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周年，反思纪念文字很多。如何总结这个历史事件，人们其实说法迥异，并无共识与同调；何以如此，原因很多；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看待49年以后的人民运动？这些运动在人民和领袖之间，产生如何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如何发展？有无前途？我们的看法比较单纯。如果按照六四模式施行中国民主化实践甚至思维，并无自由前途可言。因为，六四运动的最大困惑和症结，眼下并无全解。这个症结就是，六四运动和赵紫阳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无给出答案。什么是六四运动和赵氏间性课题？这个课题大而言之，就是中国极权主义模式是不是可以用党内改革派的思维和行动给出出路？其实，这个课题之一半，已经由赵氏本人的行为给出回答。这个回答就是，他也无可奈何。
赵的没有答案的答案，还指出这个课题最大的难点：改革，必须是在强人的指挥和操控下施行的——也就是邓，这样的强人，或许可以施行某种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改革，施行所谓左右结合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模式。其实，这个经济改革的要害，就是政治极权主义。反之，中国模式，如没有极权主义统治，它就没高速经济成长（且不论其经济发展的良莠与优劣）。我们说，中国政治模式，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并无二者割裂和矛盾之处。第二，如果邓强人的改革走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化，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就会双垮台；中国的无人权经济是其经济增长的要害。
这个演化带来的矛盾，只不过是如何敲定共产党是以比较开明的方式、还是以某种独断的方式，施行政治－经济双向的统治和发展。换种看法言之，这个课题就变成赵氏和胡氏，如果不是强人政治，其经济政治改革如何推行？显然，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赵，胡，不过是邓式改革的帮手，而不是强权的占有者和施行者。于是，理论上的解释，给出了回答。在极权主义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之瓶颈在于，所谓强人政治的一元化方式，并无中、西方，古往今来，民间和官方之间的互动和换位之传统；既无民间、官方之间上下的换位，也无官吏，草民横向通融的可能；甚至，没有古代改朝换代中间，类似李世民，赵匡胤在其崛起时刻，官面、民间之流向和互动。（孟德斯鸠关于不可偏废“暴民阶级”即英国人所谓“第四阶级”制衡性说法，是为一证。）
六四也好，四五也罢，这些五七年（所谓右派思维乃是最后一次思想源自民国的政治擘划）以后的、所谓人民改革和人民运动之局限，不同于中国历代之改革和革命。于是，这里推出的结论是，六四运动之党内改革色彩和民间运作特征之间，产生一种张力。
从运动的细节分析，六四运动本身产生的几种倾向是：
1，是在官方认可的“爱国学生运动”的范畴里，施行不排除党领导的反贪污、争自由之运动（含争取不可定性的党内自由，党内民主）。
2，在此“合法性”旗帜的引领下，施行类似四五运动推出“邓合法性”之历史重复。其旗帜先是邓，后是胡、赵；等等。
3，甚至，人民，其实就是在类似文革的“合法性”之下，实行一种要求惩治贪官的、半民间半官方并轨之民主运动。
4，这种人民运动（含逮捕反毛人士），给六四运动的政治目标以极大的模糊性。
5，当时，在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鼓动和肯定声中，人民有恃无恐地做到了人们常说的“无恐惧状态”。
6，无政府主义的积极瞬间，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形成了蜜蜂般自我围绕的革命场域。
7，这种状态并不表示人们心中，业已得出如何对应政权的所有战略和策略，甚至恰恰相反，人们并无成竹在胸。
于是，历史开始重复性发效；六四以百万之众，主要寄托在赵氏和“半个”党中央“爱国合法性”之虚拟空间里；一旦，这个空间不存在，其时间之旅，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当然是非常可悲的观察；是在22年以后的事后商榷；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提出这个观点。就如四五运动一样，甚至，如文革群众“起义”一样，其所谓“合法性”来源，是官方的某种分裂和争斗；甚至（如文革），来自毛的一时之需——和邓的一时之需（如改革之初）；他为上台而肯定民主墙。所以，接下来的话题就是，中国六四运动之独立性和党内改革势力的接轨课题。这个课题，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困境呢？自上而下之苏联解体，是不是一种国人借鉴之模式呢？
是的，回到强人改革一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不是给出某种似是而非的回答呢？我们说，赫鲁晓夫的改革，主要仰仗于朱可夫这样的戴星强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皆是一把手。那么，是不是戈氏改革，势必推导中国改革之“第一把手模式”呢？当时，西方之撒切尔和里根给予之强大压力和“政治贷款”之作用，会不会重临中国模式？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索的课题。极权主义消灭一切民间资源的现状，表现在苏联改革之课题上，其人民和政权的结构和解构，又该如何诠释——中国政治改革，还会重复苏联自上而下的模式吗？如今，中国改革之强人模式，现在，是不是会变成弱人模式呢？
如果六四以前，共产党人可以改换门庭，实行资本主义，那么，这个非正统之邓氏实践出台，基本上，只能在强人模式里完成的；因为他要半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党内纠缠，来一个实用主义改变。今天的党内强人，又是谁呢？如果他实行这样的改变，党（国）内巨大的利益如何再瓜分？人脉关系如何摆平？诸如此类的课题，并无弱人可以绕开的地界。理论上，个人魅力型统治的死亡，加剧了强人缺席的担忧；中共派系和血统之争，如何摆平新贵和老王？……眼下，掌握全部资源的政权，在改变和不改变上，各执一词，黑白不明；只是，往昔党内改革的强势，业已变得日益微弱——这个迹象，从其姓氏排列上即可断定：毛，邓，江，胡，温，习，李……此中，排序的弱化，带来改革之同样的弱势。
中国强人全面掌控政治、改变政治的几率，正在一点点消失殆尽。最后一种希望，据说寄托在血统论上。说是，太子党敢于作为，刀用两刃，机会很多，云云。这个推断，和当初赞扬胡温“新政”殊途同归，并无有效的说服力。因为，血统论的红色背景，证实了他们对毛抱残守缺之兴趣，大于那种施行邓氏体制之疏离自身原则，以做成无原则原则的某种选择。因为这个魅力型的出台，势必要有更多违背毛之正统的根据；邓以“不争论”，规避之；现在，这个统治风格正在以回归毛而改变。对此无根据之根据的掌握和拿捏，似乎并不是眼下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特长。他们更愿意去邓、拥毛——那毕竟才是“正宗”。何去何从，就看人们善良的愿望是不是要落空一百次、一千次了。而落空前后，国人是不是应变一种寄托的法子：变寄托中共党内强人而为寄托人民。
赵的没有答案的答案，还指出这个课题最大的难点：改革，必须是在强人的指挥和操控下施行的——也就是邓，这样的强人，或许可以施行某种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改革，施行所谓左右结合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模式。其实，这个经济改革的要害，就是政治极权主义。反之，中国模式，如没有极权主义统治，它就没高速经济成长（且不论其经济发展的良莠与优劣）。我们说，中国政治模式，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并无二者割裂和矛盾之处。第二，如果邓强人的改革走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化，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就会双垮台；中国的无人权经济是其经济增长的要害。
这个演化带来的矛盾，只不过是如何敲定共产党是以比较开明的方式、还是以某种独断的方式，施行政治－经济双向的统治和发展。换种看法言之，这个课题就变成赵氏和胡氏，如果不是强人政治，其经济政治改革如何推行？显然，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赵，胡，不过是邓式改革的帮手，而不是强权的占有者和施行者。于是，理论上的解释，给出了回答。在极权主义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之瓶颈在于，所谓强人政治的一元化方式，并无中、西方，古往今来，民间和官方之间的互动和换位之传统；既无民间、官方之间上下的换位，也无官吏，草民横向通融的可能；甚至，没有古代改朝换代中间，类似李世民，赵匡胤在其崛起时刻，官面、民间之流向和互动。（孟德斯鸠关于不可偏废“暴民阶级”即英国人所谓“第四阶级”制衡性说法，是为一证。）
六四也好，四五也罢，这些五七年（所谓右派思维乃是最后一次思想源自民国的政治擘划）以后的、所谓人民改革和人民运动之局限，不同于中国历代之改革和革命。于是，这里推出的结论是，六四运动之党内改革色彩和民间运作特征之间，产生一种张力。
从运动的细节分析，六四运动本身产生的几种倾向是：
1，是在官方认可的“爱国学生运动”的范畴里，施行不排除党领导的反贪污、争自由之运动（含争取不可定性的党内自由，党内民主）。
2，在此“合法性”旗帜的引领下，施行类似四五运动推出“邓合法性”之历史重复。其旗帜先是邓，后是胡、赵；等等。
3，甚至，人民，其实就是在类似文革的“合法性”之下，实行一种要求惩治贪官的、半民间半官方并轨之民主运动。
4，这种人民运动（含逮捕反毛人士），给六四运动的政治目标以极大的模糊性。
5，当时，在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鼓动和肯定声中，人民有恃无恐地做到了人们常说的“无恐惧状态”。
6，无政府主义的积极瞬间，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形成了蜜蜂般自我围绕的革命场域。
7，这种状态并不表示人们心中，业已得出如何对应政权的所有战略和策略，甚至恰恰相反，人们并无成竹在胸。
于是，历史开始重复性发效；六四以百万之众，主要寄托在赵氏和“半个”党中央“爱国合法性”之虚拟空间里；一旦，这个空间不存在，其时间之旅，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当然是非常可悲的观察；是在22年以后的事后商榷；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提出这个观点。就如四五运动一样，甚至，如文革群众“起义”一样，其所谓“合法性”来源，是官方的某种分裂和争斗；甚至（如文革），来自毛的一时之需——和邓的一时之需（如改革之初）；他为上台而肯定民主墙。所以，接下来的话题就是，中国六四运动之独立性和党内改革势力的接轨课题。这个课题，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困境呢？自上而下之苏联解体，是不是一种国人借鉴之模式呢？
是的，回到强人改革一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不是给出某种似是而非的回答呢？我们说，赫鲁晓夫的改革，主要仰仗于朱可夫这样的戴星强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皆是一把手。那么，是不是戈氏改革，势必推导中国改革之“第一把手模式”呢？当时，西方之撒切尔和里根给予之强大压力和“政治贷款”之作用，会不会重临中国模式？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索的课题。极权主义消灭一切民间资源的现状，表现在苏联改革之课题上，其人民和政权的结构和解构，又该如何诠释——中国政治改革，还会重复苏联自上而下的模式吗？如今，中国改革之强人模式，现在，是不是会变成弱人模式呢？
如果六四以前，共产党人可以改换门庭，实行资本主义，那么，这个非正统之邓氏实践出台，基本上，只能在强人模式里完成的；因为他要半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党内纠缠，来一个实用主义改变。今天的党内强人，又是谁呢？如果他实行这样的改变，党（国）内巨大的利益如何再瓜分？人脉关系如何摆平？诸如此类的课题，并无弱人可以绕开的地界。理论上，个人魅力型统治的死亡，加剧了强人缺席的担忧；中共派系和血统之争，如何摆平新贵和老王？……眼下，掌握全部资源的政权，在改变和不改变上，各执一词，黑白不明；只是，往昔党内改革的强势，业已变得日益微弱——这个迹象，从其姓氏排列上即可断定：毛，邓，江，胡，温，习，李……此中，排序的弱化，带来改革之同样的弱势。
中国强人全面掌控政治、改变政治的几率，正在一点点消失殆尽。最后一种希望，据说寄托在血统论上。说是，太子党敢于作为，刀用两刃，机会很多，云云。这个推断，和当初赞扬胡温“新政”殊途同归，并无有效的说服力。因为，血统论的红色背景，证实了他们对毛抱残守缺之兴趣，大于那种施行邓氏体制之疏离自身原则，以做成无原则原则的某种选择。因为这个魅力型的出台，势必要有更多违背毛之正统的根据；邓以“不争论”，规避之；现在，这个统治风格正在以回归毛而改变。对此无根据之根据的掌握和拿捏，似乎并不是眼下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特长。他们更愿意去邓、拥毛——那毕竟才是“正宗”。何去何从，就看人们善良的愿望是不是要落空一百次、一千次了。而落空前后，国人是不是应变一种寄托的法子：变寄托中共党内强人而为寄托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