗争的运动，例如反右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外，还搞什么除四害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学雷锋运动，还有学马列学毛选运动，自然也少不了大唱革命歌曲运动，等等。轻则劳民伤财，重则伤筋动骨。只要我们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如今的唱红歌运动正是毛时代群众运动的翻版。要说折腾，唱红歌运动就是折腾，就是胡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