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
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作盗贼。
———《约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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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者驾驶着挖掘机冲进孟家的新房，54岁的山西太原古寨村村民孟福贵被活活打死，成为中国又一个‘血拆’牺牲品。
从上海到太原古寨村，1300多公里。孟建伟的起点，是盛世欢歌，此时上海的世博会即将结束，当地的报纸上根本看不到负面报道；而他的落点，是血腥暴力，距离父亲被活活打死不到6个小时。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着孟建伟的人生。”
上述这两段话，源自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的第四十三期《南都周刊》，标题叫做“带血的拆迁”。我从零八年开始为澳门的一家媒体写时评专栏，关于中国问题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几年来当我准备专栏文章的素材时，发现对于一个评论中国时事的作者来说，“强制拆迁”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为此我阅读、收集了不少强拆甚至是血拆的案例。这几年来中国在强拆领域出现了太多令世人感到震惊、骇目、匪夷所思、义愤填膺的事件，它们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来折磨我的心胸。我常常想起这些强拆、血拆事件中受害者们的受苦和挣扎，伤心和绝望，每当我想到这些，心就像刀割似的隐隐作痛，那痛感便止不住地在我的内心弥漫了。
读到上面《南都周刊》的这则关于一个山西农民因守护房屋、被十多个拆迁凶徒群殴致死事件的报道，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那晚我独自坐在书房，正是夜阑人静的时候，室外天寒地冻，屋内很暖和，可我的心却有如外面的霜凌般冰冻，悲怒的情绪，象漫天飞舞的沙尘般层层密密地包围了我。那晚我决定日后要将自己的一些感悟写下来，同时也为了祭奠你，山西农民孟福贵。又是大半年过去了，有关你的资料在我的书架上已经摆放了好几个月，关于你的文章我一直没有动笔，但我始终没有忘记你的悲惨遭遇。今晚，有一种力量催促我坐下来写出你的故事，我在书桌前凝神构思，翻出大半年前的资料，当看到你头部、身上多处伤痕累累的死状照片时，眼泪，再也忍不住了。然而我必须暂时收起眼泪，尽量平心静气地写出这篇关于你的文章，为了内心的悲痛，为了命定的责任，也为了你的蒙难，和这个时代许许多多与你遭遇同样苦难的血拆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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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山西省太原市南郊晋源区金胜镇古寨村的一名普通农民。古寨村，是你们孟氏家族祖祖辈辈繁衍生存的地方。你是一个极普通的乡农，劳碌一生，默默无闻，在你的身上，有着中国老一辈大多数农民的品性：老实、厚道、淳朴、谨小慎微、任劳任怨。从你儿子孟建伟为你拍摄的一张照片上，我看到了你的样子，你倚靠着自家简陋房屋的房门，坐在屋前的一张板凳上，面容忧郁、愁苦，神情带着几分沧桑。你只不过才五十多岁，两鬓就有些发白了，显出超过实际年龄的苍老。你对穿着从不讲究，平常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绿军装，常戴着一顶绿军帽，身材瘦高，略微有些驼背，让人一眼看出这是一个长年劳作的农家汉子。
你生前除了种地之外，主要靠卖豆腐为生，岁月转眼间，你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豆腐了。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你就起来了，然后进入豆腐坊干活，一天每锅大约能出品三十多斤豆腐，有时甚至能出四十多斤，近几年来每斤豆腐能卖出一元钱，这样每天的收入能挣上二十多元。长年累月在豆腐坊里的碾压、浸泡、磨转、挤兑、舀装，使得你曾经挺直的脊背渐渐变得佝偻，豆腐浆汁的味道渐渐地变成你的体味。你就靠着几十年来昼夜不分地在豆腐坊里操劳忙碌，让一家五口人能够过上温饱的日子，也慢慢地将子女养大成人，甚至还培养出了一个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在儿子孟建伟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只得去做粉刷临时工的情况下，你对他说，“去复读，家里供你”。第三年他如愿考上了兰州大学，大学毕业后被保研直博，进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你们家是古寨村的一户普通农家。你和妻子郑淑荣共育有三个孩子：次女孟建芳，小学毕业后就放弃学业，去了市郊小店区的一家工厂做杂工，在流水线上用丙酮擦拭汽车散热片；幺子孟建龙，也是念完小学就辍学，之后陆续打工，去年底又与二舅前往河南，当了一名焊工学徒；孟建伟是长子，如今是复旦大学的微电子专业在读博士生。当孟建伟入读博士班之后，因为学费是免除的，加上每个月还能领取一千多元的生活补助，你们家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有所好转。可你依然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习惯，你抽的是每包两元钱的芙蓉香烟，这种最廉价的香烟是你人生少有的乐趣。孩子们对你的节俭印象深刻，“爸爸卖了30年豆腐，从来没上过饭店，也没自己买过新衣服。”去年孟建伟给父亲买了件黑色的丝绸衬衫，寄回家后才发觉尺寸太小，但你仍像宝贝似的把衣服收藏起来。如今这件摆放在衣柜里的衬衫，依然是簇崭新的。
你是一个勤劳的农人，也是一个尽责的父亲。你平生最大的心愿有二：其一是，希望能够供孩子上大学。你自己读书不多，只有小学文化，所以非常希望子女能够读大学。为此你起早贪黑地辛苦挣钱，但读书成绩一直很好的孟建伟上到中学时，昂贵的学费已经让家里无法承受。不得已妹妹和弟弟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两个年幼的弟妹靠打工帮补家用，帮你一起支付大哥的学费，最终孟建伟一直读到了博士；其二是，在家里建造一座新房。自你的三个孩子出生以来，你们全家一直住在自己的老父亲家，一家五口伴着祖父挤在一间仅二十多平方米的祖屋内，拥挤而又不便。
直到一九九七年，你才在村东头申请到了一块三分六厘的宅基地。宅基地批下来后，因为家里穷，还要留存一笔钱供孩子读书，这间房屋你们夫妇俩断断续续建了十多年。村里其他户人家建房通常会雇佣施工队，而你们家建房全靠你一人肩扛手挑，因为地势低，建房需要高出两米有余，于是你就每天卖完豆腐后，用手推车走到两里以外的地方，拉回来一车车的土和沙石，然后一车一车地自己垒好地基。就这样拉、垒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你硬是把一个很大的洼地填平了。有时候妻子心疼丈夫就唠叨几句“悠着点”，可你总是大手一挥，向妻子解释道，“我的娃要结婚，没房子咋弄？”你还不止一次地同妻子商量，等今后家里经济宽裕了，再将已建成的几间平房加个二层，成为两层楼房。妻子如今回忆道：“卖豆腐，供儿子上大学，节省下来的钱全都添补到这个房子上了。”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转眼时间来到了二零零九年，你们家终于盖好了一座共有五间平房的毛坯房。然而，你没有料到，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就在这时候，一场当地政府主导规划的强制拆迁，摧毁了你最大的心愿。
你更没有料到的是，在村民们集体不予配合拆迁的情况下，拆迁当局会不惜以杀人的方式强行拆除房屋。你为了守护耗时十多年才盖好的自家房屋，竟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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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端端的农村民房，地方政府当局为什么要将之拆除掉呢？包括孟福贵在内的古寨村六十多户村民，为什么对这一拆迁工程不予以配合呢？在拆迁的工作进程中，当局又为什么要进行暴力拆迁甚至不惜闹出人命呢？事情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据《成都商报》披露：“有关部门借口在搞太原滨河东路‘南进西扩’，实质是要在他们村建豪华别墅‘水域金岸’。打死人的黑保安公司，至少从去年开始就受雇于晋源区的国土、环保、执法、规划乃至区政府等，帮他们‘执行对违建工地施工的制止、维护重点工程建设等工作’，其中包括征地、拆迁等。”（引自《成都商报》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再来看《小康》杂志的报道：“‘大拆迁，龙城龙抬头’这是2003年太原当地媒体上最为醒目的标题。这个被称为‘龙城’的城市，曾经有过2500年的辉煌历史，但是在中国近30年的快速发展中却名落孙山。在2003到2010年间，主政这里的官员曾两度变更太原市的发展思路，但唯一不变的城市发展方向却是——向南。这座城市快速发展壮大的路径中，只有不断向南，才可以把经济开发区、新兴商业区、甚至规划中的省政府、市政府的办公地点安放下来。……按照太原市的城市规划，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北起长风桥，向南一路延伸至晋祠宾馆附近的迎宾路，全长约20公里，计划在2009年底建成。但这个宏伟计划却一度搁浅，按照太原市规划局的说法，没有按时完工的阻力就来自于途径古寨村和庞家寨村不足1公里的路段，涉及村民的拆迁安置一直没有做好。……不断膨胀前行的城市需要压缩的却是村庄的权利。”（引自《小康》杂志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从上述记者的报道看得出来，对古寨村村民房屋的拆迁，是太原市城区向南扩移的城市规划的需要。拆迁遇阻的原因，乃因为地方政府压缩了村庄的权利，也即恶意侵犯、严重损害了村民的合法权益。
那么，损害具体又是如何实施的呢？同样从这两份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得知，因先期补偿款每平方米单价不足1600元，引起了村民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因为按照这一标准，村民所得的补偿款买不起相同规格的宅基地，大多数村民认为这一补偿安置标准太低。之后更离谱的是，2010年9月，央视的节目播放了一则“山西太原回迁房变别墅”的记者曝光报道：“因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建设，市政府将古寨村列入城中村改造计划，划出600亩的回迁安置用地。村里成立了山西古鑫房地产集团，自建的回迁安置房却变成为公开对外售卖的别墅楼盘‘水域金岸’，……”。村民们这才发现，原本属于自己的回迁安置房，却被偷梁换柱变成了公开对外售卖的别墅楼盘。这一侵占村民地块利益的明显违规楼盘经电视曝光后，让原本就不同意拆迁补偿标准的古寨村民更加不满。并且，村民们看到提供给每家的安置房，“缩水”成了离村一里地之外的一栋两层槽形预制板小楼，“板壁太薄，窗户小，没人愿意去住。”到了2010年，随着古寨村周边的房地产价不断上涨，补偿款也升至每平米2600元左右，此价格仍只相当于当时房价市场价的约一半，即便如此，在发放补偿款给村民一事上出现了打白条现象。这一连串拆迁安置过程中损害村民权益的事件，引发古寨村村民普遍的强烈不满，和集体的抵触。涉及古寨村的拆迁工程因此遇到阻力，陷入僵局。
但是，强势而又颐指气使的地方当局的权威，是须臾不容置疑、不容讨价还价的。他们早已整装待发，誓要荡平一切拦阻，向着房屋冲锋陷阵，并集国家机器之合力，对目标实施定点打击或者斩首行动，然后分享战果，与商人诸君痛饮尔。他们说：“拔掉钉子户。”事就这样成了。
强制拆除的最后通牒下达了，时间，是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一日。这日，太原市晋源区行政执法分局向古寨村下发“拆除建设通知书”，并告知：“逾期不拆，将由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强制拆除，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
之后，种种强拆手段接踵而来——古寨村拆迁办雇佣的保安人员在拆迁范围的房屋的大门、外墙、窗户上，用油漆喷上大大的“拆”字；通知下发后，古寨村的路灯全部被关闭。有几户村民装在自家房屋外墙上的电表，被人偷偷拆走；村民武建国在不断的威逼骚扰之后，被强拆了一套面积296平米的房屋；
四天后，村民赵巧芳、张英峰因曾与几十名村民集体到拆迁办投诉喷漆、及质问70岁婆婆被推撞在地一事，被晋源区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之后办案民警和镇政府经办人向赵巧芳丈夫要挟，“你老婆被抓了，我们可以作交换。你签字，我们放人。”；
五天后，赵、张两人邻居张廷清的房屋突然被强制拆除，家里存留的电机、电焊机等财物也消失不见。张廷清在房子被强拆后去找区政府、拆迁办、村委会，均称“不知道是谁拆的”；
一年多前的七月，张廷清与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政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双方约定拆迁补偿金额为27万余元，但截至房屋被拆日，张廷清未拿到一分钱；
得知武、张两家房屋被强拆后，让古寨村的村民开始变得更加惶恐不安。众村民开始加强对房子的防范，尤其是周围没有邻舍的独幢房子，是拆迁方重点铲除的对象，故这些人家更是提高警觉。孟福贵、武文元两家也是独幢房子，他俩相约连夜抱着被褥到尚未入住、空无一物的新房夜间守卫；
九天后，一伙人夜间持械翻墙入户，夜间值守房屋正在睡眠中的孟福贵被活活打死，武建国被打成重伤；
观乎此，整个强拆行动逐步升级，最终演变至高潮，发展到深夜持械翻墙入户、入室行凶直接杀人、然后强拆民众房屋的地步，如此暴行，实属丧心病狂，无可比拟。
西谚云：“平民的茅草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房屋对穷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时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也就是说，穷人虽穷，但他头上的片瓦、和脚下的立锥之地，却是连拥有至高权威的国王也不能任意侵犯的，因为土地和房屋是一个人最后的安全堡垒，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财产，最私密的领域。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打家劫舍的劫匪、欺天罔人的骗子才会肆意侵犯他人的房屋权。可是，当今中国被朱佩紫的官兵却比劫匪更为凶悍，比骗子更为狡诈，他们以推土机为前锋，以各种威逼利诱的条件为幌子，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手持械器后随，以催朽拉枯之势轰隆隆碾过民众的房屋，虽房塌血溅也在所不惜，所到之处无不缴械降服，民众哭嚎于废墟瓦砾之上。有胆敢抗拒者，则以“妨害公务”、“寻衅滋事”等罪名问罪，或是往死者的身上泼上一盆“暴力抗法”的脏水。这是一场不对称的、输赢立判的战争，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明火执仗的掠夺，无数国民因此而家破人亡，或损失财产，或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在俄国，充满压逼，痛苦和野蛮的行径。”依我看，在当下中国，将这句话中的“俄国”改为“中国”，是恰如其分的。
回首一部漫长的中国朝代史，自秦以后土地基本上实行的都是私有制，历代王朝几乎都允让平民占有土地、拥有房屋，这也是中国古典社会虽专制、但尚未走到奴役地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这一史实，北京学者于建嵘在谈到当今中国的强拆问题时，才如此对记者说，“拆农民的房子，这个底线千百年来没有人去突破的，我们不能跌破底线！”而当代的一甲子中国，从头三十年的政治狂热，蜕变为后三十年的经济狂热，进而堕入疯狂逐利、贪求无厌、骋耆奔欲的深渊，成为官场“有官皆墨吏”的时代。在利欲熏心的氛围中，什么样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什么样的人间公义都敢于践踏，什么样的底线都敢于突破——又何若农民的一间房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强拆民众房屋的暴行在“地大物博”的中国长期、普遍地上演，不公平拆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强拆冲突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社会冲突，强拆惨剧成为当代中国最凄惨的悲剧。血拆，这是中国网民新造的一个富于时代特色的词汇，全称为“血腥的暴力拆迁”，这两个常见汉字的组合，道出了这个时代血淋淋的真相。血拆，既是对当代中国真实社会现状的伟大发现，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无力的绝望的泣诉。我笃信，当后世人审视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这段历史时，就一定绕不开“血拆”这个词汇。
强拆以理直气壮的方式施行，强拆是以执法的名义，强拆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强拆被贴上发展大局的标签。当年米兰昆德拉抨击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武装干涉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时，斥责其是“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在当代中国，强行拆除民众的房屋，也是以崇高的名义犯下的大面积暴行。在每一场拆迁的背后，都有着暴利的诱因。在每一间倒塌的房屋底下，都埋藏着巨大的利益。去年九月《民商》杂志刊载了罗筠的题为《土地财政是如何形成的：官商合谋的简单逻辑》的文章，其中指出，“有统计数据揭示：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获得 60%-70%，农民获得5%-10%。征地成本低，而拍地却获得了暴利。被拆迁户的利益就在政府和开发商的合谋中被损害了。”另一位土地研究专家陈铭，则更具体地计算浙江省某区域土地征收资料，所得增值收益的分配结果是：“政府为56.97%，开发商为37.79%，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户为5.24%。”经由学者们的学术论证，强拆到底是服务于民众的公共利益，还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可谓一目了然。基于此，北京学者王建勋明确指出，“大部分的拆迁都很难说是为了公共利益，相反，都是为了私人利益或者商业利益，或者少数人的利益。盖一些商场，盖一些商业楼，这根本不是公共利益。”职责原本应为服务公众的地方政府，为了攫取房地产领域的巨大利益，不再是让利于民，更不是为民谋利，而是沦为明火执仗的盗贼般竞相与民争利，赤裸裸地残民以逞。当公权力与商业手拉手结为盟友，合谋联手对付拥有房屋立足土地的民众时，这片土地正如《南方都市报》对此事件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故乡沦陷，无人幸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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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沉浸在对那个深夜的忆想之中，那是一个有罪的深夜，一个带血的黎明。
在忆想中，我得以慢慢体味一个农村死难者临死前的痛苦与残喘，呻楚与煎熬，同时，借以反思国人同胞真实的生存境遇。那夜可怖的一幕，此刻犹如电影的画面一样浮现在我眼前，清晰，压抑。
先来看那夜的先声：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日，晋源区政府组织召开了规模宏大的拆迁动员大会，古寨村最后的六十多户村民，成为摆在拆迁指挥部面前的“钉子户”。在这次会议上，晋源区领导对拆迁工作提出了硬性要求：在一周之内，必须完成对古寨村涉拆民房一半的强制拆除工作，也即一周内须拆掉一半的房子。按照这个指示，十月二十六日，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召开了一次拆前工作会议，经过综合分析拆迁平面图，决定首先对孟富贵和武文元两家进行强行拆除。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晋源区公安分局下属的保安公司机动大队负责人，在会议室里召集手下开会，部署强拆方案，决定当晚深夜采取行动。
再来看那夜可怖的场景：十月二十九日晚，你和妻子正在家里电视时从村里乡亲处获得消息，说深夜可能会有人偷摸着要来拆房子。三天前，当村里张庭清家房屋被强拆后，你和邻居武文元开始相约去他家守夜，进行“邻里互助，保卫房子”为目的的看家护院。于是看完电视后你前去武家进行深夜值守，看护两家的房屋。
这夜午夜时分，深秋的村落万籁无声，霜覆大地。一场针对两户村民房屋的强拆斩杀行动，在夜幕的掩护下正悄然展开。
凌晨两点左右，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的拆迁行动队一行十多名青壮年男子，手持镐把、砖头等凶器，在事先明确分工、并约定撤退方式的情况下，兵分多路进入古寨村武、孟两家进行强拆。这伙人携带着镐耙、砖头等器具翻墙入户，见到正在熟睡中的你和武文元二人，捣碎了玻璃便迅速冲进屋内，有人喊了句“往死里打”，当时你们俩在睡梦中刚惊醒，还未完全清醒过来，立即就遭到这伙人一通凶狠的乱打，镐耙、砖头和拳打脚踢像雨点般落在你们俩的头部、身上各个部位。
在被群殴的混乱过程中，你被人用砖头砸到头部，被人用镐把猛击到头部，鲜血顿时从你的嘴边、鼻子里喷出，流到脸上，流到地面上。你的头部有着多处镐耙击打的印痕，你的牙齿被打落，口鼻渗出血污，你的衣服被打破、撕烂，全身上下伤痕累累。由于凶徒用力过猛，殴打你的镐耙都被折断了。
在对你们俩进行凶狠残忍的群殴过程中，家里的壁灯一直都亮着。事后武文元说，“幸好那天夜里屋里的灯一直亮着，不然我们会被直接活埋的。”当这伙凶徒打完后，见你们俩血肉模糊地躺倒在地不再动弹，以为你俩均已被打死了（其实武文元系倒地装死，他因为屏息装死得以捡回一条命，但被打断了四根手指），有人抢走了你口袋里的一部手机，有人翻摸武文元兜里的钥匙去开大门，想先拖你们俩出去，然后将房子用压路机等大型工具推平。但是大门没能被打开，这伙凶徒就用挖掘机在屋子的后墙掏了个大洞，将你们俩抬出屋外，丢弃到了路边。
凌晨三点五十分，你们俩被闻讯赶来的村民送往山西省太原煤炭医院急救室进行抢救。当时接诊的急诊科医生事后回忆说：“病人送来时是昏迷的，呼吸一阵快一阵慢，上了呼吸机，自主呼吸就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心跳也没了，连去拍片都来不及。”这时候的你，手脚已经不能动弹，嘴巴不能言语，只有喉管力发出的微弱的唉哼，心跳非常的微弱，几乎都显示不出来了。可是你在迷迷糊糊中头脑里有个微弱的念头，想见孩子最后一面。你拼命地努力撑着，但是生命的气息一点一点地从你的身上流逝，你怎么留也留不住。送入医院半个多小时以后，闻讯赶来的你妻子踉踉跄跄地赶来你的床边，她只看到你“已经不能说话，张着嘴，‘嗬嗬’地向外吐气。”
凌晨五时十分，医院宣布你的死亡消息。急诊卡上记录的初诊死因是：头部外伤，脑挫裂伤。致命伤来自后脑，在那里留下了数处鸡蛋大小的骨坑。尸检报告显示出，你的颅骨碎成了11块——这是何等的用力、狠毒和凶残！此时，天仍是漆黑一片，黎明时分快要临近了。大地上笼罩着一层白茫茫的霜雾，一轮冷月在密云之间浮动，它好似不忍看这一幕。
一个体格健壮的中年汉子，在深夜就这样被强拆行动队给活活打死了！
一个靠务农和磨豆腐养家糊口的农民，一个含辛茹苦抚育三个子女长大成人的父亲，一个仅仅与村里六十多户村民一道要求公平拆迁待遇、为保卫自家房屋深夜值守的村民，当镐耙抡起，砖头扬起，你倒在地上，身上血肉模糊，鲜血流淌，头骨碎裂。你指望公义，却被地方当局指使打手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残忍地杀害了！
你死于深秋的村庄，死于一个静谧的子夜。你的死让我想起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现代青年》里主人公的父亲周世良，也是一个终生靠卖豆腐为生、供孩子念书的勤劳忠厚的乡下农民。只是他死于贫病交加，而你死于弊政。我又想起了茅盾在他的历史小说《豹子头林冲》里的一句话，那也定然是你临死前的愤慨：“什么朝廷，还不是一伙比豺狼还凶的混账东西!还不是一伙吮咂老百姓血液的魔鬼!”
因为横遭殴死，你至死也没能在自己耗费半生心力建好的新房中住上一天。你建房为了能让儿子娶上媳妇，却没能看到你儿子成家的那一天。你才刚刚年过半百，本该还有很长的一段人生路要走，本该等到儿女成家立业之后不再那么辛苦操劳，可以受享晚年、享受含饴弄孙之乐，然而这一切均被镐耙和砖头扼杀了。忙碌半生的你，再也没有机会坐在自家院子里悠闲地抽一根烟，再也没有机会接受妻子的悉心照料，儿女的尽孝膝下。
那是你们全家最悲痛的一天，你在黎明时分撒手人寰之后，你的妻子因为突遭打击而病倒，随后心肌梗塞发作入院救治。你的长子被迫中断在复旦的学业，赶赴家中料理后事，你的次女和三儿子从厂里请假，急忙从外地赶回家。一家人陷入悲愤之中，茫然不知所措。
你惨遭虐杀的地方山西太原，是我十多年前因报考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乘坐火车去过并停留数日的地方。那几天的太原曾给我留下纯朴美好的印象，如今，变成噩梦。我曾对行政法学这一研究如何控制、限制政府权力的学科下过一番功夫，如今面对你的惨死，想到我曾经浸淫的专业，我深感失落，唯有为你哀哭。
你死于万众隆庆的日子，这一天是二零一零年的十月三十日，这一天将要载入史册。这天，在你长子求学的城市上海，一场举国襄助的盛会——上海世博会即将闭幕，据说这是世界博览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盛会，据说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据说这届世博会的理念是“以人为本”，据说这届世博会的五个副主题之一是“城市和乡村的互动”。这天有曼妙的歌舞演出，还有煌煌的致辞颂赞。而你，孟福贵，一个居于山西太原南郊村庄的农民，在公权力运筹帷幄、精心策划的群殴之下死掉了，因着城市规划的需要，因着公共建设的需要，因着城市化道路的需要。你死的时候浑身上下伤痕累累，并且死无全尸，头无完骨。
这是一片遍布罪孽的土地，让我不由联想到圣经中迦勒底人靠暴力掠夺、杀人流血建立的城邑。近年来仅死于血拆的公民见诸报端的就络绎不绝，四川成都市民唐福珍为阻止强拆自焚而死，江西宜黄三人拆迁自焚叶忠诚死亡，云南曲靖居民岳喜有在拆迁现场被围殴致死，湖南株洲农民汪家正为阻止强拆自焚而死，湖北武汉七旬老妇王翠云因阻止强拆被挖土机铲土活埋致死，河北平泉农民闫海因阻止强拆被铲车轧死，江西赣县村民谢绍椿因阻止强拆被挖掘机碾压致死……。在这片充满不义的土地上，你们就象通行丛林法则的草原上将要被狮狼虎豹咬噬的羚羊，然后，命丧黄泉。你们用血淋淋的惨死让国人看到，一国之法律首先需要制衡和约束的，不是像你们这样的平民，而是公权力这种“必要的恶”；这个国家要紧的不是以暴力机器来对付你们，而是应首先将掌权者关进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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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惨遭杀害之后，媒体为之哗然，这一血拆惨案以其极度凶残再度震撼国人。你的长子孟建伟开始在网络上撰文呼吁、以寻求舆论支持，他的母校兰州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校友们发出联合声明，督促地方当局依法处理本案，最终凶徒十多人在案发后三个月内受到了刑事追究，但是凶案的幕后指挥、组织策划者在刑事审判中成了“漏网之鱼”。尽管孟建伟“希望幕后指使打人的官员能得到应有的惩戒”，尽管庭审时数名被告当庭检举他们的行为系受政府指使，并曝出“区警方要求作假”的内幕，尽管孟建伟的代理律师提出十多名被告是在地方政府授意下犯下罪行的，政府部门的有关责任人应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公诉方仅仅起诉一线打手具有明显的包庇嫌疑，尽管媒体一再呼吁“不能放过太原市暴力血拆的幕后黑手”，但最终本案的刑事责任追究部分止步于此。种种迹象表明建制受辖于地方当局的司法机关，正欲竭力抹除掉“替罪羊”背后更高层面的政府背景，而不惜罔顾法律、践踏法治，使得本案的真相仍是没有全部揭开，舆论呼吁的司法正义对于这起命案来说仍是犹如“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即”，让人喟然长叹而又莫可奈何。
自你被害之后三个月，过去被认为是“恶法”、“血染的条例”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被废止，新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开始施行，这是一部稍有进步但仍存在巨大缺陷的法规，学者和媒体人质疑声不断。虽然强拆现象早已引起民众的公愤、媒体的声讨和学术界的批判，但是出台新法规仍然不能阻止拆迁冲突不断升级的趋势，各地政商的拆迁利益链条依然所向披靡，各地对民众房屋土地的争夺依然如火如荼，孟建伟所祈愿的“希望父亲是全国暴力拆迁的最后牺牲者”，成为无法实现的奢望。在你死之后的这大半年来，类似于你的血拆惨案不断地在各地上演，有在强拆现场被殴打致死，有因强拆上访无望自焚而死，有因阻止强拆被活埋致死，有因阻止强拆被挖掘机碾压致死，有应邀赴宴协商拆迁事宜在饭桌上被刀捅死……这片土地上无数原本安稳居家过日子的民众，在推土机的强势推进下拱手而降，惨哭无援。你们那曾经温暖的家，一瞬间变成断瓦残垣；你们本应是这片国土上的主人，却沦为受逼迫的将宰的羊。疯狂的强拆就像急骤的暴风般在大地上肆虐狂舞，所刮卷之处你们的房屋和血肉之躯摇摇欲坠，你们冤屈难伸，你们没有避难所。就算再骇人的血拆惨剧，就算不断推出新的法律，也阻挡不了各地拆迁利益集团的侵欲无厌、其欲逐逐。如果不矫正这个国家的发展思路，不将政府职能重新归位为保障民权，不对公权力建立起分权与制衡的机制，一起又一起的血拆悲剧还将难以避免，一声又一声的凄厉哭号还将哀鸣不绝。
如今，你离开人世间已经大半年了，你曾经长年陪伴的豆腐坊已不再转动，你生前唯一的那件丝绸衬衫已无人穿起，你生前居住的村庄已失去往日的宁静与祥和，流经这里的汾河也已日渐干涸。你离开的时候正值深秋，转眼间如今已是盛夏，岁月与年华共增，亲人对你的哀伤和思念却从未停止。你被安葬在村庄西边的一处陡坡的坟岗里，黄土枯草丛中，如今这里再无人侵扰，也再无需加以防范。这里是你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这里是你宁静的家园。
写于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作盗贼。
———《约伯记》
1
“拆迁者驾驶着挖掘机冲进孟家的新房，54岁的山西太原古寨村村民孟福贵被活活打死，成为中国又一个‘血拆’牺牲品。
从上海到太原古寨村，1300多公里。孟建伟的起点，是盛世欢歌，此时上海的世博会即将结束，当地的报纸上根本看不到负面报道；而他的落点，是血腥暴力，距离父亲被活活打死不到6个小时。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着孟建伟的人生。”
上述这两段话，源自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的第四十三期《南都周刊》，标题叫做“带血的拆迁”。我从零八年开始为澳门的一家媒体写时评专栏，关于中国问题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几年来当我准备专栏文章的素材时，发现对于一个评论中国时事的作者来说，“强制拆迁”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为此我阅读、收集了不少强拆甚至是血拆的案例。这几年来中国在强拆领域出现了太多令世人感到震惊、骇目、匪夷所思、义愤填膺的事件，它们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来折磨我的心胸。我常常想起这些强拆、血拆事件中受害者们的受苦和挣扎，伤心和绝望，每当我想到这些，心就像刀割似的隐隐作痛，那痛感便止不住地在我的内心弥漫了。
读到上面《南都周刊》的这则关于一个山西农民因守护房屋、被十多个拆迁凶徒群殴致死事件的报道，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那晚我独自坐在书房，正是夜阑人静的时候，室外天寒地冻，屋内很暖和，可我的心却有如外面的霜凌般冰冻，悲怒的情绪，象漫天飞舞的沙尘般层层密密地包围了我。那晚我决定日后要将自己的一些感悟写下来，同时也为了祭奠你，山西农民孟福贵。又是大半年过去了，有关你的资料在我的书架上已经摆放了好几个月，关于你的文章我一直没有动笔，但我始终没有忘记你的悲惨遭遇。今晚，有一种力量催促我坐下来写出你的故事，我在书桌前凝神构思，翻出大半年前的资料，当看到你头部、身上多处伤痕累累的死状照片时，眼泪，再也忍不住了。然而我必须暂时收起眼泪，尽量平心静气地写出这篇关于你的文章，为了内心的悲痛，为了命定的责任，也为了你的蒙难，和这个时代许许多多与你遭遇同样苦难的血拆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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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山西省太原市南郊晋源区金胜镇古寨村的一名普通农民。古寨村，是你们孟氏家族祖祖辈辈繁衍生存的地方。你是一个极普通的乡农，劳碌一生，默默无闻，在你的身上，有着中国老一辈大多数农民的品性：老实、厚道、淳朴、谨小慎微、任劳任怨。从你儿子孟建伟为你拍摄的一张照片上，我看到了你的样子，你倚靠着自家简陋房屋的房门，坐在屋前的一张板凳上，面容忧郁、愁苦，神情带着几分沧桑。你只不过才五十多岁，两鬓就有些发白了，显出超过实际年龄的苍老。你对穿着从不讲究，平常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绿军装，常戴着一顶绿军帽，身材瘦高，略微有些驼背，让人一眼看出这是一个长年劳作的农家汉子。
你生前除了种地之外，主要靠卖豆腐为生，岁月转眼间，你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豆腐了。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你就起来了，然后进入豆腐坊干活，一天每锅大约能出品三十多斤豆腐，有时甚至能出四十多斤，近几年来每斤豆腐能卖出一元钱，这样每天的收入能挣上二十多元。长年累月在豆腐坊里的碾压、浸泡、磨转、挤兑、舀装，使得你曾经挺直的脊背渐渐变得佝偻，豆腐浆汁的味道渐渐地变成你的体味。你就靠着几十年来昼夜不分地在豆腐坊里操劳忙碌，让一家五口人能够过上温饱的日子，也慢慢地将子女养大成人，甚至还培养出了一个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在儿子孟建伟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只得去做粉刷临时工的情况下，你对他说，“去复读，家里供你”。第三年他如愿考上了兰州大学，大学毕业后被保研直博，进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你们家是古寨村的一户普通农家。你和妻子郑淑荣共育有三个孩子：次女孟建芳，小学毕业后就放弃学业，去了市郊小店区的一家工厂做杂工，在流水线上用丙酮擦拭汽车散热片；幺子孟建龙，也是念完小学就辍学，之后陆续打工，去年底又与二舅前往河南，当了一名焊工学徒；孟建伟是长子，如今是复旦大学的微电子专业在读博士生。当孟建伟入读博士班之后，因为学费是免除的，加上每个月还能领取一千多元的生活补助，你们家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有所好转。可你依然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习惯，你抽的是每包两元钱的芙蓉香烟，这种最廉价的香烟是你人生少有的乐趣。孩子们对你的节俭印象深刻，“爸爸卖了30年豆腐，从来没上过饭店，也没自己买过新衣服。”去年孟建伟给父亲买了件黑色的丝绸衬衫，寄回家后才发觉尺寸太小，但你仍像宝贝似的把衣服收藏起来。如今这件摆放在衣柜里的衬衫，依然是簇崭新的。
你是一个勤劳的农人，也是一个尽责的父亲。你平生最大的心愿有二：其一是，希望能够供孩子上大学。你自己读书不多，只有小学文化，所以非常希望子女能够读大学。为此你起早贪黑地辛苦挣钱，但读书成绩一直很好的孟建伟上到中学时，昂贵的学费已经让家里无法承受。不得已妹妹和弟弟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两个年幼的弟妹靠打工帮补家用，帮你一起支付大哥的学费，最终孟建伟一直读到了博士；其二是，在家里建造一座新房。自你的三个孩子出生以来，你们全家一直住在自己的老父亲家，一家五口伴着祖父挤在一间仅二十多平方米的祖屋内，拥挤而又不便。
直到一九九七年，你才在村东头申请到了一块三分六厘的宅基地。宅基地批下来后，因为家里穷，还要留存一笔钱供孩子读书，这间房屋你们夫妇俩断断续续建了十多年。村里其他户人家建房通常会雇佣施工队，而你们家建房全靠你一人肩扛手挑，因为地势低，建房需要高出两米有余，于是你就每天卖完豆腐后，用手推车走到两里以外的地方，拉回来一车车的土和沙石，然后一车一车地自己垒好地基。就这样拉、垒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你硬是把一个很大的洼地填平了。有时候妻子心疼丈夫就唠叨几句“悠着点”，可你总是大手一挥，向妻子解释道，“我的娃要结婚，没房子咋弄？”你还不止一次地同妻子商量，等今后家里经济宽裕了，再将已建成的几间平房加个二层，成为两层楼房。妻子如今回忆道：“卖豆腐，供儿子上大学，节省下来的钱全都添补到这个房子上了。”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转眼时间来到了二零零九年，你们家终于盖好了一座共有五间平房的毛坯房。然而，你没有料到，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就在这时候，一场当地政府主导规划的强制拆迁，摧毁了你最大的心愿。
你更没有料到的是，在村民们集体不予配合拆迁的情况下，拆迁当局会不惜以杀人的方式强行拆除房屋。你为了守护耗时十多年才盖好的自家房屋，竟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3
好端端的农村民房，地方政府当局为什么要将之拆除掉呢？包括孟福贵在内的古寨村六十多户村民，为什么对这一拆迁工程不予以配合呢？在拆迁的工作进程中，当局又为什么要进行暴力拆迁甚至不惜闹出人命呢？事情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据《成都商报》披露：“有关部门借口在搞太原滨河东路‘南进西扩’，实质是要在他们村建豪华别墅‘水域金岸’。打死人的黑保安公司，至少从去年开始就受雇于晋源区的国土、环保、执法、规划乃至区政府等，帮他们‘执行对违建工地施工的制止、维护重点工程建设等工作’，其中包括征地、拆迁等。”（引自《成都商报》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再来看《小康》杂志的报道：“‘大拆迁，龙城龙抬头’这是2003年太原当地媒体上最为醒目的标题。这个被称为‘龙城’的城市，曾经有过2500年的辉煌历史，但是在中国近30年的快速发展中却名落孙山。在2003到2010年间，主政这里的官员曾两度变更太原市的发展思路，但唯一不变的城市发展方向却是——向南。这座城市快速发展壮大的路径中，只有不断向南，才可以把经济开发区、新兴商业区、甚至规划中的省政府、市政府的办公地点安放下来。……按照太原市的城市规划，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北起长风桥，向南一路延伸至晋祠宾馆附近的迎宾路，全长约20公里，计划在2009年底建成。但这个宏伟计划却一度搁浅，按照太原市规划局的说法，没有按时完工的阻力就来自于途径古寨村和庞家寨村不足1公里的路段，涉及村民的拆迁安置一直没有做好。……不断膨胀前行的城市需要压缩的却是村庄的权利。”（引自《小康》杂志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从上述记者的报道看得出来，对古寨村村民房屋的拆迁，是太原市城区向南扩移的城市规划的需要。拆迁遇阻的原因，乃因为地方政府压缩了村庄的权利，也即恶意侵犯、严重损害了村民的合法权益。
那么，损害具体又是如何实施的呢？同样从这两份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得知，因先期补偿款每平方米单价不足1600元，引起了村民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因为按照这一标准，村民所得的补偿款买不起相同规格的宅基地，大多数村民认为这一补偿安置标准太低。之后更离谱的是，2010年9月，央视的节目播放了一则“山西太原回迁房变别墅”的记者曝光报道：“因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建设，市政府将古寨村列入城中村改造计划，划出600亩的回迁安置用地。村里成立了山西古鑫房地产集团，自建的回迁安置房却变成为公开对外售卖的别墅楼盘‘水域金岸’，……”。村民们这才发现，原本属于自己的回迁安置房，却被偷梁换柱变成了公开对外售卖的别墅楼盘。这一侵占村民地块利益的明显违规楼盘经电视曝光后，让原本就不同意拆迁补偿标准的古寨村民更加不满。并且，村民们看到提供给每家的安置房，“缩水”成了离村一里地之外的一栋两层槽形预制板小楼，“板壁太薄，窗户小，没人愿意去住。”到了2010年，随着古寨村周边的房地产价不断上涨，补偿款也升至每平米2600元左右，此价格仍只相当于当时房价市场价的约一半，即便如此，在发放补偿款给村民一事上出现了打白条现象。这一连串拆迁安置过程中损害村民权益的事件，引发古寨村村民普遍的强烈不满，和集体的抵触。涉及古寨村的拆迁工程因此遇到阻力，陷入僵局。
但是，强势而又颐指气使的地方当局的权威，是须臾不容置疑、不容讨价还价的。他们早已整装待发，誓要荡平一切拦阻，向着房屋冲锋陷阵，并集国家机器之合力，对目标实施定点打击或者斩首行动，然后分享战果，与商人诸君痛饮尔。他们说：“拔掉钉子户。”事就这样成了。
强制拆除的最后通牒下达了，时间，是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一日。这日，太原市晋源区行政执法分局向古寨村下发“拆除建设通知书”，并告知：“逾期不拆，将由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强制拆除，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
之后，种种强拆手段接踵而来——古寨村拆迁办雇佣的保安人员在拆迁范围的房屋的大门、外墙、窗户上，用油漆喷上大大的“拆”字；通知下发后，古寨村的路灯全部被关闭。有几户村民装在自家房屋外墙上的电表，被人偷偷拆走；村民武建国在不断的威逼骚扰之后，被强拆了一套面积296平米的房屋；
四天后，村民赵巧芳、张英峰因曾与几十名村民集体到拆迁办投诉喷漆、及质问70岁婆婆被推撞在地一事，被晋源区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之后办案民警和镇政府经办人向赵巧芳丈夫要挟，“你老婆被抓了，我们可以作交换。你签字，我们放人。”；
五天后，赵、张两人邻居张廷清的房屋突然被强制拆除，家里存留的电机、电焊机等财物也消失不见。张廷清在房子被强拆后去找区政府、拆迁办、村委会，均称“不知道是谁拆的”；
一年多前的七月，张廷清与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政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双方约定拆迁补偿金额为27万余元，但截至房屋被拆日，张廷清未拿到一分钱；
得知武、张两家房屋被强拆后，让古寨村的村民开始变得更加惶恐不安。众村民开始加强对房子的防范，尤其是周围没有邻舍的独幢房子，是拆迁方重点铲除的对象，故这些人家更是提高警觉。孟福贵、武文元两家也是独幢房子，他俩相约连夜抱着被褥到尚未入住、空无一物的新房夜间守卫；
九天后，一伙人夜间持械翻墙入户，夜间值守房屋正在睡眠中的孟福贵被活活打死，武建国被打成重伤；
观乎此，整个强拆行动逐步升级，最终演变至高潮，发展到深夜持械翻墙入户、入室行凶直接杀人、然后强拆民众房屋的地步，如此暴行，实属丧心病狂，无可比拟。
西谚云：“平民的茅草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房屋对穷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时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也就是说，穷人虽穷，但他头上的片瓦、和脚下的立锥之地，却是连拥有至高权威的国王也不能任意侵犯的，因为土地和房屋是一个人最后的安全堡垒，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财产，最私密的领域。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打家劫舍的劫匪、欺天罔人的骗子才会肆意侵犯他人的房屋权。可是，当今中国被朱佩紫的官兵却比劫匪更为凶悍，比骗子更为狡诈，他们以推土机为前锋，以各种威逼利诱的条件为幌子，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手持械器后随，以催朽拉枯之势轰隆隆碾过民众的房屋，虽房塌血溅也在所不惜，所到之处无不缴械降服，民众哭嚎于废墟瓦砾之上。有胆敢抗拒者，则以“妨害公务”、“寻衅滋事”等罪名问罪，或是往死者的身上泼上一盆“暴力抗法”的脏水。这是一场不对称的、输赢立判的战争，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明火执仗的掠夺，无数国民因此而家破人亡，或损失财产，或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在俄国，充满压逼，痛苦和野蛮的行径。”依我看，在当下中国，将这句话中的“俄国”改为“中国”，是恰如其分的。
回首一部漫长的中国朝代史，自秦以后土地基本上实行的都是私有制，历代王朝几乎都允让平民占有土地、拥有房屋，这也是中国古典社会虽专制、但尚未走到奴役地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这一史实，北京学者于建嵘在谈到当今中国的强拆问题时，才如此对记者说，“拆农民的房子，这个底线千百年来没有人去突破的，我们不能跌破底线！”而当代的一甲子中国，从头三十年的政治狂热，蜕变为后三十年的经济狂热，进而堕入疯狂逐利、贪求无厌、骋耆奔欲的深渊，成为官场“有官皆墨吏”的时代。在利欲熏心的氛围中，什么样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什么样的人间公义都敢于践踏，什么样的底线都敢于突破——又何若农民的一间房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强拆民众房屋的暴行在“地大物博”的中国长期、普遍地上演，不公平拆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强拆冲突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社会冲突，强拆惨剧成为当代中国最凄惨的悲剧。血拆，这是中国网民新造的一个富于时代特色的词汇，全称为“血腥的暴力拆迁”，这两个常见汉字的组合，道出了这个时代血淋淋的真相。血拆，既是对当代中国真实社会现状的伟大发现，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无力的绝望的泣诉。我笃信，当后世人审视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这段历史时，就一定绕不开“血拆”这个词汇。
强拆以理直气壮的方式施行，强拆是以执法的名义，强拆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强拆被贴上发展大局的标签。当年米兰昆德拉抨击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武装干涉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时，斥责其是“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在当代中国，强行拆除民众的房屋，也是以崇高的名义犯下的大面积暴行。在每一场拆迁的背后，都有着暴利的诱因。在每一间倒塌的房屋底下，都埋藏着巨大的利益。去年九月《民商》杂志刊载了罗筠的题为《土地财政是如何形成的：官商合谋的简单逻辑》的文章，其中指出，“有统计数据揭示：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获得 60%-70%，农民获得5%-10%。征地成本低，而拍地却获得了暴利。被拆迁户的利益就在政府和开发商的合谋中被损害了。”另一位土地研究专家陈铭，则更具体地计算浙江省某区域土地征收资料，所得增值收益的分配结果是：“政府为56.97%，开发商为37.79%，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户为5.24%。”经由学者们的学术论证，强拆到底是服务于民众的公共利益，还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可谓一目了然。基于此，北京学者王建勋明确指出，“大部分的拆迁都很难说是为了公共利益，相反，都是为了私人利益或者商业利益，或者少数人的利益。盖一些商场，盖一些商业楼，这根本不是公共利益。”职责原本应为服务公众的地方政府，为了攫取房地产领域的巨大利益，不再是让利于民，更不是为民谋利，而是沦为明火执仗的盗贼般竞相与民争利，赤裸裸地残民以逞。当公权力与商业手拉手结为盟友，合谋联手对付拥有房屋立足土地的民众时，这片土地正如《南方都市报》对此事件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故乡沦陷，无人幸免”了。
4
此刻，我沉浸在对那个深夜的忆想之中，那是一个有罪的深夜，一个带血的黎明。
在忆想中，我得以慢慢体味一个农村死难者临死前的痛苦与残喘，呻楚与煎熬，同时，借以反思国人同胞真实的生存境遇。那夜可怖的一幕，此刻犹如电影的画面一样浮现在我眼前，清晰，压抑。
先来看那夜的先声：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日，晋源区政府组织召开了规模宏大的拆迁动员大会，古寨村最后的六十多户村民，成为摆在拆迁指挥部面前的“钉子户”。在这次会议上，晋源区领导对拆迁工作提出了硬性要求：在一周之内，必须完成对古寨村涉拆民房一半的强制拆除工作，也即一周内须拆掉一半的房子。按照这个指示，十月二十六日，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召开了一次拆前工作会议，经过综合分析拆迁平面图，决定首先对孟富贵和武文元两家进行强行拆除。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晋源区公安分局下属的保安公司机动大队负责人，在会议室里召集手下开会，部署强拆方案，决定当晚深夜采取行动。
再来看那夜可怖的场景：十月二十九日晚，你和妻子正在家里电视时从村里乡亲处获得消息，说深夜可能会有人偷摸着要来拆房子。三天前，当村里张庭清家房屋被强拆后，你和邻居武文元开始相约去他家守夜，进行“邻里互助，保卫房子”为目的的看家护院。于是看完电视后你前去武家进行深夜值守，看护两家的房屋。
这夜午夜时分，深秋的村落万籁无声，霜覆大地。一场针对两户村民房屋的强拆斩杀行动，在夜幕的掩护下正悄然展开。
凌晨两点左右，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机动大队的拆迁行动队一行十多名青壮年男子，手持镐把、砖头等凶器，在事先明确分工、并约定撤退方式的情况下，兵分多路进入古寨村武、孟两家进行强拆。这伙人携带着镐耙、砖头等器具翻墙入户，见到正在熟睡中的你和武文元二人，捣碎了玻璃便迅速冲进屋内，有人喊了句“往死里打”，当时你们俩在睡梦中刚惊醒，还未完全清醒过来，立即就遭到这伙人一通凶狠的乱打，镐耙、砖头和拳打脚踢像雨点般落在你们俩的头部、身上各个部位。
在被群殴的混乱过程中，你被人用砖头砸到头部，被人用镐把猛击到头部，鲜血顿时从你的嘴边、鼻子里喷出，流到脸上，流到地面上。你的头部有着多处镐耙击打的印痕，你的牙齿被打落，口鼻渗出血污，你的衣服被打破、撕烂，全身上下伤痕累累。由于凶徒用力过猛，殴打你的镐耙都被折断了。
在对你们俩进行凶狠残忍的群殴过程中，家里的壁灯一直都亮着。事后武文元说，“幸好那天夜里屋里的灯一直亮着，不然我们会被直接活埋的。”当这伙凶徒打完后，见你们俩血肉模糊地躺倒在地不再动弹，以为你俩均已被打死了（其实武文元系倒地装死，他因为屏息装死得以捡回一条命，但被打断了四根手指），有人抢走了你口袋里的一部手机，有人翻摸武文元兜里的钥匙去开大门，想先拖你们俩出去，然后将房子用压路机等大型工具推平。但是大门没能被打开，这伙凶徒就用挖掘机在屋子的后墙掏了个大洞，将你们俩抬出屋外，丢弃到了路边。
凌晨三点五十分，你们俩被闻讯赶来的村民送往山西省太原煤炭医院急救室进行抢救。当时接诊的急诊科医生事后回忆说：“病人送来时是昏迷的，呼吸一阵快一阵慢，上了呼吸机，自主呼吸就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心跳也没了，连去拍片都来不及。”这时候的你，手脚已经不能动弹，嘴巴不能言语，只有喉管力发出的微弱的唉哼，心跳非常的微弱，几乎都显示不出来了。可是你在迷迷糊糊中头脑里有个微弱的念头，想见孩子最后一面。你拼命地努力撑着，但是生命的气息一点一点地从你的身上流逝，你怎么留也留不住。送入医院半个多小时以后，闻讯赶来的你妻子踉踉跄跄地赶来你的床边，她只看到你“已经不能说话，张着嘴，‘嗬嗬’地向外吐气。”
凌晨五时十分，医院宣布你的死亡消息。急诊卡上记录的初诊死因是：头部外伤，脑挫裂伤。致命伤来自后脑，在那里留下了数处鸡蛋大小的骨坑。尸检报告显示出，你的颅骨碎成了11块——这是何等的用力、狠毒和凶残！此时，天仍是漆黑一片，黎明时分快要临近了。大地上笼罩着一层白茫茫的霜雾，一轮冷月在密云之间浮动，它好似不忍看这一幕。
一个体格健壮的中年汉子，在深夜就这样被强拆行动队给活活打死了！
一个靠务农和磨豆腐养家糊口的农民，一个含辛茹苦抚育三个子女长大成人的父亲，一个仅仅与村里六十多户村民一道要求公平拆迁待遇、为保卫自家房屋深夜值守的村民，当镐耙抡起，砖头扬起，你倒在地上，身上血肉模糊，鲜血流淌，头骨碎裂。你指望公义，却被地方当局指使打手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残忍地杀害了！
你死于深秋的村庄，死于一个静谧的子夜。你的死让我想起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现代青年》里主人公的父亲周世良，也是一个终生靠卖豆腐为生、供孩子念书的勤劳忠厚的乡下农民。只是他死于贫病交加，而你死于弊政。我又想起了茅盾在他的历史小说《豹子头林冲》里的一句话，那也定然是你临死前的愤慨：“什么朝廷，还不是一伙比豺狼还凶的混账东西!还不是一伙吮咂老百姓血液的魔鬼!”
因为横遭殴死，你至死也没能在自己耗费半生心力建好的新房中住上一天。你建房为了能让儿子娶上媳妇，却没能看到你儿子成家的那一天。你才刚刚年过半百，本该还有很长的一段人生路要走，本该等到儿女成家立业之后不再那么辛苦操劳，可以受享晚年、享受含饴弄孙之乐，然而这一切均被镐耙和砖头扼杀了。忙碌半生的你，再也没有机会坐在自家院子里悠闲地抽一根烟，再也没有机会接受妻子的悉心照料，儿女的尽孝膝下。
那是你们全家最悲痛的一天，你在黎明时分撒手人寰之后，你的妻子因为突遭打击而病倒，随后心肌梗塞发作入院救治。你的长子被迫中断在复旦的学业，赶赴家中料理后事，你的次女和三儿子从厂里请假，急忙从外地赶回家。一家人陷入悲愤之中，茫然不知所措。
你惨遭虐杀的地方山西太原，是我十多年前因报考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乘坐火车去过并停留数日的地方。那几天的太原曾给我留下纯朴美好的印象，如今，变成噩梦。我曾对行政法学这一研究如何控制、限制政府权力的学科下过一番功夫，如今面对你的惨死，想到我曾经浸淫的专业，我深感失落，唯有为你哀哭。
你死于万众隆庆的日子，这一天是二零一零年的十月三十日，这一天将要载入史册。这天，在你长子求学的城市上海，一场举国襄助的盛会——上海世博会即将闭幕，据说这是世界博览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盛会，据说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据说这届世博会的理念是“以人为本”，据说这届世博会的五个副主题之一是“城市和乡村的互动”。这天有曼妙的歌舞演出，还有煌煌的致辞颂赞。而你，孟福贵，一个居于山西太原南郊村庄的农民，在公权力运筹帷幄、精心策划的群殴之下死掉了，因着城市规划的需要，因着公共建设的需要，因着城市化道路的需要。你死的时候浑身上下伤痕累累，并且死无全尸，头无完骨。
这是一片遍布罪孽的土地，让我不由联想到圣经中迦勒底人靠暴力掠夺、杀人流血建立的城邑。近年来仅死于血拆的公民见诸报端的就络绎不绝，四川成都市民唐福珍为阻止强拆自焚而死，江西宜黄三人拆迁自焚叶忠诚死亡，云南曲靖居民岳喜有在拆迁现场被围殴致死，湖南株洲农民汪家正为阻止强拆自焚而死，湖北武汉七旬老妇王翠云因阻止强拆被挖土机铲土活埋致死，河北平泉农民闫海因阻止强拆被铲车轧死，江西赣县村民谢绍椿因阻止强拆被挖掘机碾压致死……。在这片充满不义的土地上，你们就象通行丛林法则的草原上将要被狮狼虎豹咬噬的羚羊，然后，命丧黄泉。你们用血淋淋的惨死让国人看到，一国之法律首先需要制衡和约束的，不是像你们这样的平民，而是公权力这种“必要的恶”；这个国家要紧的不是以暴力机器来对付你们，而是应首先将掌权者关进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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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惨遭杀害之后，媒体为之哗然，这一血拆惨案以其极度凶残再度震撼国人。你的长子孟建伟开始在网络上撰文呼吁、以寻求舆论支持，他的母校兰州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校友们发出联合声明，督促地方当局依法处理本案，最终凶徒十多人在案发后三个月内受到了刑事追究，但是凶案的幕后指挥、组织策划者在刑事审判中成了“漏网之鱼”。尽管孟建伟“希望幕后指使打人的官员能得到应有的惩戒”，尽管庭审时数名被告当庭检举他们的行为系受政府指使，并曝出“区警方要求作假”的内幕，尽管孟建伟的代理律师提出十多名被告是在地方政府授意下犯下罪行的，政府部门的有关责任人应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公诉方仅仅起诉一线打手具有明显的包庇嫌疑，尽管媒体一再呼吁“不能放过太原市暴力血拆的幕后黑手”，但最终本案的刑事责任追究部分止步于此。种种迹象表明建制受辖于地方当局的司法机关，正欲竭力抹除掉“替罪羊”背后更高层面的政府背景，而不惜罔顾法律、践踏法治，使得本案的真相仍是没有全部揭开，舆论呼吁的司法正义对于这起命案来说仍是犹如“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即”，让人喟然长叹而又莫可奈何。
自你被害之后三个月，过去被认为是“恶法”、“血染的条例”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被废止，新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开始施行，这是一部稍有进步但仍存在巨大缺陷的法规，学者和媒体人质疑声不断。虽然强拆现象早已引起民众的公愤、媒体的声讨和学术界的批判，但是出台新法规仍然不能阻止拆迁冲突不断升级的趋势，各地政商的拆迁利益链条依然所向披靡，各地对民众房屋土地的争夺依然如火如荼，孟建伟所祈愿的“希望父亲是全国暴力拆迁的最后牺牲者”，成为无法实现的奢望。在你死之后的这大半年来，类似于你的血拆惨案不断地在各地上演，有在强拆现场被殴打致死，有因强拆上访无望自焚而死，有因阻止强拆被活埋致死，有因阻止强拆被挖掘机碾压致死，有应邀赴宴协商拆迁事宜在饭桌上被刀捅死……这片土地上无数原本安稳居家过日子的民众，在推土机的强势推进下拱手而降，惨哭无援。你们那曾经温暖的家，一瞬间变成断瓦残垣；你们本应是这片国土上的主人，却沦为受逼迫的将宰的羊。疯狂的强拆就像急骤的暴风般在大地上肆虐狂舞，所刮卷之处你们的房屋和血肉之躯摇摇欲坠，你们冤屈难伸，你们没有避难所。就算再骇人的血拆惨剧，就算不断推出新的法律，也阻挡不了各地拆迁利益集团的侵欲无厌、其欲逐逐。如果不矫正这个国家的发展思路，不将政府职能重新归位为保障民权，不对公权力建立起分权与制衡的机制，一起又一起的血拆悲剧还将难以避免，一声又一声的凄厉哭号还将哀鸣不绝。
如今，你离开人世间已经大半年了，你曾经长年陪伴的豆腐坊已不再转动，你生前唯一的那件丝绸衬衫已无人穿起，你生前居住的村庄已失去往日的宁静与祥和，流经这里的汾河也已日渐干涸。你离开的时候正值深秋，转眼间如今已是盛夏，岁月与年华共增，亲人对你的哀伤和思念却从未停止。你被安葬在村庄西边的一处陡坡的坟岗里，黄土枯草丛中，如今这里再无人侵扰，也再无需加以防范。这里是你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这里是你宁静的家园。
写于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