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人们交出权力与其他人一道组成社会，建立政府，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安全和财产，但是这种权力的交出是有条件的。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权力被非法篡夺，被当作暴政的工具反过来侵害到自己，自己的安全，财产，甚至生命面临被剥夺的危险，那么人们当然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结社权利正是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权力被篡夺被当作暴政的工具危及自己，为防止暴政而由上天设计的针对社会的权利。
在中国现行宪法列举的诸多自由权利中，结社自由成为必须首先予以确认的权利之一。
第一个理由：避免各种利益集团为捍卫自身权利和利益，反抗一党专制而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中国多种利益集团的形成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谁要是故意回避这种现实，妄图抹平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别，无视它们要求各种优惠待遇，特权地位和势力，以及参与国家事务的领导等强烈呼声甚至利用自己手中的强大权力弹压这些势力，最终的结果不堪设想。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暴力传统的国家，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对权力的极端追求。自由意识的缺乏造成中华民族在权力争夺的道路上往往采取激烈的方式，政权的更迭也往往伴随着战争、流血、对人类文明的巨烈损坏和对人性的巨大摧残。这里面最显著的历史事例要数上世纪的国共之争。共产党与国民党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而彼此又无意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牺牲或放弃一党私利。矛盾的不可调和加之双方手中均握有数量可观的军队，导致从1927年至1949年，国共两党为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并消灭对方，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内战。这种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更恶劣的在于，它使中国陷入战争的深渊根本无力谋图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盛、人民的幸福。
特别是1946年后，当时中华民族刚刚摆脱日本法西斯长达八年的侵略战争，被日本法西斯蹂躏的破碎山河亟需重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亟需抚慰。正如孙科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的广播演说描述的那样：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而结果却如李宗仁所言：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芜，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未有。国共三年内战，摧毁的不仅仅是田园庐舍，它把中华民族由战乱转为和平，由专制转为民主的绝好机会，摧毁的荡然无存。
近60年来，由于中国各利益集团长期遭受强权的压抑，要求不能表达，愿望不能实现，政治能量得不到有效释放，这种压抑的后果是中共与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对立。这种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一遇其他因素影响，就可能激烈爆发。
其实，我们从中共执政60年的轨迹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矛盾不断积聚，冲突日益激烈的过程。近些年来，一年多达20余万起的群体事件，每年数千万奔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上访群体，经常性发生的抗争性自杀与针对公权机构的报复性事件，超越道德底线的毒奶粉、毒疫苗、毒食品，以及突破人伦底线的”屠童事件”等等，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危机深重时刻，社会全局性整体的危机已经降临到这个民族的头上，由此可见，只有正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确立公民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才有可能阻止日益对立的官民矛盾，才有可能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的发生。
第二个理由：建立一个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体现人民对国家的主权者地位，以此确保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在人类个人素质相对较低的现状下，人们要体现自己对国家政权主权者的地位，抵抗来自社会其它利益集团和政府对自己神圣权利的剥夺，最好的办法是组织起来建立政党，以势力对抗势力，以野心对抗野心。由于利益集团要求各异，政党的政治追求自然也千差万别。这种差异不仅体现着由于历史文化内涵不同带来的影响，也体现着不同信仰、不同风俗生活习惯的民族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实力的高低带来的影响。而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自由的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多样化才可能导致这一民族富有活力和创造力。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两种属性又恰恰是几千年来被统治集团蓄意压制的，也正因为活力和创造力的极度匮缺，才导致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使自己家天下的局面永久保持往往以牺牲国家和民族的自由精神为代价，而现政权为了自己的一党之私也像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一样，正在极力扼杀个性、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中国文化是一种高度同化，贬斥个人价值的腐朽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培育出大批循规蹈矩、感情迟钝、思想麻木、性格怠惰的顺民，同时也为个别权力拥有者和异端思想的野心家愚弄和压迫人民造成了可乘之机。现执政党不仅完全承继了这种文化的精髓，还把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以张扬。它试图制造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畏惧权势、只知顺从的民众，以此确保自己的统治。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片对个性和自由的杀伐之声。
结社自由虽不能从完整意义上保护个性，但相对于一党专制下有意识的同化迫害，它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国家里，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就证明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治国方针。只要有差别，就会有发展，而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发展无疑是它的全部价值所在。确认公民的结社权利，显而易见的作用在于可以遏制一党专制对个性和创造力不断加深的杀伐趋势，从而起到保护民族活力和创造力的作用。对于保护人的个性的至关重要性，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讲过许多经典的语言：凡是听凭世界或者他自己所属的一部分世界代替自己选定生活方式的人，除需要一个猴子般的模仿力外便不需要任何其他能力。在人的工作当中，在人类正当地使用其生命以求其完善化和美化的过程当中，居于第一重要的无疑是人本身。人为自己生存下去而使用的各项能力，实在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些能力的不断改进和提高，才导致了人类社会缓慢但顽强向前推进的趋势。我们强调人类个性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确认结社权利，用宪法规定各种利益集团平等的法律地位乃是从宪法高度肯定和保护公民的个性和创造力。这对于国家、民族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结社自由的直接要求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自由选举。各级行政长官，包括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均由人民直接挑选。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只有声誉良好，能赢得大多数人民的真正信任，才有可能上台执政。而执政的党派，只有政绩突出，廉洁自爱，行为端正，才有可能继续赢得人民的信任。而为大多数人所选择的人士组成的政府，即使遭致另外小部分人的反对，只要允许他们发泄自己的不满，允许他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对政府的不同看法，也不可能使国家处于内战或内乱的状态。因为反对的人一则力量过于弱小，二则他们不一定代表正义，再则他们的意见能为政府所接纳并保存下来。这样的政治环境就能使国家在权力选择和更迭时处于和平状态，从而不会危及国家利益。
结社自由促使人们用怀疑和选择的目光对待各利益集团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宣传。对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保留认真思考的习惯无疑有利于培养和发展人的个性。个性的多样化也促进着人类性格的多样化。而在这种过程中人类的生活由此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多种多样，富有生气的生活往往有利于奋斗进取的良好性格的培养，有利于高尚情感的保存和高超思想的产生。而这些因素能极大地纯洁一个民族人民的心灵和灵魂，增强人民个人的民族自豪感。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和增强无疑使生活在此的人们感到更加愿做它的成员，这样就能使人们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
第三个理由：结社自由的形成可造成多党政治的格局，以宪法名义确立所有政党一律平等的原则是国家政权稳固的重要支柱。结社自由可以推进国家政治事业的和平发展，从此带来国家政权的稳固。以目前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两个民主国家英国和美国为例，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300多年时间里，从未发生过针对国家政权的国内战争。而美国自1787年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的二百多年时间里，除1861年至1865年为捍卫宪法尊严和人民的天赋权利，废除南方奴隶制进行了南北战争外，美国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再没有发生过其它战争。西方国家正因享受了民主体制带来的和平、安宁的国内环境，才得以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使它们的综合国力空前壮大，也使人民享受到了民主体制带来的自由、安宁、幸福的生活。
多党政治的格局还可以阻止一党势力恶性膨胀的恶劣趋势，打破一党专制造成的人才扼杀和人才浪费，阻止品质卑劣、惯弄权术的无端小人进入国家权力机构。中国有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56个民族和十四亿人口。在如此广阔的疆域，如此众多的民族和如此庞大的人口中，只有一种利益要求，一种社会信仰，一种理想追求，这不仅荒唐透顶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民族和有独立思想的个人所接受。几十年来，要求现执政党尊重不同民族人民的不同信仰，不同利益要求的呼声从未停止过，结社自由恰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使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民族信仰的人们都能有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这不仅有利于国家凝聚力的培养，国家能力的提高，也可以阻止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治事业中过于强大而泛滥成灾的趋势。在一个小的国家中，由于领土范围的狭小和人口较少，还存在形成相同的习俗和信仰的可能性，一党独大或许有它的存在空间。但在一个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政治的自由化完全可以排除一党独大的可能性。中国现执政党在世界政党史上可谓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党派。但区区8000万党员相对于近140000万中国人来说，却无异于江湖之于大海。在如此庞大的巨邦里，众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完全有可能阻止一党坐大的现象出现。因为不同的党派团体愈多，范围愈大，他们要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就愈小。
由于治理国家的责任如此重大，遴选担负如此重托的人物自然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结社自由首先排除了只擅玩弄权术，溜须拍马者夺得国家最高权力的可能性。我们知道与结社自由相存相伴的是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选举。搞手卑劣权术，哗众取宠，溜须拍马等为人所不耻的小动作，可能把一个人抬到一个党派抑或一个地方的最高位置，但要使一个人在整个国家受到尊重和信任，则需要真正的才能和显而易见的优点，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邦。因此，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担任者，需要有非常突出的才能和高尚的道德感以及伟大的同情心，这些素质往往又是玩弄权术、溜须拍马之辈天生缺乏的。而且对德才兼备者的褒奖本身也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去陶冶情趣、完善自我，追求高尚的生活目标，这样就会形成奋发向上的社会风气和人人向善的民族品质。正直而有才能的人虽然拒绝与品质卑劣者为伍，但国家的兴盛往往是他们考虑的第一个目标。
我们不妨把中国历史和美国历史作一比较：美国自1776年建国至现在220多年（至1999年止），出现了五十位总统。而中国同期对国家实行了有效统治的人物依次是乾隆（晚年）、嘉庆、道光、咸丰、慈禧、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不过八人而已。在美国的五十位总统中，就有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林肯、罗斯福、肯尼迪等世界公认的杰出人物。而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更成了美国人民的骄傲和崇拜的偶像。他们不仅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学识丰富，更主要的在于他们有远见卓识，更具有伟大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因此，他们也都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不仅如此，在美国的历史中，参、众两院的议员至少上万人，他们对国家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也正是在如此众多的优秀人物的领导之下，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中国这八位统治者能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恐怕只有他们对权力的至死追求了，而且其中的两位还是以垂帘听政的非正常手段掌控权力、治理国家的。
民主体制不仅为有杰出才能的人治理国家提供了机会，有限的任期和建全的国家体制也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国家的领导行列。而专制体制却成为杰出人物的天然墓场，只要与统治者意见相左，不但谈不上发挥才能，即使生命尚且处于时时不保的状态。从这种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制统治带给国家的是权力泛滥成灾造成的无穷灾难，而民主体制带给国家的是有限的权力带来的人民的自由、安宁、幸福的生活和国家的繁荣昌盛。
一百年前，中华民族曾有过一次民主与专制的抉择，一百年后我们又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抉择。不管怎样，这将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后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不能忆起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的种种劫难，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专制暴政是带来这一切的罪恶源泉，如果我们继续用以自由换和平的方式苟且偷安，我们将陷于贫穷落后的地狱万劫不复。
人们交出权力与其他人一道组成社会，建立政府，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安全和财产，但是这种权力的交出是有条件的。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权力被非法篡夺，被当作暴政的工具反过来侵害到自己，自己的安全，财产，甚至生命面临被剥夺的危险，那么人们当然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结社权利正是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权力被篡夺被当作暴政的工具危及自己，为防止暴政而由上天设计的针对社会的权利。
在中国现行宪法列举的诸多自由权利中，结社自由成为必须首先予以确认的权利之一。
第一个理由：避免各种利益集团为捍卫自身权利和利益，反抗一党专制而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中国多种利益集团的形成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谁要是故意回避这种现实，妄图抹平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别，无视它们要求各种优惠待遇，特权地位和势力，以及参与国家事务的领导等强烈呼声甚至利用自己手中的强大权力弹压这些势力，最终的结果不堪设想。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暴力传统的国家，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对权力的极端追求。自由意识的缺乏造成中华民族在权力争夺的道路上往往采取激烈的方式，政权的更迭也往往伴随着战争、流血、对人类文明的巨烈损坏和对人性的巨大摧残。这里面最显著的历史事例要数上世纪的国共之争。共产党与国民党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而彼此又无意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牺牲或放弃一党私利。矛盾的不可调和加之双方手中均握有数量可观的军队，导致从1927年至1949年，国共两党为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并消灭对方，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内战。这种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更恶劣的在于，它使中国陷入战争的深渊根本无力谋图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盛、人民的幸福。
特别是1946年后，当时中华民族刚刚摆脱日本法西斯长达八年的侵略战争，被日本法西斯蹂躏的破碎山河亟需重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亟需抚慰。正如孙科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的广播演说描述的那样：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而结果却如李宗仁所言：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芜，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未有。国共三年内战，摧毁的不仅仅是田园庐舍，它把中华民族由战乱转为和平，由专制转为民主的绝好机会，摧毁的荡然无存。
近60年来，由于中国各利益集团长期遭受强权的压抑，要求不能表达，愿望不能实现，政治能量得不到有效释放，这种压抑的后果是中共与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对立。这种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一遇其他因素影响，就可能激烈爆发。
其实，我们从中共执政60年的轨迹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矛盾不断积聚，冲突日益激烈的过程。近些年来，一年多达20余万起的群体事件，每年数千万奔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上访群体，经常性发生的抗争性自杀与针对公权机构的报复性事件，超越道德底线的毒奶粉、毒疫苗、毒食品，以及突破人伦底线的”屠童事件”等等，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危机深重时刻，社会全局性整体的危机已经降临到这个民族的头上，由此可见，只有正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确立公民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才有可能阻止日益对立的官民矛盾，才有可能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的发生。
第二个理由：建立一个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体现人民对国家的主权者地位，以此确保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在人类个人素质相对较低的现状下，人们要体现自己对国家政权主权者的地位，抵抗来自社会其它利益集团和政府对自己神圣权利的剥夺，最好的办法是组织起来建立政党，以势力对抗势力，以野心对抗野心。由于利益集团要求各异，政党的政治追求自然也千差万别。这种差异不仅体现着由于历史文化内涵不同带来的影响，也体现着不同信仰、不同风俗生活习惯的民族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实力的高低带来的影响。而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自由的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多样化才可能导致这一民族富有活力和创造力。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两种属性又恰恰是几千年来被统治集团蓄意压制的，也正因为活力和创造力的极度匮缺，才导致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使自己家天下的局面永久保持往往以牺牲国家和民族的自由精神为代价，而现政权为了自己的一党之私也像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一样，正在极力扼杀个性、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中国文化是一种高度同化，贬斥个人价值的腐朽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培育出大批循规蹈矩、感情迟钝、思想麻木、性格怠惰的顺民，同时也为个别权力拥有者和异端思想的野心家愚弄和压迫人民造成了可乘之机。现执政党不仅完全承继了这种文化的精髓，还把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以张扬。它试图制造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畏惧权势、只知顺从的民众，以此确保自己的统治。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片对个性和自由的杀伐之声。
结社自由虽不能从完整意义上保护个性，但相对于一党专制下有意识的同化迫害，它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国家里，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就证明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治国方针。只要有差别，就会有发展，而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发展无疑是它的全部价值所在。确认公民的结社权利，显而易见的作用在于可以遏制一党专制对个性和创造力不断加深的杀伐趋势，从而起到保护民族活力和创造力的作用。对于保护人的个性的至关重要性，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讲过许多经典的语言：凡是听凭世界或者他自己所属的一部分世界代替自己选定生活方式的人，除需要一个猴子般的模仿力外便不需要任何其他能力。在人的工作当中，在人类正当地使用其生命以求其完善化和美化的过程当中，居于第一重要的无疑是人本身。人为自己生存下去而使用的各项能力，实在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些能力的不断改进和提高，才导致了人类社会缓慢但顽强向前推进的趋势。我们强调人类个性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确认结社权利，用宪法规定各种利益集团平等的法律地位乃是从宪法高度肯定和保护公民的个性和创造力。这对于国家、民族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结社自由的直接要求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自由选举。各级行政长官，包括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均由人民直接挑选。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只有声誉良好，能赢得大多数人民的真正信任，才有可能上台执政。而执政的党派，只有政绩突出，廉洁自爱，行为端正，才有可能继续赢得人民的信任。而为大多数人所选择的人士组成的政府，即使遭致另外小部分人的反对，只要允许他们发泄自己的不满，允许他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对政府的不同看法，也不可能使国家处于内战或内乱的状态。因为反对的人一则力量过于弱小，二则他们不一定代表正义，再则他们的意见能为政府所接纳并保存下来。这样的政治环境就能使国家在权力选择和更迭时处于和平状态，从而不会危及国家利益。
结社自由促使人们用怀疑和选择的目光对待各利益集团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宣传。对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保留认真思考的习惯无疑有利于培养和发展人的个性。个性的多样化也促进着人类性格的多样化。而在这种过程中人类的生活由此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多种多样，富有生气的生活往往有利于奋斗进取的良好性格的培养，有利于高尚情感的保存和高超思想的产生。而这些因素能极大地纯洁一个民族人民的心灵和灵魂，增强人民个人的民族自豪感。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和增强无疑使生活在此的人们感到更加愿做它的成员，这样就能使人们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
第三个理由：结社自由的形成可造成多党政治的格局，以宪法名义确立所有政党一律平等的原则是国家政权稳固的重要支柱。结社自由可以推进国家政治事业的和平发展，从此带来国家政权的稳固。以目前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两个民主国家英国和美国为例，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300多年时间里，从未发生过针对国家政权的国内战争。而美国自1787年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的二百多年时间里，除1861年至1865年为捍卫宪法尊严和人民的天赋权利，废除南方奴隶制进行了南北战争外，美国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再没有发生过其它战争。西方国家正因享受了民主体制带来的和平、安宁的国内环境，才得以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使它们的综合国力空前壮大，也使人民享受到了民主体制带来的自由、安宁、幸福的生活。
多党政治的格局还可以阻止一党势力恶性膨胀的恶劣趋势，打破一党专制造成的人才扼杀和人才浪费，阻止品质卑劣、惯弄权术的无端小人进入国家权力机构。中国有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56个民族和十四亿人口。在如此广阔的疆域，如此众多的民族和如此庞大的人口中，只有一种利益要求，一种社会信仰，一种理想追求，这不仅荒唐透顶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民族和有独立思想的个人所接受。几十年来，要求现执政党尊重不同民族人民的不同信仰，不同利益要求的呼声从未停止过，结社自由恰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使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民族信仰的人们都能有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这不仅有利于国家凝聚力的培养，国家能力的提高，也可以阻止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治事业中过于强大而泛滥成灾的趋势。在一个小的国家中，由于领土范围的狭小和人口较少，还存在形成相同的习俗和信仰的可能性，一党独大或许有它的存在空间。但在一个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政治的自由化完全可以排除一党独大的可能性。中国现执政党在世界政党史上可谓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党派。但区区8000万党员相对于近140000万中国人来说，却无异于江湖之于大海。在如此庞大的巨邦里，众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完全有可能阻止一党坐大的现象出现。因为不同的党派团体愈多，范围愈大，他们要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就愈小。
由于治理国家的责任如此重大，遴选担负如此重托的人物自然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结社自由首先排除了只擅玩弄权术，溜须拍马者夺得国家最高权力的可能性。我们知道与结社自由相存相伴的是国家最高权力的直接选举。搞手卑劣权术，哗众取宠，溜须拍马等为人所不耻的小动作，可能把一个人抬到一个党派抑或一个地方的最高位置，但要使一个人在整个国家受到尊重和信任，则需要真正的才能和显而易见的优点，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邦。因此，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担任者，需要有非常突出的才能和高尚的道德感以及伟大的同情心，这些素质往往又是玩弄权术、溜须拍马之辈天生缺乏的。而且对德才兼备者的褒奖本身也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去陶冶情趣、完善自我，追求高尚的生活目标，这样就会形成奋发向上的社会风气和人人向善的民族品质。正直而有才能的人虽然拒绝与品质卑劣者为伍，但国家的兴盛往往是他们考虑的第一个目标。
我们不妨把中国历史和美国历史作一比较：美国自1776年建国至现在220多年（至1999年止），出现了五十位总统。而中国同期对国家实行了有效统治的人物依次是乾隆（晚年）、嘉庆、道光、咸丰、慈禧、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不过八人而已。在美国的五十位总统中，就有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林肯、罗斯福、肯尼迪等世界公认的杰出人物。而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更成了美国人民的骄傲和崇拜的偶像。他们不仅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学识丰富，更主要的在于他们有远见卓识，更具有伟大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因此，他们也都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不仅如此，在美国的历史中，参、众两院的议员至少上万人，他们对国家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也正是在如此众多的优秀人物的领导之下，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中国这八位统治者能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恐怕只有他们对权力的至死追求了，而且其中的两位还是以垂帘听政的非正常手段掌控权力、治理国家的。
民主体制不仅为有杰出才能的人治理国家提供了机会，有限的任期和建全的国家体制也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国家的领导行列。而专制体制却成为杰出人物的天然墓场，只要与统治者意见相左，不但谈不上发挥才能，即使生命尚且处于时时不保的状态。从这种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制统治带给国家的是权力泛滥成灾造成的无穷灾难，而民主体制带给国家的是有限的权力带来的人民的自由、安宁、幸福的生活和国家的繁荣昌盛。
一百年前，中华民族曾有过一次民主与专制的抉择，一百年后我们又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抉择。不管怎样，这将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后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不能忆起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的种种劫难，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专制暴政是带来这一切的罪恶源泉，如果我们继续用以自由换和平的方式苟且偷安，我们将陷于贫穷落后的地狱万劫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