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乌有之乡”网站和自封为中共“兄弟党”的什么“中国工人（共产）党”等一批毛派文革余孽，在一派“唱红”的助威声中，上窜下跳瞎折腾时，从上海传来了警察对“兄弟党”的代表打出了一记“重拳”的消息。一时令许多人感到意外。
2011年6月22日，“乌有之乡上海公诉团”的三个骨干份子：乔宇东、吴育民、翁立国跑到上海人民广场附近的人民大道200号上海人大信访接待处，向上海市人大递交他们所谓的“公诉”茅于轼、辛子陵的“公诉状”时，被警方拘捕。由于这三人根本不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故无权对任何公民提起什么“公诉”，理所当然被该信访处工作人员拒绝。而这三个“毛派”份子，便不依不饶进行纠缠，强行要求对方接受诉状。吵闹中终于导致警察来到现场。三人随即被拘捕，抓到派出所。据说在此过程中双方产生肢体冲突。但他们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训练有素的警察的对手？最后吃了皮肉之苦（据说吴育民耳膜受伤穿孔）自不待言。
警察打人肯定是违法行为，应予惩处。但在中国，警察打人就像狗咬人一样的早已不是新闻。不过这次警察却对正在不可一世地“造反”的毛派份子挥出“重拳”，仍使国人感到意外。一时之间仍成了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
长期以来这批以“乌有之乡”网站为基地的毛派“基地组织”份子，气焰嚣张，目中无人，俨然当年“造反派”再世，红卫兵复生的样儿。他们不但可以随意聚众集会（这对一般民众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公然敢在会上高喊口号：打倒贪污腐败的政府！打倒修正主义！狂喊为王洪文、江青等人平反。那个已死去了的御用叭儿魏巍，甚至在会上高呼“让革命的烈火猛烈的燃烧吧”等口号。这种事要换了是我等这些草民、“屁民”干的，恐怕“非法集会”或“扰乱肇事”的罪名也不止，说你是“煽动颠覆政府”那简直是铁板上钉钉子—样的稳当了。然而奇怪的是在场的警察、甚至国安人员也只在—旁监视，不敢贸然出手。由此可见这是一批在当今中国很有“背景”、很有“来头”的人。尤其是这帮子人还敢公开宣布“组党”。一会儿组成了什么“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一会儿什么“中国（工人）共产党”。一会儿要推举薄熙来任总书记，—会儿又由齐志平自任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还有什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沈彤，虽都是些沐猴而冠的表演，光杆司令的头衔，但在中国这样—个“党禁”、“报禁”森严的国家里，简直像太阳从西边升起一样的稀奇。
所以这次他们来势汹汹要什么“公诉”茅于轼、辛子陵时，不少人都担心文革的红色血腥会不会又要卷土重来了。几位“右派”老友在E-mail通信中互相打趣道：“准备二次去当老右吧”！“再次回劳教、劳改队去立正向‘管教’喊‘报告’，到时老兄别哭鼻子啊”！虽是戏谑之言，也令人有“黑云压城”之感。其实比穷“老右”们更担心的恐怕是那些权贵、当权派、贪官、腰缠万贯的富豪，这些“先富起来”的一族。这个群体恐怕才是人家首先要拿来“开刀”的对象。但上海警察这一记“重拳”，就给毛派顽固份子传达了—个明白无误的信号：想复辟毛那—套，想来“反攻倒算”（毛年代最时氅的流行语）咱们“先富起来”的这个阶级，你做梦去吧！门都没有！据所谓的中国（工人）共产党在一封公开信中称，当吴育民等三人去呈递诉状时，曾反复向上海市人大信访处的人表白“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诉求，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言下之意，我们可不是北京那些为了“个人私利”、“破坏稳定”的访民，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才来“上访”的。一副奴才像叫人看了既恶心又—头雾水，所谓“我们的党”，究竟这个“我们的党”是哪个“党”？若是人家中共党，关你“中国（工人）共产党”屁事？人家“皇帝”都还没急，你“太监”急什么？若是为了你自己的“工人共产党”，你们既然自称是个“党”，再不济，也比《沙家浜》中胡传揆唱的“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力量要大点吧，还对付不了茅于轼、辛子陵这两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吗？反要去跪求中共“兄弟党”。那你们这个“党“也太可怜了。将来最多也就能成为中共手下的一个“花瓶党”或“小妾党”而已。更可怜的是就这样个地位也不可得。不但被警察骂为“要想翻天吗”？还被抓上了警车，关进了当地派出所，还品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滋味。这对那些天天叫喊着要复辟毛主义、想倒退回毛泽东暴政年代的人，不失为是一个“请君入瓮”的好下场。
为什么上海警方这次敢对这些毛派份子如此不客气？不再像从前那样对他们“温良恭俭让”了呢？笔者认为并不是有些人说的什么因为不批毛使中共“缺乏话语权”，专制下枪杆子就是最大的话语权。而是原先当局想利用他们这伙人去牵制、对抗倡导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自由知识份子。例如“乌有之乡”大肆攻击、谩骂胡星斗教授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就使当局心中觉得这些毛派份子是—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既可装点中共“新政开明”的形象，又让民主知识人受到一定的牵制和压力。这也是师承老毛—贯的“利用矛盾”的战术。等你们去斗，它则装作“不偏不倚”作壁上观，以坐收渔利。
但是毛派份子却得意忘形，更得寸进尺，越闹越凶。前不久毛派份子用“宋宝玲”之名要去起诉胡锦涛，说他的政治报告中只提“邓三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不提毛泽东思想，是“违宪”。硬要胡锦涛限期改正。古话说“功高震主”尚且为“主”所不容。何况你凭“闹”去“震主”还能容你？而且此次6月22日强行去递“公诉状”之事，正处于当局高度紧张的“敏感时期”。人家正在欢天喜地庆“九十大寿”，尔等不来祝寿、凑趣，说点四言八句的吉利话。却来“告状”，管你告谁，都是在大煞风景破坏“和谐”。小时候我也生于所谓“剥削阶级”之家，每逢家中（或亲友家）办喜事时，就会遇到几个衣衫破烂的乞丐，站在你门前不走。盈门的贺客，见其又脏又臭，个个掩鼻而过。弄得主人好尴尬。只好多给他几个钱，否则他就不走。这样的乞丐被称为“恶丐”。这几个递“公诉状”的毛派份子，就是用这“恶丐”的招数，在你大办“寿宴”前夕，逼你表态。谁知他们打错了算盘。伟大的党国岂可与“旧社会”的富翁相提并论？所以不但“赏钱”未讨到，还吃了点苦头。不识时务，怪得谁呢？
唐人有句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从毛派份子在上海被拘押挨打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毛派份子搞的这—套，已经为当局“维稳”和粉饰太平的思维模式所不容。其实谁都看得出，不管是“乌有之乡”的吹鼓手们，还是什么工人党，毛主义党的左派，其主要的领导与骨干们，谁也不是什么毛主义的真正信奉者。他们其中有的人当年曾权倾一方炙手可热，如中共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省部级），原广西顾委主任周光春，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原化学工业部部长秦仲达，原中国驻苏大使杨守正，已死了的魏巍是军级高官等等。但自“改革开放”以来，这帮子人在新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中，落了下风，丢了权势。在新的“分赃”中成了输家（至少没有赢多少），自然心理不平衡，吃不到“葡萄”就要说“葡萄是酸的”。另外一些年富力强的，则是一些心怀野心的政治投机商。自认为“怀才不遇”，便想投靠到毛派门下来一显身手。于是这一帮子人便玩弄起了“借钟馗打鬼”的战术，以达到政治投机、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他们借毛泽东这个“钟馗”要“打”的“鬼”，首先就是他们所谓的“修正主义”、“走资派”，他们要想借“拥毛”在政治上与权势者分庭抗礼，分享权力。至少要迫使当权者作出某些让步，让他们捞得—官半职。进而还要在经济上参与“分赃”，大家利益均沾，至少也要分得一杯羹。于是他们就像当年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以及那些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头—样，想通过“闹而优则仕”在政治上“崛起”。
但“不幸”的是，今天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可以为他们写出“炮打司令部”那样一言定乾坤的铁腕“红司令”。所以他们还不敢向权势者贸然“亮剑”，来揪出“走资派”，砸烂“公检法”。于是便首先来个“半夜吃柿子——择着软的捏”。而茅于轼和辛子陵两位先生就是被他们相中了的“软柿子”。想以此来作为“突破口”，来打开局面，进而大闹特闹，最后达到“闹”中取胜，“闹而优则仕”的目的。他们选在七.一前夕的上海递“公诉状”，就是这一行动的首发“秀”。犹如当年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首发”《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样精心策划的行动。
不过这次他们的如意算盘不但未如意，反而碰了个头破血流，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般的悲凉。这是—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应有的下场。当然，这仅仅才是一出开锣戏。他们恐怕不会就此收手。下面说不定还会有“好戏”连台。欲知后事如何？请一切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人拭目以待吧！
2011年7月10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