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2年，90岁的莱妮·瑞芬斯塔尔接受了一项拍摄她本人的纪录片计划，这便是《莱妮·瑞芬斯塔尔壮丽而可怕的一生》，足足三个小时。她在镜头面前滔滔不绝（对着摄影机她谈得应该更多），给人一种十分怪异的感觉，真的像是一块活化石，或者是一只“妖怪”，令那个已成为黑白照片的悲惨年代以及有关希特勒这头恶魔的一切，变成了彩色的活动图像。令人讶异的还在于，她在镜头面前的表情有些谄媚，她的微笑中有些讨好人的样子，很难说这是出于某种习惯的“善解人意”或“通情达理”。对于这么一个富有个性的女性来说，看上去没有必要。
2003年9月8日，这位女性在过完101岁生日之后去世。在她身后出版的这本传记《极权制造》（新星出版社，2010），其中披露原来是瑞芬斯塔尔本人希望制作一部有关她的纪录片，她至少邀请过18位导演，但都没能成功，最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答应了她。对于这么一位名满天下及蒙羞忍辱的人来说，她应该不需要通过纪录片为自己增添任何高度了，她也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在希特勒年代的表现忏悔。实际原因难以想象：她需要钱。她满世界跑并且从事一项对年轻人也并不轻松的活动——深度潜水摄影，需要大量的花费。影片中有高龄的她从海面浮起，觉得心满意足的镜头。当年她为了学习潜水将自己70岁的年龄瞒报20年，谎称自己只有50岁。
年轻的纪录片导演雷·穆勒经常遇到不顺。影片中保留了他们在从前的德国乌发电影公司（差不多是欧洲的好莱坞）摄影棚现场工作的一段。要求瑞芬斯塔尔边走路边说话，她愤怒地嚷嚷：“不！这辈子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当穆勒试图与她讨论前一部影片《信仰的胜利》，她抓住年轻导演的胳膊使劲地摇来摇去。制片人担心她活不到影片拍摄结束，事先安排谈论她在第三帝国扮演的角色。在她漂亮舒适的乡间寓所，穆勒向她大声朗读在苏联档案中新发现的戈倍尔日记——她此前始终称这位纳粹宣传部长是自己的“仇敌”，瑞芬斯塔尔跳了起来，觉得这是一个阴谋。想要撤回这个计划已经晚了，她两次被制片人叫回。
这是一部以瑞芬斯塔尔本人叙述为主的影片。她试图继续掩盖隐瞒，但是戳穿它们不是这部纪录片的任务。除了邀请三个当事人（一个合作演员、两位摄影师，他们都竭力说瑞芬斯塔尔的好话），影片中没有其他构成对照的或批判的声音。如果不是同时阅读其他材料，比如这本《极权制造》，便很有可能被这位极富表演天赋且撒谎成性的女性再度迷惑。她的那本自传《里芬斯坦尔的回忆录》（学林出版社，2007），便是这样。1987年这本自传面世时，被德国媒体讽刺为“元首未完婚的新娘”。《纽约时报》的作者约翰·西蒙写道：“她是否当时就对自己撒了谎，她是否现在依然这样做，我们不可能知道。”
三个小时的传记片，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两点：第一，它在介绍瑞芬斯塔尔早期电影活动时，剪进了她早年主演的影片《圣山》以及她自己导演并演出的《蓝光》的许多片段，这是难得一见的。比如在《圣山》中她在海边起舞的那一段，正是给希特勒留下最初深刻印象的那部分。第二，它保留了瑞芬斯塔尔自己阐述《意志的胜利》这部为纳粹张目的影片，是如何达到艺术效果的。你不能不承认，在技术方面她不仅十分敬业，而且富有想像力。
这本《极权制造》材料详尽，叙述活泼，不乏“惊艳”之处：在前几页的叙述中，插进了后来发现的瑞芬斯塔尔当年的半裸照。这家伙1925年在一部票房轰动的影片《力量与美丽之路》中扮演群众演员，“大部分镜头衣不遮体”，但是她多年矢口否认，并说自己不曾看过这部影片。
二
让我们间或叫她莱妮，而不只是用她拗口的父姓。在某种意义上，这位莱妮与江青有些相似。谁能够想到，她曾经渴望主演《蓝天使》这部影片，就像江青当年“争演”话剧《赛金花》一样。没有获得一次重要的演出机会，以及永远不能成为摄影棚里的明星，是这位德国“未完成新娘”的一辈子之痛。对于红都女皇来讲，情况不也同样如此？阅读莱妮早年的生活，不免也令人想起当年“十里洋场”的上海，魏玛时期的柏林是一个时尚、浮华、开放兼混乱和颓废的地方。对于这批最早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女性来说，她们实现自己的途径实在有限，主要是文艺界，江青小时候学京剧，莱妮更早学的是舞蹈。
莱妮的父亲阿尔弗雷德出身于一个铁匠的家庭，自己是一个管道工，后来成为通风排污系统的企业家，有着德国人的标志天性：古板、保守、讲究实效。莱妮学习舞蹈获得母亲贝莎的支持，瞒着一家之主，母女俩的秘密行径加深了互相之间的感情，“在良心上我们很少感到愧疚”，女儿后来说。二十岁的莱妮生得美貌亮丽，尤其是精力充沛、健康勇敢，雄心勃勃，令每一个与她接触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她开始的道路十分顺利，一位叫做索卡尔的年轻银行家狂热地追求她，提供了舞蹈演出的全部资助，从慕尼黑、柏林、苏黎世到布拉格。从1923年底10月到1924年5月，她总共完成了70场演出。从电影中的片段看来，她的那些独舞动作夸张、激情、紧张，仿佛要脱离身体这个樊笼，消失在高处的空气中。这应该是当时德国流行的表现主义风格。以一个中国人的美感来看，舞者莱妮几乎处于狂乱的半疯状态。对于个人成功的追求，使得她对于身边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汉娜·阿伦特比这位莱妮小四岁，阿伦特的母亲喜欢在十二三岁女儿的耳边，讲述罗莎·卢森堡的故事。
她很快膝盖受伤，不能跳舞。在站台等待火车到来去看医生时，她看见了《命运山脉》这部影片的海报，那上面是一名登山运动员在白云和山巅的背景下从一面山坡移向另一面，她后来称这张海报“完全改变了我的一生”。据克拉考尔的介绍，这部影片的导演阿诺德·范克“本来是一位沉迷登山的地质学家”，后来热衷于“传播高山险坡福音”，有一段期间每年都会带来一部高山电影。克拉考尔认为，范克运用壮美的镜头传播的高山信念，包括征服高山的英雄主义，都是一种“不成熟”（他喜欢用的词）的体现，“对冰河与岩石的崇拜是被纳粹大加利用的反理性主义的征兆”，实际上“与纳粹同宗”。
莱妮遇到了这部影片中男主角的扮演者路易斯·特兰克，给他写信说自己想要担纲他下部电影的女主角与他演对手戏。这位特兰克将信与照片转给了导演范克。范克在一家医院里见了莱妮之后，写信给自己影片中的男主角说，“你才是疯了，她会是德国最伟大的女演员，你要与她和睦相处。”结果是下一部影片的出资人是索卡尔，莱妮如愿以偿地当了这部户外影片的女主角，这便是《圣山》（1926）。因为这部高山电影，莱妮的声名远扬。
参与《圣山》不仅给她积累了拍摄电影的基本经验，而且积累起所需要的人脉关系。富有魅力的女演员在这个以男人为主的小圈子里挥洒自如，在感情上处于优势和绝对主导地位。她先是鼓励范克对她的痴迷，后来一再打击他，而与剧组的其他同伴来回纠缠。特兰克自然逃不过，他是当时德国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也是后来纳粹德国时期德国男人银幕象征。不知为什么，此人后来捏造了96页的爱娃日记，于其中“描绘了”希特勒与莱妮的火热关系以及爱娃的极度嫉妒。这部影片的摄影师施耐博格后来一度与莱妮同居，他也是那部《蓝天使》的摄影师，是施耐博格的出色摄影将那位玛琳·黛德丽引荐给全世界。同时与这位漂亮女人缠绵不已的还有其他摄影师和运动健将。这本传记作者斯蒂文·巴赫形容，对于莱妮来说，性关系就像是片场的嬉戏休息。而作为女人，她有一个特殊本事：凡她经手的男人，日后都能够成为她的朋友，不断给她提供帮助。
看上去，她的野心比她的任何一位男朋友的要大得多。“竞演”《蓝天使》失败，她下决心自己拍一部影片，这便是后来的《蓝光》。故事空洞无聊，围绕着山顶上月圆的午后，从一个山洞里发出的不可思议的“蓝光”。这立即令人想起18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著名的“蓝色花朵”，也让人想起马克思批评的“庸俗的德国小市民”。他们不甘心“低处”的平庸的生活，而要到某个“高处”寻求“理想”。她和他的情人摄影师施耐博格一道实验如何才能提高画质，达到她所要的浪漫效果，比如发现运用红光过滤蓝光，便造成接近黑色的效果，不用聚光灯，那就是夜晚的景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剧本经过匈牙利电影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巴拉兹·贝拉的修饰，他帮她重写了对话，在拍摄现场指导她的表演。这位巴拉兹先生的《电影美学》在1980年代中期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电影界所熟知。传记片里90岁的莱妮提到这件事情时，居然还说巴拉兹“免费”给她提供帮助。事实是，1932影片放映之后她仍然不愿意给巴拉兹付酬，弄得巴拉兹起诉讨要。1933年霸道的女强人委托一份反犹急先锋刊物的主编处理与巴拉兹的纠纷，这位主编的头颅后来被套在了绞刑架上。到了1938年，莱妮将巴拉兹连同这部影片的出资人、那位始终对她忠心耿耿的银行家索卡尔的名字，从影片里彻底删除，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这位巴拉兹后来由柏林去了苏联，不知道他与莱妮·瑞芬斯塔尔的这一段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从这件事情上也可说明，这位莱妮是一个说谎话不脸红的人。战后盟军最终判她无罪，但说她是一个明显“缺乏道德感的人”。
《蓝光》的第一版令发行商极为不满。后来还是范克出面，将影片重新剪辑了一遍。范克认为她的问题是“不明白电影是运动的”。从范克的修改中，莱妮学到了不少东西，可是她嘴上始终不认，坚持认为《蓝光》“完全是我一个人的”。影片放映之后招致许多批评，莱妮感到无比愤怒：“那些犹太评论家怎能理解我们的精神？他们没有权利批评我们的作品。”
三
依笔者看，在瑞芬斯塔尔不断上升、获得荣耀的这段生活里，存在一个最大漏洞是：她始终没有一段完整的感情生活，她没有与身边任何一个人建立深厚的感情联系，她也没有机会较长时间倾听一个人的内心动静并养成这样的习惯，缺乏与别人分享生活中那些静谧的时刻。只有在这些时刻，在走近他人内心的同时，一个人才有可能走向自己，熟悉自己，倾听自己内部的声音，听见自身良知微弱和执着的要求，找到一条与自己沟通的道路。而她嫉妒得要死的玛琳·黛德丽（《蓝天使》的主角），在这期间却有着一段稳定的婚姻，黛德丽的丈夫是她终生的挚友。这位莱妮的个人感情像是一件空荡荡的衣服，有地方就挂一挂，能够挂到高处更好。
这个人首先没有自己生活的真相，没有自己思想感情的真相。她不习惯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有限性和漏洞。她不是先在自己身上安顿下来，而是时时做出要飞离地面的姿势。在现实中她感到沉闷无力，只有在往空中去的努力中，在脱离尘世即在将自己丢弃在身后时，她才感到自己是真实的和有力量的。她从自身需要及周围人们对她的需要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中，才建立起有关自己的认识。她把想要成为的自己当做了真实的自己，而这仅仅是一场严重的误读。当她一心想要出人头地，她便像一个妄想狂一样，努力接近自己的镜像，而全然不顾自己实际上如何，以及事实上在何方。她与自身关系是可笑的，她的愚昧正在于此。一旦与自身的关系断裂，这个人便脱离了任何真相，不管是她个人的真相还是社会的真相。
上世纪60年代在接受法国《电影手册》访谈时，瑞芬斯塔尔说：“我只能说，我本能地着迷于任何美丽的事物。是的：美丽、和谐。也许，这种对构图的关注，对形式的追求本身就是非常德国式的。但我自己确实不知道这些……这不是从意识而来，而是从潜意识而来。你还要我再补充什么呢？那些纯粹写实的、生活断面的东西，那些一般的、平庸的东西，我都是不感兴趣的”。类似的表达在她比比皆是。这是为自己的一种辩护。她在这个表述中省略和拒绝的东西非常清楚，那就是——真相。苏珊·桑塔格对于瑞芬斯塔尔的法西斯美学做过十分精辟的分析，桑塔格并说，在真相与正义之间，我选择真相，而瑞芬斯塔尔选择美，哪怕它伤天害理。桑塔格的这句话可以修改为“瑞芬斯塔尔选择谎言”，她选择与“谎言”如影相随的那种“美”。
决意脱离真相的美是什么呢？背离了对于真的追求、不再经受“真”的考验，故意漏掉那些刺痛人的真相，这种“美”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呢？它非常肤浅，非常浅薄。这种肤浅的“美学”，靠着将一切表面化的粗暴、粗俗和粗鄙才能够存在。对比她的同时代人罗伯特·卡帕在西班牙拍摄的那些照片，立刻见出审美趣味的高低。这种不带阴影的“美”，说得轻一些，是装饰、虚饰和矫饰；往深里说，是天生的谎言倾向，是谎言本身以及谎言所产生的土壤。
当然其中也有德国文化的某些根源，即浪漫主义的原因。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欧洲各国都有表现，但是很少有像德国浪漫主义这么不切实际和敌视现实的了。原因应该是当时德国最为腐朽的专制，艺术家们在这种深受限制的现实面前，更热衷于沉浸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其感情炽热而苍白，无法与现实相平行，他们的美学同时成了（替代为）他们的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这本书中，对于德国浪漫派有着入木三分的描绘。他所引用一位当年评论家是这样说的：“我不为目的所左右，目的是由我来决定的”，以及“世界，是内心生活梦想出来的一首诗”。在某种意义上，由莱妮的电影《意志的胜利》中所保存记录的那位元首所说：“国家不能命令我们这样做，正相反，是我们要这个国家怎么做”，是一种放大了的回声。
据身边的人回忆，1931年她在拍摄《蓝光》时，已经在阅读《我的奋斗》这本书了。当她在为这部影片所进行的旅途中打开这本书时，令她的同伴大吃一惊，因为她是一个不读书的人。1938年她也曾对一位英国记者承认，“在火车上、拍摄布景下、山间小溪和森林旁，我都在看这本书。”但是她后来坚持自己在为《蓝光》公开巡演时，才第一次听说希特勒的名字。无论如何，是她本人找上希特勒的这点没错。在1932年一次集会中她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受到深深感染，以致自己都“无法去叫一辆出租车”，随后马上给希特勒写信要求见他。而希特勒也恰好对她在电影中的舞蹈感觉颇好，两人一拍即合。希特勒承诺：“一旦我们掌权，一定让你给我拍电影。”
这么一位锋芒毕露的女性，何以乖乖地主动投进那头人类罕见的怪兽的怀抱？在某一点上她自我辩解是成功的：她确实不懂希特勒的政治，也始终不是纳粹党员。那么只有一点可以说明：她的美学观出了问题。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她的道德立场乃至政治立场应该会受到美学的过滤，她所处理的第一现实是美学的现实，而在美学上无法接受的，也会令她在政治和道德上无法接受。因此，事情不像有人所说，她在艺术上如何代表着一个高峰。她在技术上的追求和进展，不能说明全部美学和艺术上的事情。她为希特勒工作，实在是一个艺术家的耻辱，而不是希特勒的耻辱；是一个艺术家的灭顶之灾，而不是希特勒的，后者的罪恶与失败在别的方面。1933年，莱妮已经在公开场合运用希特勒式的敬礼，让她从前的犹太朋友骇异万分。这一年，大批犹太人开始流亡世界各地。
她后来与希特勒有许多私人接触。为了自己的目的或者告某人一状，她可以随时找到希特勒，这在其他纳粹党魁是难以想象的。她最后一次见希特勒已经是1944春天，他们的友谊维持了12年之久。如同人们所说，实际上这两人在肉体上不存在互相诱惑，但是莱妮太知道怎么利用与元首的这层关系了。她的一位十分亲近的摄影师说，她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仿佛她正是希特勒的情妇，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控制多大范围，尽管实际上她不是。她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一位朋友随口说过：“我想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就会成为他的情妇。只要他要求，那是不可避免的。很高兴的是，他没有”。这番话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女人感情如何混乱。实际上，不仅是女人，男人陷入感情上的混乱及拥有狂乱的性幻想，同样会导致理智上的极度低能。
此人一辈子只有三年的婚姻，1944年她42岁时嫁给了一位纳粹少校，对方是个花花公子，三年后离异。婚姻期间的主要时间她在接受盟军的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