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与媒体有关的新闻接二连三，最新的动态发生在广西桂林。7月26日，《桂林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桂林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直指违规旅行社和导游》的新闻，对该市新近整治旅游市场的政府行动进行了周详报道。报道面世之后，受到冲击的当地导游连续三天到市政府上访，申诉自身利益，要求改变不合理状况。一时人群聚集而事态紧急。7月29日，《桂林日报》和当事记者公开致歉，称报道“造成不良影响，特向导游及旅行社公开致歉”。
合理的推测是，报社和记者的公开道歉，意在安抚受报道冲击的当地旅游业者，平息事态。但耐人寻味的是，无论官方信息，还是报社和记者本人的公开道歉，均无一字说明公开道歉的具体原由。这使外界一头雾水，以为当地导游集体上访，竟然只是为了一篇报道要从媒体讨回公道。
然而，熟悉当前旅游市场的人都心知肚明，这是一次由媒体报道所引爆的行业积弊，是导游争取行业生存权的一次集体申诉。畸形旅游市场存在已久，处于利益末端的导游，生存空间日益逼仄，而媒体的整治报道将所剩无几的灰色利益和盘托出，当地导游终于忍无可忍，要向旅游市场的监管者——地方政府讨要说法。
事实上，近年来，海南海口、四川九寨沟、云南西双版纳等旅游地区都曾发生导游罢工事件，足以见证导游的行业生存窘况几近积重难返。由于旅游是充分竞争市场，配套市场监管却滞后混乱，各地旅行社竞相低价拉客，零团费、负团费旅行团充斥市场。恶性竞争产生的低价组团，很难支撑旅行社、导游、司机和购物场所四家分肥。而位于利益末端的导游，不仅无法从旅行社的团费中获取收入，相反还要以预付管理费的方式才能得到带团资格，误导游客高价购物吃回扣，或是带游客进入自费景点赚差价，成为导游收入的全部来源。这种状况已经是旅游市场的痼疾。
如此，《桂林日报》有何罪过要公开道歉？从引发事件的报道原稿来看，这是一篇完全吻合官方立场的四平八稳的时政报道。报道引述的案例，则完全出自当地旅游质量监管所的立案卷宗，行文语气也显然充满政府监管部门的底气。甚至，报道开篇即点出市委书记整治行动的批示，要求“在旅游行业整顿一下，该曝光的要予以曝光”，报道的政治正确性应该毫无疑问。
不过，正是这种被行政意志牢牢捆绑的媒体报道，完全未能展开事件必要的前因后果与利益格局。只说政府整治的铁拳所向披靡，不说被整治者的申诉反应；只呈现政府治理的单方意志，不反映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其结果，媒体报道应有的减压阀作用消失了，反倒成为社会矛盾的放大器，非但丧失了政府与行业之间的缓冲带，反而将媒体自身与固有矛盾绑在了一起。俗语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桂林导游上访，不能不说，其间就有媒体放弃应有的公共立场，从而激化了行业矛盾的原因。如果媒体在报道政府整治的同时，也能照顾利益相关方的处境和申诉，事态不致一触即发。
《桂林日报》公开道歉，已经表明媒体在客观公共的立场缺失之下，可能遭遇的尴尬。媒体身不由己，或自愿成为配合的工具，同时也会成为必要时被迫放弃尊严作出牺牲的理由。专业立场既然不保，媒体尊严便成为了伪问题。
《桂林日报》的公开道歉，是今日媒体处境的一重镜鉴。在真相是非要服从于其他某种大局的诉求下，“道歉”可以含含混混，“失当”却是确确凿凿，媒体的尊严轻易地可以遭到扭曲与抛弃。而媒体在尚能自主的范围之内，无意识地丢失专业立场，同样攸关重大。前者关乎政治干预媒体的尺度，后者关乎媒体恪守的专业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