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输出革命 破坏和平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共产专制欲称霸世界的招牌。中共党文化灌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就意味着先放弃解放自己，帮着共产党夺权后，等共产党赏赐“解放”。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谎言。

在冷战之前，由于传统绅士文化的影响，民主体制国家的间谍活动有基本的道德原则，与专制国家不同，认为色情间谍等手段是卑鄙的，在实施中是有限和防御性的。可是冷战埋葬了这一骑士传统。比如1929年，美国情报部门关闭了有“黑房子”著称的密码组，该组曾经在1920年破译出日本外交密码电报。二战时，苏联在伦敦、华盛顿大肆渗透间谍，而英美两国在莫斯科没有一个间谍。1944年11月，美国情报人员从芬兰人手里买到一本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500页的密码本，国务卿说服总统罗斯福，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于是密码本被送还给苏联人，令苏联人惊讶（直到1944年，美国采用密码本的副本破译出一些苏联间谍机构的电文，后来才据此揭露战争期间的苏联间谍活动）。1943年11月德黑兰“三巨头”会议时，因为美国奉行公开外交，为避免苏联认为英美密谋，罗斯福没有接受丘吉尔让他驻英国大使馆的邀请，而是住进了苏联大使馆。此次会议和1945年2月的雅尔塔三巨头会议，苏联都在美英领导人住处安装了窃听装置，斯大林掌握的情报远远超过罗斯福和丘吉尔。

教条僵化的意识形态，也使苏共及克格勃不可能从所得到的情报中做出客观正确地判断，他们总是用各种阴谋理论来解释民主国家的所作所为，从而做出错误的对策。在后极权时代的今天，中共同样动辄将不利于自己的国际影响一律冠以“西方反华势力”的颠覆阴谋，不过这已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意识形态，而是为了一党专制的特权利益，用来制造欺骗民众的“愚论”而已。

“十月革命”后，苏共就期望在欧洲传播革命。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只有5人来自国外，其它都是流亡苏联的左翼运动分子，他们代表的党派有些根本没有成立。可是这个城市对各国共产主义者来说，成了耶路撒冷似的“世界革命”圣地。有些共产党人声称自己甘愿做苏共的“奴仆”，像穆斯林圣徒朝麦加祷告那样对莫斯科“俯首帖耳”。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输出革命的傀儡，指挥和资助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通过了列宁起草的“二十一条”，作为成员的军事纪律，“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做出决议：“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共产国际有责任通过被称为“莫斯科的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干涉”共产国际的成员，“莫斯科的眼睛”们如同被任命的“灰衣主教”，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应是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并用。1921年，共产国际成立了“秘密国际联络处”，该处吸收一些国外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搜集情报，再提供给苏联特务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国外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班牙战争中，苏联向共和派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建立并控制了秘密警察系统，他们还将肃反延伸到西班牙，诱骗几百名托洛茨基分子去西班牙，单独编队，派到战场第一线送死，而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督战队。面对佛朗哥法西斯的进攻，共和派内部相互残杀，草菅人命，500名支持西班牙的国际纵队成员被当作叛徒、间谍、“托洛斯基分子”而杀害。西班牙共和派失败后，苏联把派往西班牙的人员召回当替罪羊关押或处决。国际纵队里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后来失望而逃，他说：“报纸上说这场战争是‘为民主而战’，这明摆着是骗局。”据此，1945年和1949年，奥威尔先后出版了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

 

图29 1927年，武装起义后的上海工人纠察队。

1923年，共产国际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合作，策划“德国十月革命”， 10月23日，列宁与围坐在他病榻周围的苏联领导人，满怀期待，等到的电报却是一个词：“失败”。原因是暴动没有得到工人的响应。此后，苏共将目光转向东方。1921年，在共产国际派来特使帮助下，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李大钊与陈独秀等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从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比如，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工作，在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俄关系上，一直是重要联系人，他并不单单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而是以代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行沟通。1924年，爆发直奉军阀大战。1926年4月，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7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营救行动，张作霖也犹豫不定。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所以张作霖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19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思公《张作霖杀害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复杂内幕》）。 “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查）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劫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入中国的武器的详细描述。”（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基、奥列格•戈尔季耶夫《克格勃全史》第121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1927年，苏联间谍活动在8个国家被曝光，其中就有中国这一事件。斯大林让中共利用蒋介石：“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没想到被识破，共产党领导的上海起义成果落入蒋介石的北伐军手里，此时的蒋不再容忍中共在各地领导工农制造暴乱、取而代之的图谋，开始“四一二”大屠杀……

除了向其它国家渗透，苏共特务还先后组织和操控“无罪者俱乐部”、“世界和平理事会”等名义上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扩大影响。如果说列宁时代输出革命还有理想主义的成分，那么斯大林以后的时代，只剩下将一党专制推向世界的霸权欲望而已。

 

图30 调查卡廷大屠杀的挖掘现场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苏共杀掉了许多流亡苏联的东欧共产党人，活下来的少数人被关进监狱，后来被利用做苏共的傀儡。例如：1938年，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都被入狱，只剩下斯大林信任的铁托一个人（可是战后他成了苏联阵营里的第一个异端分子）。甚至在1937年，一名德国共产党员途经苏联的古比雪夫，饥饿时想要点面包，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刑讯逼供下，被迫承认是德国间谍而遭枪毙。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被苏联杀害的一万多具波兰军人尸体。苏联对此矢口否认，指责德国嫁祸于人。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时，塔斯社承认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1992年10月14日，俄方才把卡廷事件的绝密档案复印件转交波方。至此，卡廷惨案真相大白，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了屠杀。据说，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最初一起观看档案时都大惊失色，卡廷屠杀都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卡廷惨案中的军官都是波兰各界的精英，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律师、教授、学者、医生等，这一惨案是对该国文化的毁灭。二战尚未结束，斯大林就开始谋划控制东欧。在于盟国交换情报的合作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东欧各国与美国战略情报局有关系的人员名单。战后，苏共开始了对这些人的镇压。二战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间谍空降到波兰，扶持傀儡组织，向纳粹盖世太保提供波兰抵抗力量、反共的克拉约瓦军一些战士的名单。1944年8月，克拉约瓦军在首都华沙举行反抗德军的起义，苏联红军隔河观望，借刀杀人，并禁止英美支援的飞机在苏联机场加油。两个月后起义失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派一支小分队进入华沙，清除克拉约瓦军，建立共产党傀儡政权。

战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安全人民委员部在东欧各国，帮助当地共产党在选举中作弊，扶持傀儡政权，帮助成立国家安全局，并派出顾问指导和监视。1945年，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从莫斯科回来后，对党内人士说：“一切要貌似民主，但我们得握有控制权。”于是，两万名持不同政见的德国社民党人被迫害、监禁或枪杀。在罗马尼亚，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傀儡乔治乌-德治扶上台，将乔治乌-德治的竞争者、地下党书记福利斯投进监狱，未经审判就被绞死了。驻罗马尼亚的苏联总顾问弗杰奇金在罗马尼亚俨然是一位“二皇帝”，经常对乔治乌-德治发号施令。在保加利亚，连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都清楚，他的保镖兼女婿就是苏联秘密警察派来监视他的。在匈牙利，苏联顾问控制的安全局，迫害反对党领袖，建立了共产党一党制政体。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顾问通过安全局监视政府成员，还派间谍搜集反对党的材料，最终使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南共领袖铁托的电报员就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战后，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顾问在南斯拉夫政府和民间招募间谍。两党分裂后，苏联宣布铁托参与了帝国主义间谍组织对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活动，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与苏联国家安全部之间开始争斗。南斯拉夫在政府里甚至铁托的卫队里抓获了苏联间谍，苏联国家安全部阴谋刺杀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仿照斯大林，在一座小岛建起恐怖的集中营，先后关押了15000名异己分子。苏联一直默许南斯拉夫把阿尔巴尼亚当作仆从国。二战期间，南斯拉夫顾问组改组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和内务部长科奇•佐泽在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压力下，除掉了党内竞争者。苏南两党分裂后，苏联国家安全部又帮助霍查以臆造的罪名处死了佐泽。之后，阿尔巴尼亚联合中共与苏共决裂。毛泽东死后，阿又与中共反目。在扶持各国共产党上台、建立社会主义阵营之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安全人民委员部在东欧各国指挥了大规模的清洗，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

 

图31 匈牙利革命中的大学生。

 

图32 苏军武装镇压匈牙利革命。

斯大林去世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爆发了一系列改革运动，在苏共镇压卫星国的改革中，克格勃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克格勃主席谢罗夫亲自到该国，安排20名克格勃特务伪造国籍身份，到匈牙利进行活动，为军事干涉制造借口。镇压起义时，谢罗夫带人逮捕匈牙利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并向进入匈牙利的各师的特别处下达指示：逮捕那些手持武器对抗苏军的所有叛乱组织者，以及那些煽动人民仇视共产党人和安全机关人员的人。克格勃还主持了对改革派领袖纳吉等人的审判，将纳吉送上绞刑架。1968年，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前，该国境内出现反对改革的宣传单，发现了一些所谓美国中央情报局阴谋干涉的秘密文件和武器，还出现了反对改革的游行，东德设立了攻击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电台。这些都是克格勃指使东德秘密警察一手策划的。苏军入侵前，克格勃秘密进入该国，30多名克格勃特务伪装成西方游客，到处张贴煽动性标语，制造所谓秘密武器库，然后栽赃。他们与该国内务部秘密警察合作，搞了许多内应活动，如驻守电台，包围西方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大使馆，防止镇压时有人前往避难。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执行了逮捕捷共领导人的行动。之后，在克格勃配合下，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在全国进行了大清洗。1981年，为了阻止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12月13日，克格勃支持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管，镇压团结工会。

 

图33 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前向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喊话。

冷战时期，为执行苏共的世界战略，克格勃向世界各地渗透，苏联派驻西欧的外交人员72%是专职情报人员，他们的间谍有各种代表团人员、航空公司人员、记者、国际组织人员等。苏联在联合国的外交人员有一半是间谍。克格勃在搜集情报、进行控制和颠覆活动时，制造了许多恐怖事件。例如，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共产党发动政变上台，实行血腥统治。后来克格勃介入阿共内讧，1979年12月7日晚，克格勃特别行动小组扮作阿富汗军人，直接冲进阿富汗总统府，杀死总统阿明等所有人员，扶植原克格勃间谍、共产党员卡尔迈勒上台……克格勃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的矛盾，派间谍达尼亚接近格瓦拉，成为他的情妇，离间两人的关系。格瓦拉出走玻利维亚打游击后，达尼亚根据克格勃的指示，借刀杀人，把格瓦拉出卖给政府军，造成格瓦拉及游击队的覆灭。

在共产专制世界，除了苏共，其它大大小小的专制者都竞相输出革命，争夺霸权。如毛泽东时代中国对亚非拉一些国家、南斯拉夫对巴尔干半岛、越南对印度支那半岛、古巴对拉丁美洲……例如，毛泽东多次接见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并夸奖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邓小平掌权后多次接见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人，一边批评其极左政策，一边仍然给予充足的物质和武器支持。一直到1988年，波尔布特还到专程北京讨要资助，并被安排到中国各地游山玩水。周德高是一名柬埔寨华人，少年时代即投身共产革命，成为中共布置在柬埔寨的一名情报人员。1998年红色高棉残部彻底覆灭后，他退党偷渡到美国，最终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他晚年在所著的《我与中共和柬共》一书中写道：“在中共的心目中，华侨是世界革命的大棋盘中的小棋子，当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任务，主要是策动柬埔寨革命，而不是保护侨民；而‘团结华侨’的工作，也不过是策动革命的大目标中的小动作。”冷战后的今天，中共更多的是依靠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扩大共产专制的国际影响。

事实证明，共产专制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国家之间，共产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有平等的友谊关系，不可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二战后，苏联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分裂，与其它东欧各国的矛盾；中国与苏联、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反目。共产国家之间都经历了先互相利用再彼此反目的过程。共产专制是世界和平的敌人。

当失去理想信仰的时候，共产专制国家往往在国际关系上奉行机会主义的所谓务实外交，而不顾国际人权标准和普世价值。

 

图34 斯大林接见纳粹德国外长。

 

图35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把犹太人移交给纳粹。

希特勒侵苏前，在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为讨好纳粹，甚至限制苏联间谍在德国的活动，苏联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和斯大林一样，最关心的是英国的阴谋而不是真正的德国阴谋。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还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签订协议，广泛合作，派人到苏联进行特务培训，学习如何建立和管理集中营；苏联将德国流亡苏联的犹太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遣返回德国，任其迫害；二战前一个月，在斯大林首先提议下，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瓜分欧洲的秘密协议。当德军1939年9月1日从西面进攻波兰的时候，苏联明斯克电台引导德国飞机的轰炸。苏联17日从东面出兵波兰，波兰军警及官员约25万人被俘。11月，苏军进攻芬兰，导致被排挤出国际联盟。二战初期，纳粹的军火许多是在苏联生产的，当纳粹进攻欧洲时，收到苏联的祝贺信。苏联号召欧洲各国共产党支持纳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公开讲话“打着民主的幌子，进行那种‘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罪的。”他1940年赴德，与希特勒会谈战后世界新秩序，希特勒拒绝了苏联的条件，反倒建议苏联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和瓜分英国。1940年4月9日，德国进攻挪威，就是利用苏联借给它的摩尔曼斯克海军基地。用过之后，德国海军瑞德将军致函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表示深切感谢”。德国军车灌满苏联提供的石油，冲向欧洲。1941年4月，苏联对德国的原料供给达到条约签订以来的最高纪录：208000吨小麦，5000吨石油，8300吨棉花，8340吨金属……在欢送日本代表团的仪式上，斯大林殷勤地拍着德国大使武官助理的后背，对舒伦堡等德国代表说：“我们会成为至交的！”两个月后的6月22日，德国突然对苏联闪电战，当德国大使舒伦堡递交宣战书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只是可怜地说了一句：“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斯大林企图割地求和，被希特勒拒绝。

与斯大林一样，中共在对外关系上，以“爱国主义”为幌子，煽动、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切为自我权力服务。抗战时期，中共的方针是“七分发展、二分观望、一分抗日”。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条约。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里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后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里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里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的充斥着我们的同志剑，“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1940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里。3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

 

图36 1985年，中共间谍金无怠受审后被带离。

再看如今的中共，在对外关系上，一切围绕自己的利益，实行机会主义的所谓“务实外交”。它和民主国家来往，又与专制国家携手，以此玩弄制约、平衡手段，从中牟利，缺乏责任感和道义感，没有基本的普世价值原则。前中共国安部对外情报警官李凤智接受记者采访时，揭露了中共利用特务网络不择手段渗透和收买西方政治人物为中共利益服务的主要手段。李凤智指出“中共挟持整个国安机构、外交部等在海外搞特务活动，是把中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经常是非正义的、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国安系统插手非真正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政治事务，不务正业，更是在做害国害民的事情。”对于中共如何发展特务网络，李凤智表示，一种就是国安、外交部、中共官员等直接做工作，包括对西方政客的拉拢工作。中共直接派遣国安或官员，以各种身份、职业、专业作为掩护，直接接近西方政客发展关系，在适当的时候施加影响。“另外一种就是打‘人民战争’，找大量人分派情报任务。也许很多人达不到目的，但因为量大，发现有价值的工作对像、资源、机会、条件的可能性就大。”他指出，中共收买西方政客是特务网络和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其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些政客在关键时刻为中共代言，公开或私下、直接或间接的为中共做事，尤其是公开对中共的人权迫害保持缄默。他说，那些亲共政客、尤其个别被中共利用的华裔政客，非常可悲，这些人都是不幸被中共选中的棋子，不仅没有未来，甚至连眼前的政治前途都会丧失。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立国之本、为政之道、选民之心才是政治前途的根本依靠。中共的邪恶本性及其独裁制度决定它始终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为敌，尤其一直把美国等西方大国当作敌人，虽然表面上巴结美国，宣称所谓的“维护中美关系”，但骨子里和背地里都是防美反美的，在需要的时候，甚至公开煽动中国民众反美。他说，“正因为这个原因，长久以来，中共不惜下大力气、耗费巨资、人力物力，通过中领馆、国安等机构，并试图或是派了大量特务和发展线人，在美国建立特务网络，想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包括渗透和收买西方政治人物、华人社团、学生组织等。对于所需要的情报，或者偷窃，或者套取，或者打入内部，或者利用线人获得。”李凤智表示，中共除了直接做西方政客的工作，还有针对性的发展一些外围，虽然不是特别重要但也不容忽视的势力，比如，西方社团、西方亲共媒体等，为中共作代言人或代理。他们或者为中共搜集情报，或者在外围制造舆论和影响。因为这些人和组织是所在国家的国籍，因此更有条件影响到西方政客。“中共及其国安的行动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一是以国家安全工作为名义，实际做起来是永远以中共利益为第一，国安的海外行动也以这样的原则为指导。二是在海外，中共将那些维护中共的利益与某些国安所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工作或是海外谍报活动有意地混杂在一起。再有，中共运用全部国家可以动用的资源，企图从整体上配合和支持由国安部或外交部所从事的所谓对外工作，不计代价，不择手段。”

中共利用经济、文化手段渗透，为巩固专制政治服务，同时进行间谍活动。《明镜》周刊于2010年6月底刊登题为《间谍战》的文章引述了德国反情报机构──宪法保卫局提供的资料，详细描述了一位已经加入德国籍的华裔学者如何被发展成线人的经过。2007年4月中旬，美国公民察尔斯•蔡（Charles Cai）因居住在中国湖南长沙的八旬母亲病危住院抢救，前往看望；其间，遭到中共国安骚扰及非法绑架，企图收买他当间谍。韩国小说家金琪皓披露中共当局曾劫持他，非法监禁审问4天，中共国安塞钱逼迫金琪皓充当特务。曹长青2010年在《做中共间谍下场最惨》一文指出：“前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说，中共情报部门‘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全球最具实力的六大间谍机构中排名第二。去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穆勒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间谍‘实在太厉害’。联邦众议员兰迪•福布斯说：‘中国现在已经构成美国最大的间谍威胁’。根据美国司法部向《华盛顿邮报》‘谍语’专栏提供的最新备忘录，只是从2008年至今，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中国间谍案就有26个，其中44人被判有罪，在美国监狱服刑。”“从金无怠案至今，美方抓获了很多中共间谍，无论是去年被美方破获的两起‘中国间谍’案中的郭台生等三人，还是更早一点的洛杉矶的情色间谍陈文英，更有今年春在波士顿被抓获的经济间谍钟东蕃（窃藏美国航天情报，被判15年）、麦大志（Chi Mak，把美国防技术出口给中国，已判24年）等，中共当局都一如既往，从来都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间谍，当然就更无可能，像美俄那样交换间谍，让自己的特工获得自由。所以那些为中共做间谍的人，只有为党国献身这一条选择，要么是望眼欲穿，把美国的牢底坐穿，要么像金无怠那样有胆量自杀。不过今天在美国监狱再能找到塑料袋套头，可能也难了；而且中共派人来杀人灭口，也更不容易了。所以中共间谍们要死，都会死得‘不明不白’。”

中共还将特务政治延伸到港台和世界各地。前中共国安部对外情报警官李凤智披露说，早在香港回归前中共就派了大量的情报人员前往香港，并采用不择手段的办法发展线人，搜集情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从事一些策略行动，包括在内部起分化瓦解的工作。北京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旗下刊物《人民论坛》时政专题部副主任邱明伟，2009年6月底到香港公干时，乘便参加了七一大游行。邱明伟说，他在香港的行动已经尽量回避，但当他回北京后，随即被上级问话，对方拿出大叠拍到的照片，指邱明伟越权接触境外异议人士及团体等。邱明伟相信他在香港期间一直被人跟踪监视。7月底逃到香港寻求海外政治庇护。邱明伟事件的背后反映出中共及其国安系统对香港重视的程度。2011年2月曝光的台湾陆军司令部通资处长罗贤哲少将，被收买为共谍长达7年之久。李凤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台湾被收买的人在替中共卖命，帮助中共极权政党企图战胜台湾的民主制度，这不仅仅是卖情报的事情，而且伤害了台湾老百姓的利益，同时也在大大地损害了大陆民众的利益，阻碍中国自由民主化进程，不仅是暂时的、表面的伤害，而且是长远的伤害。”1994年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书中不仅大量披露了毛泽东在红墙内的鲜为人知的私生活，而且在英文版本中还记载了一则邓小平的不良私生活。1995年2月，也就是李志绥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自己准备开始撰写第二部有关中共内幕的回忆录的消息后，不到一周，报道称他2月13日在浴室中风猝死。但现场物品零乱，卫生纸扯得满地，有挣扎状。死因众说纷纭。原安徽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省青联副主席、作家高尔品，1994年出国后，改名为辛灏年，担任《黄花岗杂志》主编。2010年，他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演讲中揭露：“直至今年的五、六月份，我的一个四十多年前的同窗，二十年没见的老同学，他来美国探亲到了我家，居然从早到晚跟我大吵大嚷，就一句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不准你出来讲演：‘你再出来讲演，共产党就要对你下手了！’……专制的淫威可以说是遍及全中国，甚至漫延海外。”（辛灏年《谁孕育了辛亥革命(上)》）

五 腐化堕落 众叛亲离

由于共产党最初的理想与实现手段之间的矛盾，使得人性中虚伪和私欲的弱点得到最大化的释放，这注定了在共产专制下人格的发展，是从狂热迷信的巅峰坠入犬儒主义的谷底，纵观历史与现实，中外莫不如此，对于特权阶层的特务而言同样如此。

以苏联为例，斯大林死后，为理想而工作的间谍消失了，代之以唯利是图者。在英国的克格勃间谍莫洛德称，像剑桥五杰那样思想进步的间谍在二战后几乎没有，具备如下条件就可招募为好间谍：在军队供职，能接近机密；在职务升迁上是个失败者；喜欢喝酒；在异性关系上花心；对本国政府不满而对招募方的政府有好感。英国的军士普赖姆1968年开始主动向克格勃出卖情报，就是因个人婚姻不幸、事业失意，把这些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醉心于苏联及东欧的虚假宣传，对共产主义产生了过高的信赖。

即使已经成为特务，正如苏联叛逃的克格勃军官阿列克•谢米亚科夫所言，克格勃里“所谓的‘可靠的共产党员’占多数。我之所以称他们是‘所谓的’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的信仰往往是以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为基础。或者由于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特权而满足于共产主义。真正可靠的共产党员现在已所剩无几。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年代已成了历史。”一位失意的克格勃高级军官曾教导谢米亚科夫说：“一个人要想在克格勃里干出点名堂，就需要有好的人事关系，就需要贿赂，还得会讨好上级。……对上级什么时候也不能讲实话，要紧的是找机会贿赂，要拉些有用的人事关系，‘嗅觉’要灵敏些。”

 

图37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囚犯。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特务机构同样如此。苏联克格勃选拔特务首先选择党员干部的子女，其次才是工农、知识分子的子女。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内部人员私下里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比如批评某个官员，嘲笑工会、地方苏维埃等装潢门面的“民主橱窗”。生活待遇上，他们的经费、特权和工资都增加了，有高档公寓，有权在军用商店购买减价商品，可以到国外采购国内买不到的商品，克格勃官员可以免费或象征性的付费，从军工企业或军事贸易组织得到各种生活物品，节假日里他们有定期的公款酒会，有的高官甚至动用飞机办私事。克格勃内部行贿受贿成风。还经常出现各种犯罪现象：自杀、酒后车祸、发酒疯、在街上开枪等。

中共特务机构同样腐败。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李步云教授2005年11月份在香港讲学期间谈到,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但却是效率最低的、最腐败的情报系统。“撇开中共的军情系统不说，中共的国安系统， 上有臃肿的国家安全部机关及其职能单位，中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国家安全厅，下有县、市级的国家安全局，左有统战、外联等部门的在编国安人员，右有政府各部门外事单位中的在编国安人员，还有数目众多的渗透在各行各业中的编外的国安线民，构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系统。听起来很吓人！其实这个庞大系统就如中共的任何其他系统一样，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腐败透顶。论人数，中共的国安系统可能比美国中情局多上百倍；论效率，它可能连中情局的1%也不如。”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共不舍得花钱吗？李步云教授说：“不是。中共在情报方面是最舍得破费的。国安系统每年浪费的经费大大超过了希望工程十年所募款项的总和。国安系统配备了最精良的电脑及其他技术设备。问题出在人的素质方面。美国中情局每年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毕业研究生中招募最优秀的青年为反独裁、反恐怖的事业服务。但国安系统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凭关系调入的。国安系统没有硬指标，清闲、轻松而且还神秘兮兮的。所以不论阿猫、阿狗，只要有关系，就可以到国安混一混。当然，你不能说国安系统里没有人才！中国人多，有本事的人到处都有。”李步云教授强调说：“国安系统的吸引力不只在清闲和铁饭碗，而且还在那里的油水大。他们每年以所谓国家安全名堂胡花的经费，可用来盖几万甚至几十万个希望小学。他们有很多特权，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还冠之以秘密战线需要的名堂。国安系统哪位局长、处长没有几个年轻漂亮的情妇？秘密工作的需要嘛！远的不说，湖南国家安全厅、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那帮人，几乎瓜分了长沙所有高级宾馆、餐厅、娱乐场所的貌美工作人员。他们干的肮脏勾当有人管吗？当然没有。湖南国家安全厅的一位朋友说，中共的情报人员一代不如一代，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越来越差劲，因为他们的专长不是靠智慧搞情报，而是靠特权吃喝玩乐。这位朋友说，因吃免费的高档酒食吃出胃病、肠病的，大都是国安的工作人员。大家在谈论中国的腐败时，忘不了党政腐败、司法腐败、军队腐败等等。我提醒大家，要说中国的腐败，要以中共的国安系统为最。”李步云教授说：“其实，国安人员也很可怜。比如说，他们也有很多的不自由,特别是中层和基层的国安人员。”

原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首席代表、高级记者姜维平在《中共国安内幕权斗吃喝嫖赌样样来——大连国安局内部丑闻》一文中揭露：从2000年底开始，我才知道了，中共国安由于缺乏监督制衡，已被野心家所利用，在大连薄熙来当政时尤甚，其已改变了工作性质，不仅贪腐成风，而且内斗激烈，已堕落成排除异己，枉法追诉的可怕的工具！车克民，在大连的80年代初，不过是旅顺海军基地的一个志愿兵，名不见经传，据熟悉他的人讲，他来自乡下农村，家庭出身贫寒，只因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当县委副书记的薄熙来，成了他的生活秘书，从此，命运发生了突变。1999年，薄熙来当了大连市委书记，又把他提拔为大连市安全局长，由于他口碑太差，人大常委集体抵制，不通过任命，薄熙来又改任他当安全局党委书记，专门选了一个没有主心骨，见风使舵的特务万国涛作魁儡局长，实际上，还是车克民独掌大权。在他的领导下，大连国安局的职能，由反间谍变成了内斗，他和薄熙来一起制定了黑名单，不仅批评他的记者，骂他的老干部，而且，与薄熙来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党内同事，都被记录在案，受到24小时卫星定位监控，大连市原纪委书记王某智说，连市委书记于某祥，公安局长王某奎，总工会主席高某等人的电话均被监听了！为了遮人耳目，车克民亲自给特工派任务，全是单人行动，连他们的直属上级，都不知道每个人整天干了些什么！尽管，大连官场人人自危，对立派干部刘某滨，高某，张某宁等人相继入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工作纪律和社会风气，但薄熙来青云直上，他本人也步步高升，富得流油，民众惧怕，被人们送一个绰号：“薄熙来的戴笠！”他的手下郑义强“强买强卖，一夜暴富”；彭东辉“吃喝嫖赌，玩遍大连”；王富选“尔虞我诈，被同事暴打”。

一个人的职业如果没有与信仰和道德相联系，是不可能从中获得自我实现的真正满足与幸福。为共产专制这一邪恶制度服务的特务，身心不可能健康，或者在魔鬼的罪恶中毁灭，或者在堕落中麻痹自己。驻在苏联劳改营周围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行刑队的战士大都成了酒鬼，他们在行刑前先要喝一杯伏特加。他们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着后脑勺，然后比赛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人。“娱乐”完毕，他们又尽情地喝酒，然后倒下睡觉。英国外交部通讯司译电员奥尔德姆1929年主动向苏联提供外交密码，1933年由于不堪双重生活的紧张而自杀。冷战初期，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由于双重生活的压力，依赖上镇静剂，并且酗酒，莫斯科总部1949年认为他已精神失常。而五杰中的麦克林，也因精神紧张而不时酗酒。直到1951年身份暴露，他和伯吉斯一起逃往苏联。五杰中的菲尔比1951年受怀疑，但因证据不足，从英国情报部门离职。他被英苏两国抛弃，在压抑沮丧中酗酒度日，直到1963年，英国获得他的确凿证据，到黎巴嫩找他，他才逃到苏联。

由于共产党绝对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认为社会和人可以完全靠人工外力进行塑造，所以，苏联的认为杰出的间谍可以训练出来，靠政治灌输和封闭训练来培养忠心和技能，由此形成了照章办事的固定行为模式，是以服从权力和泯灭自我而不是自主选择为代价的；而西方国家认为间谍需要天赋，自由民主的多元环境，有利于培养个体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创造性，选拔土生土长的人，在开放环境中训练出来的间谍，能调动个人的主观灵活性随机应变。当双方的间谍置身于两种社会制度中，通过对比，真实正常的人性和思维就会发生作用，善恶黑白，高下立判。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苏联间谍叛逃的人数比叛逃的西方间谍多得多。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上主动投靠美国的苏联外交官阿•舍甫琴科谈到在美国的感受时说：“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有很多机会对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美国人已习以为常的许多事物使我向往。我羡慕他们可以自由地思考、讲话、写作，自由地行动和工作。”故此，他抛弃优越的地位和物质，投奔自由。

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西德间谍机构在该国吸收化名伊洛娜的女子为间谍，后来匈牙利特务机构不知她是西德间谍，也吸收了她，并派她到苏联接受5年的训练，从此与西德间谍机构失去了联系，1961年她一回到匈牙利，立刻去找西德间谍机构。经过两年的工作考察，西德相信她没有被政治洗脑所改变。许多克格勃人员和为他们服务的境外间谍倍受良知的折磨。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苏联集体化运动中，一位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说：“我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我同沙皇斗争过，后来有参加过国内战争，难道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现在用机枪围住村子，命令自己的士兵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吗？不，不，绝不是！”特务头目叶若夫喜欢亲自征服强烈反抗的人。一次他扬言要把一位老党员的孩子们也惩办了，迫使这位以坚强闻名的人痛苦“忏悔”起来。叶若夫很得意。但是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员厌恶地说：“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像叶若夫这样恶毒的人。他干起这种事来心满意足。”大清洗中，一些老一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人性良知与党的政治信仰之间进退两难，对无辜者的遭遇难过痛苦，又必须执行党的任务，所以他们大部分后来也被清洗，代之以麻木残酷的新人。1950年，19岁的保格丹•史塔辛斯基在克格勃的威胁下当了特务，被训练成冷血杀手，从事了暗杀行动，荣获红旗勋章。但是上司喜爱、工资极高，都不能使他摆脱忧郁、烦恼和失眠，他与一个德国女子结婚后，发现受到监视。后来经过一番波折，终于摆脱跟踪，1961年逃到了西德。克格勃军官米亚科夫写道“……我在执行本职工作时，还必须保护非正义的行为，镇压正义的行为，去对付那些维护正义的人。这种状况使我无法回避内心的冲突和良心上的斗争。”“我有时很鄙视自己，心里常想：‘臭警察特务，你的特权，你的权威和物质享受都是非法得来的，是你参与了迫害无辜的受害者得来的。这些无辜的受害者还有足够的勇气进行斗争，而你呢？你却去镇压他们——你是刽子手！是懦夫！’”比较而言，我从表面上看，中共特务大都装出一副上支下派的犬儒样子，也有的自命不凡：“我是政治警察，警察中的警察！”

许多克格勃是面对官方宣传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而觉醒的。苏联军事情报上校平可夫斯基1961年4月至1962年秋，主动向西方提供了五千份苏联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他面对极刑的判决坦言：“我不认为我是出卖祖国，恰恰相反，我在尽力做一切以拯救我的人民，也拯救我的祖国，免受一场威胁着的核战争的毁灭性恐怖。”克格勃军官米亚科夫坦言：“我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现政权的意识形态根本不符合我的政治信念，简言之，也就是根本不符合人类的信念。我无法容忍苏维埃制度固有的暴力和野蛮压迫；无法容忍这一政权对任何不喜欢它的人的镇压和迫害；无法容忍没有民主自由和当权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肆无忌惮地对工人的剥削；无法容忍完全是为了欺骗苏联公民而对他们进行的无孔不入的思想灌输，以及苏联社会中到处存在的其它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在军官学校和军队中亲眼目睹了苏维埃政权中很多不公正的事情，而我在克格勃的工作对这一过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并亲眼看到了苏维埃政权的彻头彻尾犬儒主义的本质。当将无辜的人达成罪犯，将坏蛋树为英雄和偶像时；当将那些只是由于对苏联领导人提出一些合理的批评的人们被投进监牢、劳改营和精神病院时，我都得亲自参与这些克格勃称之为‘行动’的工作。”参与写作《克格勃全史》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思想转变，是从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1968年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他认为为民主而斗争的最好方式是为西方效力，于是1974年在开始主动与英国情报机构合作。1984年4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英国，其间所收到的情报汇编大都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由于受到怀疑，1985年7月他逃离了苏联。

在中国，2001年3月著名的“新青年学会”一案，就是中共收买、利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大三学生李宇宙，制造的冤案。起初，国保机构让李宇宙打入该学会刺探情况，他很幼稚地认为：“当时我想的很简单。我想这是在做好事，因为我在帮助国家。就像他们在搞民调，想要了解校园的政治倾向。”后来李宇宙得知“新青年学会”4人被捕，才良心发现，李说，他当时头脑混乱的什么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他把一切都告诉了自己的女友，在自己的宿舍内抱头痛哭。一时怒起，他用香烟烧灼自己的臂膀，留下疤痕要自己记住当时的痛苦和愧疚。几天后，他开始使用笔名替他的朋友们在网络上发表申诉文章。后来，李拒绝再为国安部干事，而开始以中国人权党的假组织名称在网上发表有关他的4位朋友的文章。2002年7月8日飞往泰国，紧接着在联合国的一个办事处申请了难民身份。在被问及他此时要对朋友们说点儿什么时，他回答前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说：“我从未想过会伤害他们。我不想推却责任。我的确后悔写了那些报告……它们被用作证据，伤害了他们，我很抱歉。” 2006年6月1日，他公开发表了新证词，其中写道：“我交给北京安全局的工作报告，不能作为判决以上四青年有罪的证据。因为在当时，我正为安全局工作，所作工作报告是我的主观判断，不能保证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法院最终断案的证据。”“新青年学会”的几次座谈会，我都做了积极参与，有几次还是直接的组织者。尤其是2001年2月的那次饭局，以及2001年5月31日在人民大学老教协招待所113室秘密集会，完全是在安全局的安排下组织的。我作为安全局的秘密工作人员，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安全局对新青年学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图38 前中共国安部对外情报警官李凤智

1990年至2004年在中共国家安全系统工作14年的前中共国安部对外情报警官李凤智，2009年3月10日在美国宣布退出中共、彻底与中共组织决裂。他说：“安全部越来越插手于非国家安全，成为共产党的帮凶。我不愿意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不愿意再为共产党做打手、做爪牙、做工具。因此，我从思想上已经彻底的对共产党绝望了。”李凤智说，国安系统一些良知尚存的人已经开始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如今国安内部真正愿意替中共卖命的人已经不多了，他们无论是消极怠工也好，选择公开脱离也好，中共国安这一怪胎正在人们的觉醒中瓦解。

六、结语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被捕后留下一段供词，就是对特务政治实质最好的说明：“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人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一切权利的人就像在舞台上一样作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奴颜卑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杨卡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的崇高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的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演俏皮的时事讽刺剧一样，真是莫名其妙！”

 

图39 美国总统布什在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讲话。

据《共产主义黑皮书》初步统计，世界各共产党暴政屠杀和害死的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军民死亡人数总和的两至三倍，高达一亿至一亿五千万。其中苏联2000万至4000万；中国6500万至一亿；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阿富汗150万；越南100万；东欧100万；非洲170万；拉丁美洲15万；国际共运及未掌权的共产党10000人。2007年6月12日上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落成仪式。美国总统布什在铜像揭幕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20世纪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人类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世纪，这一野蛮时代在华盛顿的许多纪念碑上都有记载，但只有到现在我们的首都才有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夺去了大约一亿男女老少的生命，我们聚集在这里，以人类的良知，纪念那些在共产主义铁腕中丧生的人们，并把这一纪念碑奉献给那些因此作出牺牲和受难的人，这有着重要的意义。”

 

图40 纪录片《苏联故事》海报

 

东欧等地区共产专制崩溃后，随着各国档案解密，越来越多的共产暴政证据得以披露。许多国家通过法律对其清算，防止其死灰复燃。捷克在199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直接把共产政权称为犯罪政权，把共产党定性为犯罪组织；1998年2月20 日，保加利亚草拟了一项法律宣告前共产政权是个非法政权；波兰总统在2006年作的一个演讲中，明确把共产党称为犯罪组织； 2006年7月3日克罗地亚通过一项官方文件指称共产党是犯罪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2009年10月13日，呼吁国民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把带有共产党标志的纪念物和偶像仍进历史垃圾堆。恢复历史的真相和公正是民族复兴 的基础。尤先科总统2009年5月17日表示应彻底清除共产极权的标志；欧盟议会2006年通过了一项“反共产极权体制第1481号决议”。立陶宛国会通过法令，禁止在该国任何地方公开展示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的旗帜和纳粹的象征。在立陶宛公展共产和纳粹领袖的图像都是违法。爱沙尼亚决定禁止纳粹党徽和镰刀斧头标志。包括带有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和纳粹党徽符号的旗帜、标志和徽章。印度2009年6月23日宣布“印度毛主义共产党”（通称“毛派”）为恐怖组织。捷克、阿尔巴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亚、波兰、克罗地亚、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印度、欧盟诸国、美国如今都是自由宪政民主政治，他们都公开使用反共词汇，公开谴责共产暴政，公开指控共产党是犯罪组织。

中共的特务政治近些年不断加强，且越来越卑鄙无耻，完全黑社会化。由于民众的觉醒，他们从过去的公开全面的镇压转向暗地重点实施，例如对维权律师高智晟令人发指的酷刑，最近又对著名艺术家艾未未残酷虐待。但这只能加速中共的灭亡。有资料透露，东欧共产专制垮台后，鉴于历史真相的巨大影响，中共不再按规定开放到期应解密的历史档案。中共还制定了预案，准备在最后关头像东德秘密警察那样，首先销毁绝密档案，毁灭罪证。我想这样行动恐怕早已开始了，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个体记忆传承下去，组成真实的集体记忆，抵抗专制的瞒与骗，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化苦难为教训，走出以恶易恶的循环命运，开始真正的复兴。

今年是苏联崩溃二十周年，共产专制在东欧等地区已成为过去，但在中国仍然是现在进行时，无人是安全自由的，包括那些权贵们。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所言：“统治者易人，群岛仍在。”我们的怯懦助长了专制者的强大，使我们成了专制制度的一部分，要消灭共产专制及其特务政治，每个人首先要从哈维尔所说的“真实生活”开始，每个人拿出一点勇气，一步步夺回自由的权利，让社会生活逐步走向光明，把一切公权力放在阳光下监督，摒弃厚黑文化。沙叶新先生在那篇著名的演讲《不为权力写作》中说得好：“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

部分参考资料：
《克格勃全传》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
《苏联秘密警察》杜渐 群众出版社1978年10月
《克格勃内幕》)[苏]阿列克谢•米亚科夫群众出版社1979年11月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俄]列昂尼德•姆列钦 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
《色情间谍》[英]大卫•刘易斯 群众出版社1979年
《从事间谍活动的女人们》伯纳德•赫顿 长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年3月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 乔•哈利戴 [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吴基民 [台湾]一桥出版社1998年10月
《炼狱——殷海光评传》马中江 群言出版社2003年10月
《共产主义实录》（共产专制的暴行）[美]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Richard Pipes [美]民主中国出版社2000年
《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郭国汀编译 [法]拉封出版社1997年11月
《灰皮书，黄皮书》沈展云 花城出版社2007年10月
《苏联大清洗内幕》[俄]拉琳娜等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10月
《斯大林肃反秘史》 (全译本)[苏]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
《古拉格群岛》（上、中、下）[俄]索尔仁尼琴 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
《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 海南出版社2004年2月
《斯大林周围的人》[苏]罗•麦德维杰夫 华夏出版社1998年11月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法]布兰科•拉齐奇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
《领袖与谋士》[苏]菲奥多尔•布尔拉茨基 东方出版社1992年4月
《与莫斯科决裂》[苏]阿•舍甫琴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1月
《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美]本•福凯斯 中央编译出版社1989年3月
《黄长烨回忆录》2006年
《劫后余生——古拉格归来》[南斯拉夫]卡尔洛•希塔伊奈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7月
《捷京二百日》哈里•施华兹 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1年9月
《恩维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米伦科•巴比奇等 人民出版社1984年3
月
《与河内分道扬镳—— 一个越南官员的回忆录》[越南]张如磉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4月
《波尔布特传》王爰飞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
《西班牙旅行记》林达 三联书店2007年1月
《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周谨予 [台湾]东皇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9月
《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陈沅森三部曲之二 [美]博大出版社2006年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报告”》何清涟 2005年
《揭开中国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陶西喆（记者无国界组织、维权网协助） 2007年10月
《政府如何监控我们的电子网络通讯—-中国网络监控报告之二》于声雷（维权网协助）2008年
三集纪录片《共产主义血泪史》（美国）
纪录片《苏联故事》（拉脱维亚 2008年）
四集纪录片《斯大林》（俄罗斯 1993年）
三集纪录片《中国 革命的世纪》（美国 PBS公司）
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香港）

2011年6月1日“六四”22周年前夕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作者联系邮箱zxx1960@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