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则新闻，使我们在更深的层面上重新思考言论的责任与自由度问题。一则来自意大利，多名地震专家“因言”获罪。一则来自美国，“末日论”破产，但末日论者并没有受到法律追究。
2009年4月6日，意大利首都罗马东部的山城拉奎拉发生里氏5·8级地震，大约300人死亡，6万人无家可归，大量建筑物损毁。地震发生前半年内，当地居民多次感觉到相对较轻的地震，担心可能遭遇强震。4月6日地震发生后，民众抱怨，只因重大危险委员会成员一再保证“不必担心”，致使他们未能及时逃离家园。
地震是不可以预测的，但种种迹象已显示出地震的巨大可能性，正是这些公职人员的言论过于随意而“自信”，使公众产生误判，并导致许多人因此而丧命。这样的情形下，这些公职人员遭到公诉，理所当然。公职人员在这个时候发言，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公信力，他们的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论，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则报道给我们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因为在中国，许多专业的公职人员，在重大社会决策参与制定过程中，他们以权威的专业身份出现，获得社会的尊重与利益，但一旦决策错误，却无人追诉其责。地震预报可以不准，但你不能信誓旦旦地说，“近期不可能发生地震”；一些重大项目会造福经济，但你不能站在利益集团立场，说对环境没有绝对影响。
把公职的专家们列为被告，具有重大意义，一定要使他们在公开的专业性场合，有公共责任感，因为这直接影响公众的生命财产。这一点，我国司法部门应该借鉴。通过公诉失职的公职专家，促使他们在做出专业判断之时，要有责任感，不仅是对社会公众的责任，也是对自己的责任，如果对公众不负责，将来项目工程出现重大问题，不仅会使他们的专业信誉破产，还会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另一则新闻则使我们看到言论自由的另一面，美国牧师哈罗德？康平今年曾预言世界将在5月21日终结，让很多美国人提心吊胆地生活了5个多月，有人甚至为此散尽家产。按道理，这样的言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甚至可以构成欺诈罪予以起诉，但有关方面为什么没有起诉他呢？这里，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些牧师并不是公职人员，不是科学家或灾难预测专家，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宗教行为与艺术家拍灾难电影一样，普通公众并不会将其视为必然之事，尽管一些普通人也会在心理或行为上受到一些影响，但这些被影响的公众自己应该有所承担。
社会管理与秩序总是面临两难，言论自由作为宪法条文，如果因具体事件被虚置，那么言论自由空间就越来越小，甚至使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像末日论这样的宣传，公众有反驳甚至嘲笑的自由，却没有对其公诉的法律支持。相反，较之普通公民，公职人员的“言论自由”应受到更多的限制，公职人员对信息发布如果“信口开河”，公众将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