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一行13人日前赴国家级贫困县秭归考察，满打满算在秭归的时间也就20天，却给当地财政留下了一笔80多万元的高额账单，消息一出，便迅速成为公众舆论热议的焦点。
据财新网13号的报道，在这份账单中，仅烟酒两项耗费就达13万余元，外出考察的旅游费用12万余元，礼品开销11万多元，给巡视组领导购买手机花费6400元；还有在高级酒店包下两层楼，以及租旅游船和举办专场文艺晚会之类的等等。对此，有网友讥讽说，这哪里是什么严肃的巡视工作，分明就是在吃喝玩乐嘛。
对此，尽管秭归官方第一时间便出来作出解释，称这80万元并非全部都是该巡视组的消费，但在沸腾的舆论面前，其声音不仅弱小，也难以自圆其说，反倒是更加撩拨公众敏感的神经。有数据显示，2010年，秭归县的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8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497元。也就是说，每个巡视组成员一天的花费就相当于当地一个农民一年的全部收入。
中选网上作者肖亚洲的文章说，巡视工作原本被地方党政官员称为“政治体检”，巡视组是上级组织和领导的耳目，承担着“宣上德、达下情”的重任，人们按照古代监察制度的提法，往往把巡视人员视为“钦差大臣”。对于干部监督，坊间有句顺口溜，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组织监督太短，纪委监督太晚。有违纪违法的干部反映，一生中组织谈话只有两次，一次是入党时，一次是提拔时。如有第三次，就是“两规”谈话。话虽偏激了一些，说明平时对干部的监督不够。
巡视组每到一个地方本应独立地开展工作，不受任何干扰，回来以后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有关组织及主要领导汇报，形成自上而下的监督。历史上所谓“八府巡按”这样的清官出行查案的传说，每每令百姓振奋，当今的巡视制度也不乏现实威力。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原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线索，就是被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发现的，老百姓因此普遍对各级巡视组寄予厚望。
不过，作者丁慎毅的文章说，虽然秭归县的回应难尽民意，但接下来的问责好像也并不值得有多大的期待，最多也就是免掉几个官员，或者是一部分费用由巡视组成员个人买单，而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就事论事，应付一下民意而已。究其原因，肖亚洲的文章认为，秭归县委接待部门的账单不幸被外人发现并传上网络，于是便迅速成为了一个新闻事件，这纯属是“隔墙扔砖头”，意外砸中了秭归。更多的时候，对于这种热热闹闹的接待与被接待，没有人去扔砖头，显得很像那么回事，顺理成章得很。谁不幸被砸中了，谁就自认倒霉，无奈只得接受公众舆论的口诛笔伐，而那些有幸没被砸中的，则照旧是迎来送往，热闹非凡。事实上，如果只靠扔砖头的话，砸中的恐怕永远只是少数。
丁慎毅的文章又说，如果对比一下香港，我们相信民众的要求并非苛刻。今年7月29日的《人民日报》曾报道说，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外访开支却显得有点“寒酸”：2007年11月底至2010年10月，三年外访40余次，支出仅有98.7万，其中6次当天往返。行政长官之外，高官离港公差依例而行，《公务员事务规例》对于16万各级别公务员出差标准均有明确订定，不得僭越。针对公共机构的敏感开支，政府审计署、廉政公署会密切跟进违规事件，媒体报道有如“漫天飞雪”，违规代价之大，有效控制了个人贪欲的“泛滥”。不用走得太远，倘若能够因此而学学香港的话，湖北省委巡视组的这笔账单也算没有白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