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近来，加拿大人为该国究竟应该实行共和国还是君主国，争论不休。这里，派生出中国人百年前，关乎中国人要建立共和还是君主国（维持之）的争论。其实，退一步讲，共和之法国和君主之英国，在国体上，固然两样，但是其政体之民主性质则同一——这就是问题本质的解答——实行“君主之共和”，也不是没有可能和没有理性的说法。法国革命后，夏多布里昂的说法，应该是这个革命解构的现实的和理论的最好说明：我们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于是，英国之弑君传统批判，在法国的革命赞歌里，变成另类声音；而法国对暴力传统的反思，在肯定君主时期的三级议会模式中，和英国人革命时期争取恢复议会机制，殊途同归——一只要统治者认定议会的复活，君主之去留，不成问题。这样，在这个政体解决的国体课题里，共和之概念得到最广袤的诠释。这个诠释就是，共和的人民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包括各阶级财产乃及人权。政党政治，是测试这个政体的唯一前提。没有这些因素，共和等于0和（如，中共国和苏维埃——因为他们是各阶级的0和）。在此世界革命前提下（含世界君主制度前提下），再来考量中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事情，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分成几个层次来商榷这个课题。1，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之所以如此称谓，因为我们为1949年以前的革命，定性如兹：他是循环和运动于一种专制主义政体中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基本上完成改朝换代的目的——而改朝换代，之所以可能，又因为革命之人天旗帜——顺天应人性质锁定——这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能性之前提。细致而论，这个人道和天道固定了中国历史并不走上无法无天之轨迹的约定（虽然，这个“约定”不是中国传统用词）。基本考察这个转折，我们可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前革命转折和后革命统序，都是建设在上述世界各国转折历史、那些不可须臾缺乏的要素中。其皇朝和新贵的崛起，本是潜在于旧朝的、在朝和在野的，各阶级势力并未消亡之故——在那样一个社会结构里面，朝代和皇室和贵族和民间和知识分子互动互源，不能也无法终结之，如消灭之后来的极权主义社会（无社会）。秦汉，隋唐，唐宋以来，所有这些朝代的更替，都是前朝不可以、也无法剿灭各阶级存在之制度使然。无论是刘邦，项羽还是李世民，赵匡胤，他们的造反和革命并不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他们集合和笼络各个阶级、阶层、人物和势力，实行再组合再革命之故。我们传说中的演义，史料和正史，及时记录了这样的各阶级组合崛起，消亡重组之变化过程。所以，将中国历史只是称之为农民起义改变了一切，完全是阶级立法和马列取证的伪证之道。
2，在此转折和革命期间，前、后、中间的历史运动和历史人物，都在实行一种亡国不亡天下的道义服从和天意皈依。这是我们称之为，中国人革命，不亡天则的、类似法国英国革命不亡上帝的那种革命－天道一统论。这个法则，其实，就是要实行历史主义的本国传统。于是，在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演义过程里。这个西方（含俄国）的天道革命，产生了极大的革命曲折和歧路分化。俄罗斯东正教的反罗马运动，激起俄罗斯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路标派”即“巡神派”）反对意大利、梵蒂冈教廷为正统的教派独立运动（称谓莫斯科和彼得堡是第三罗马，第四罗马云云）——而且他们深化这个运动为反对世俗普世价值的，政治世俗化的，独特俄罗斯清谈运动。这个运动的空洞化，导致列宁的闯入和投机。于是，这样一种非道取匪的宗教异化变故，成为马列咒骂宗教的革命之开始论——这个东西，传到中国，就变做要取缔中国历史和历史道统，转换成为要科学和要民主——却枉顾传统和历史的虚妄主义——须知，没有传统的自由就是不自由；没有体制的民主就是民粹和极权——而科学的工具主义不是科学而是科技主义和文化涂灭。
3，接下来，中国革命的辛亥时期之定性，显然，面临着西方道统，中国（老式）道统和苏联“道统”的适者生存的命数——这个操作的革命目的论，转变成为消灭“人是目的”的传统说法——也就是废黜道统，废黜传统，废黜文化文明之举。这个精神层面的极大危机，跟随西方其他类似废统派，（负面）现代性学说的蔓延，至少在中国知识分子一类急进主义者那里，他们选择性张扬了那些岂有此理的理论：无政府主义，（半个）社会进化主义，易朴生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等——他们显然不如日本人和土耳其人（及后来的印度人）那样，在革新中，一步到位而拥抱孟德斯鸠和洛克那种建制主义，而选择了取消主义和非制度主义乌托邦——这个东西后来又发展成为今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故此，辛亥革命时期负面和正面的国际环境，为后来孙文走上首鼠两端之路埋下了伏笔。但是，辛亥革命对正统和普世价值的追逐和认定，却使得孙文从头到尾不失为一位机会主义者和原则主义者之结合者。他是辛亥前、后时期，主张孔孟之道和基督教文明的同化者和参与者；只是，他没有在学统和道统上，给予更多的实际的解释和作为。这是因为，1911年，根本不是，尚且无法和不能是1917年，或者1949年。虽然，世界负面废统大潮，业已开始了希特勒悄然崛起的负面作业，但是，西方和东方正统作业，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反对苏联和提携中国正统势力之势力，在那个时间里，并不是坐山观看而袖手旁观——至少，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在努力。这些努力的国际化背景是昭然若揭和十分充沛的。这些史迹斑驳固然，却不乏起新之处——这是我们关乎的要点。
这些要点包括，4，上述三者的分野和同一。这些分野，大家了解如史料和观点，如前此之所谓。所谓孙文革命和慈禧新政的优劣，前后，轻重之分野——袁世凯实行南北议和，召开国家议会之选项和终于取权定位（皇位）之举动——此间，孙、宋仰仗袁世凯之场所，之动议，之实际，召开议会和准备议员，后遭涂炭——而后袁时期，继续之南北议和和和平共处（其间，也有战争）；先是段、孙之间的和平共处（见冯自由著作）——后是蒋介石时期北伐；再是北伐前后的新老政权，新老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共处（1929年的统一论）。这些阶段论和演变论，又说明了什么呢？一句话，这个革命，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革命——就像列宁斯大林和毛革命主张的那样。戏谑而言，这是一种可以建立敌人，也可以转敌为友的那种专制主义国体和政体中的革命——就像中国历朝历代之所谓革命那样，前后朝代之统一；各阶级之融合；私产之照旧；皇统、道统之归一；皇权和共和之类似；皇帝和人民之治衡（含皇朝里面的治衡等等）；政教之间的在朝和在野；退隐和显达等，形成辛亥革命类似旧革命之性质说和可塑说；其弹性结构和弹性解构是一体存在的。
这个性质说，在笔者看来，就和观察英、法革命一样，他至少不是新旧阶级，统治者和大众受体处于不断革命，专政和（被）抢夺的恶劣政体中，而归于万劫不复之境域——不！这个辛亥潮荡和以往革命，起义，政变一样，兼顾了前后两朝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宗教）处境（一说孙文秉承前法老规，不是虚言）。这个处境的变与不变，就看人们如何解读而废用毛主义、列宁主义之则，取释也，应证也。我们的意思是，孙文政体改变固然可以很好——变皇权为共和——但是，如果不变，也并无什么了不起——关键在于这个历史选项是不是会演变到议会制度和虚君制度（而且，英国人所谓革命和保守之争诉诸的那些文化保留和传统尊严课题，也是革命和反革命之争之附会之议题）——所以，袁世凯是不是做君主，并不是千万不可的课题；而是有没有千万与一之可能性议题；真实实在者是，袁世凯是不是、和能不能、实行君主－共和，从理论到实际，天壤之别，他的操作性如何——是不是可以像俾斯麦一样，对于议会，游刃有余——而俾斯麦明确告知，他的游戏规则是，“为反对党架起金桥”——老袁，起码架起一座木桥（是不是纸桥？！）这是一个实际的难题（就像中国是要屈从列宁，列强，还是屈从于毛——那个比起列强还要列强百倍之祸害）——就像宋教仁是不是想实行议会制度和能不能实行之，是一个实际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一样——一说皇权和议会就是矛盾对立，你死我活，……根本就是枉谈（前书英国等例子为证）——再是，最后，如果孙文不死，他实行和列宁的集合，和共党的集合，那么，事情当然很严重；但是，问题是，一个早年看透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孙中山，难道不知道苏联这个东西是什么货色吗？——所以，孙文的机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尚待研讨——就和说袁世凯是不是要实行君主—共和一样；也需要深入研讨。总而言之，说皇权主义错，说共和主义对，实属幼稚和诡辩之武断；批判的武器需要批判。接下之问则是：人民共和，究竟是共和，还是0和？
故此，我们的分析走到一个另列路线；就是说，如果上述一切之规范，威权主义甚至民主主义之革命外延和内涵，转变成为希特勒用民粹颠覆民主，而列宁和毛，用革命颠覆了传统，天道和人权，那么，革命的性质和局面，就会一塌糊涂；所谓转变敌我之间的所有可塑性就会归0——孙文和老袁的议和；孙文和老段的共处；甚至老蒋和各种军阀大佬的争斗和和平，就都变成打死刘少奇和打死彭德怀的结局。这就是极权主义革命的“魅力”所在——他的魅力就在于，他能够把民粹主义，人民运动，革命战争和阶级反抗，一瞬间，变成一个魔头的统治而取消一切古往今来的天意人道文化社会，资产阶级和社会存在——一人将不人，人业不人的社会，和辛亥革命的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选项，毫无关系——这些人魔神魔和魔鬼的制度和不制度，宗教和不宗教，政治和不政治，文化和不文化，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社会的古怪插曲；而将此插曲固定化的种种说词，居然和与此毫不相关的辛亥革命甚至英法革命挂钩牵连，这乃是极为弱智和愚蠢的判断。换言之，辛亥纪念的任何意义，都是绝对可取的某种高尚选项——包括袁世凯皇权主义幻觉；包括孙文主义之社会主义理想；包括宋教仁的议会雏形来源于英路宪政的理念；包括蒋介石和新老军阀实行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甚至，包括老蒋定位苏维埃主义某种合法性和同一性（他们联共一统战线等等）；包括后来蒋介石在大陆的建设和缴匪（和上述他赐予之之合法性首鼠两端……）；最后，自然包括了蒋介石到台湾后的土改，选举（自由的选举），舆论和人物的自由主义……——乃至蒋经国的源自老蒋基础的变专制（不是变极权）到民主的过程——而这里的纪念，完全不可能采纳这些辛亥和后辛亥的正面元素，而是要戕灭之。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正是为了拨开所有的谜团，回到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些原有因素上去，并且解读，何以当时的社会存在那些因素；而绝对不是枉顾那些因素，用一种虚构的是非观念，以附会毛主义革命之虚妄。
近来，加拿大人为该国究竟应该实行共和国还是君主国，争论不休。这里，派生出中国人百年前，关乎中国人要建立共和还是君主国（维持之）的争论。其实，退一步讲，共和之法国和君主之英国，在国体上，固然两样，但是其政体之民主性质则同一——这就是问题本质的解答——实行“君主之共和”，也不是没有可能和没有理性的说法。法国革命后，夏多布里昂的说法，应该是这个革命解构的现实的和理论的最好说明：我们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于是，英国之弑君传统批判，在法国的革命赞歌里，变成另类声音；而法国对暴力传统的反思，在肯定君主时期的三级议会模式中，和英国人革命时期争取恢复议会机制，殊途同归——一只要统治者认定议会的复活，君主之去留，不成问题。这样，在这个政体解决的国体课题里，共和之概念得到最广袤的诠释。这个诠释就是，共和的人民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包括各阶级财产乃及人权。政党政治，是测试这个政体的唯一前提。没有这些因素，共和等于0和（如，中共国和苏维埃——因为他们是各阶级的0和）。在此世界革命前提下（含世界君主制度前提下），再来考量中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事情，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分成几个层次来商榷这个课题。1，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之所以如此称谓，因为我们为1949年以前的革命，定性如兹：他是循环和运动于一种专制主义政体中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基本上完成改朝换代的目的——而改朝换代，之所以可能，又因为革命之人天旗帜——顺天应人性质锁定——这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能性之前提。细致而论，这个人道和天道固定了中国历史并不走上无法无天之轨迹的约定（虽然，这个“约定”不是中国传统用词）。基本考察这个转折，我们可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前革命转折和后革命统序，都是建设在上述世界各国转折历史、那些不可须臾缺乏的要素中。其皇朝和新贵的崛起，本是潜在于旧朝的、在朝和在野的，各阶级势力并未消亡之故——在那样一个社会结构里面，朝代和皇室和贵族和民间和知识分子互动互源，不能也无法终结之，如消灭之后来的极权主义社会（无社会）。秦汉，隋唐，唐宋以来，所有这些朝代的更替，都是前朝不可以、也无法剿灭各阶级存在之制度使然。无论是刘邦，项羽还是李世民，赵匡胤，他们的造反和革命并不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他们集合和笼络各个阶级、阶层、人物和势力，实行再组合再革命之故。我们传说中的演义，史料和正史，及时记录了这样的各阶级组合崛起，消亡重组之变化过程。所以，将中国历史只是称之为农民起义改变了一切，完全是阶级立法和马列取证的伪证之道。
2，在此转折和革命期间，前、后、中间的历史运动和历史人物，都在实行一种亡国不亡天下的道义服从和天意皈依。这是我们称之为，中国人革命，不亡天则的、类似法国英国革命不亡上帝的那种革命－天道一统论。这个法则，其实，就是要实行历史主义的本国传统。于是，在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演义过程里。这个西方（含俄国）的天道革命，产生了极大的革命曲折和歧路分化。俄罗斯东正教的反罗马运动，激起俄罗斯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路标派”即“巡神派”）反对意大利、梵蒂冈教廷为正统的教派独立运动（称谓莫斯科和彼得堡是第三罗马，第四罗马云云）——而且他们深化这个运动为反对世俗普世价值的，政治世俗化的，独特俄罗斯清谈运动。这个运动的空洞化，导致列宁的闯入和投机。于是，这样一种非道取匪的宗教异化变故，成为马列咒骂宗教的革命之开始论——这个东西，传到中国，就变做要取缔中国历史和历史道统，转换成为要科学和要民主——却枉顾传统和历史的虚妄主义——须知，没有传统的自由就是不自由；没有体制的民主就是民粹和极权——而科学的工具主义不是科学而是科技主义和文化涂灭。
3，接下来，中国革命的辛亥时期之定性，显然，面临着西方道统，中国（老式）道统和苏联“道统”的适者生存的命数——这个操作的革命目的论，转变成为消灭“人是目的”的传统说法——也就是废黜道统，废黜传统，废黜文化文明之举。这个精神层面的极大危机，跟随西方其他类似废统派，（负面）现代性学说的蔓延，至少在中国知识分子一类急进主义者那里，他们选择性张扬了那些岂有此理的理论：无政府主义，（半个）社会进化主义，易朴生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等——他们显然不如日本人和土耳其人（及后来的印度人）那样，在革新中，一步到位而拥抱孟德斯鸠和洛克那种建制主义，而选择了取消主义和非制度主义乌托邦——这个东西后来又发展成为今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故此，辛亥革命时期负面和正面的国际环境，为后来孙文走上首鼠两端之路埋下了伏笔。但是，辛亥革命对正统和普世价值的追逐和认定，却使得孙文从头到尾不失为一位机会主义者和原则主义者之结合者。他是辛亥前、后时期，主张孔孟之道和基督教文明的同化者和参与者；只是，他没有在学统和道统上，给予更多的实际的解释和作为。这是因为，1911年，根本不是，尚且无法和不能是1917年，或者1949年。虽然，世界负面废统大潮，业已开始了希特勒悄然崛起的负面作业，但是，西方和东方正统作业，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反对苏联和提携中国正统势力之势力，在那个时间里，并不是坐山观看而袖手旁观——至少，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在努力。这些努力的国际化背景是昭然若揭和十分充沛的。这些史迹斑驳固然，却不乏起新之处——这是我们关乎的要点。
这些要点包括，4，上述三者的分野和同一。这些分野，大家了解如史料和观点，如前此之所谓。所谓孙文革命和慈禧新政的优劣，前后，轻重之分野——袁世凯实行南北议和，召开国家议会之选项和终于取权定位（皇位）之举动——此间，孙、宋仰仗袁世凯之场所，之动议，之实际，召开议会和准备议员，后遭涂炭——而后袁时期，继续之南北议和和和平共处（其间，也有战争）；先是段、孙之间的和平共处（见冯自由著作）——后是蒋介石时期北伐；再是北伐前后的新老政权，新老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共处（1929年的统一论）。这些阶段论和演变论，又说明了什么呢？一句话，这个革命，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革命——就像列宁斯大林和毛革命主张的那样。戏谑而言，这是一种可以建立敌人，也可以转敌为友的那种专制主义国体和政体中的革命——就像中国历朝历代之所谓革命那样，前后朝代之统一；各阶级之融合；私产之照旧；皇统、道统之归一；皇权和共和之类似；皇帝和人民之治衡（含皇朝里面的治衡等等）；政教之间的在朝和在野；退隐和显达等，形成辛亥革命类似旧革命之性质说和可塑说；其弹性结构和弹性解构是一体存在的。
这个性质说，在笔者看来，就和观察英、法革命一样，他至少不是新旧阶级，统治者和大众受体处于不断革命，专政和（被）抢夺的恶劣政体中，而归于万劫不复之境域——不！这个辛亥潮荡和以往革命，起义，政变一样，兼顾了前后两朝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宗教）处境（一说孙文秉承前法老规，不是虚言）。这个处境的变与不变，就看人们如何解读而废用毛主义、列宁主义之则，取释也，应证也。我们的意思是，孙文政体改变固然可以很好——变皇权为共和——但是，如果不变，也并无什么了不起——关键在于这个历史选项是不是会演变到议会制度和虚君制度（而且，英国人所谓革命和保守之争诉诸的那些文化保留和传统尊严课题，也是革命和反革命之争之附会之议题）——所以，袁世凯是不是做君主，并不是千万不可的课题；而是有没有千万与一之可能性议题；真实实在者是，袁世凯是不是、和能不能、实行君主－共和，从理论到实际，天壤之别，他的操作性如何——是不是可以像俾斯麦一样，对于议会，游刃有余——而俾斯麦明确告知，他的游戏规则是，“为反对党架起金桥”——老袁，起码架起一座木桥（是不是纸桥？！）这是一个实际的难题（就像中国是要屈从列宁，列强，还是屈从于毛——那个比起列强还要列强百倍之祸害）——就像宋教仁是不是想实行议会制度和能不能实行之，是一个实际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一样——一说皇权和议会就是矛盾对立，你死我活，……根本就是枉谈（前书英国等例子为证）——再是，最后，如果孙文不死，他实行和列宁的集合，和共党的集合，那么，事情当然很严重；但是，问题是，一个早年看透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孙中山，难道不知道苏联这个东西是什么货色吗？——所以，孙文的机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尚待研讨——就和说袁世凯是不是要实行君主—共和一样；也需要深入研讨。总而言之，说皇权主义错，说共和主义对，实属幼稚和诡辩之武断；批判的武器需要批判。接下之问则是：人民共和，究竟是共和，还是0和？
故此，我们的分析走到一个另列路线；就是说，如果上述一切之规范，威权主义甚至民主主义之革命外延和内涵，转变成为希特勒用民粹颠覆民主，而列宁和毛，用革命颠覆了传统，天道和人权，那么，革命的性质和局面，就会一塌糊涂；所谓转变敌我之间的所有可塑性就会归0——孙文和老袁的议和；孙文和老段的共处；甚至老蒋和各种军阀大佬的争斗和和平，就都变成打死刘少奇和打死彭德怀的结局。这就是极权主义革命的“魅力”所在——他的魅力就在于，他能够把民粹主义，人民运动，革命战争和阶级反抗，一瞬间，变成一个魔头的统治而取消一切古往今来的天意人道文化社会，资产阶级和社会存在——一人将不人，人业不人的社会，和辛亥革命的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选项，毫无关系——这些人魔神魔和魔鬼的制度和不制度，宗教和不宗教，政治和不政治，文化和不文化，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社会的古怪插曲；而将此插曲固定化的种种说词，居然和与此毫不相关的辛亥革命甚至英法革命挂钩牵连，这乃是极为弱智和愚蠢的判断。换言之，辛亥纪念的任何意义，都是绝对可取的某种高尚选项——包括袁世凯皇权主义幻觉；包括孙文主义之社会主义理想；包括宋教仁的议会雏形来源于英路宪政的理念；包括蒋介石和新老军阀实行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甚至，包括老蒋定位苏维埃主义某种合法性和同一性（他们联共一统战线等等）；包括后来蒋介石在大陆的建设和缴匪（和上述他赐予之之合法性首鼠两端……）；最后，自然包括了蒋介石到台湾后的土改，选举（自由的选举），舆论和人物的自由主义……——乃至蒋经国的源自老蒋基础的变专制（不是变极权）到民主的过程——而这里的纪念，完全不可能采纳这些辛亥和后辛亥的正面元素，而是要戕灭之。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正是为了拨开所有的谜团，回到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些原有因素上去，并且解读，何以当时的社会存在那些因素；而绝对不是枉顾那些因素，用一种虚构的是非观念，以附会毛主义革命之虚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